與顧炎武齊名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受王學自做主宰思想的影響，發展了儒學中的民主性精華，寫成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明夷待訪錄》。他批評了以往的君主觀，尖銳指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在創業時犧牲無數人的性命，守成時搜刮天下人的血汗，以滿足一己的私慾。他認為，上古時代人民是天下之主而君是客，三代以後則倒了過來，君是主而人民是客。三代以上之法是“天下之法”，後世之法則是君主“一家之法”。他要求廢除“一家之法”，恢複“天下之法”;變君主民客為民主君客，使人民重新成為君的服務對象。這些思想是近代民主意識的萌芽。為改變君主專製，他提出把學校變為議政機關，天子的政策法令要經學校議論通過方可實施。他的學校已經具有資產階級議會的某些功能，在當時能提出這種設想，的確難能可貴。黃宗羲也是著名的曆史學家，熟悉明史，有專著數部，以布衣身份從事《明史》的修撰，其中不少重大疑難問題是由他定下來的。他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宋、元、明哲學史資料，以學案體裁係統反映了宋、元、明各個學派的麵貌和演變。他用史學之實，反對了理學的空疏。
與顧黃同時的大哲學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繼承並發展了張載的學說，他認為，理不在氣外，道不在器外，真正的實體是氣或器，理或道是氣或器的運動規律。否定了程朱的高高在上的天理。在他看來，道隨器的變化而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樣，人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日生而日成，在學習和實踐的活動中形成、變化。他還對宋明儒者“存天理，去人慾”的口號提出批評，認為理離不開欲，理是調節慾求的準則，去了欲怎麽會有理呢!王夫之思想深刻，知識豐富，達到了儒家理學的新高峰。
這時提倡經世致用的還有哲學家顏元(公元1635—1704年)，他認為理學家們要人讀書、靜坐、內省，而不鼓勵人們去做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事，一麵害了讀書人，使他們成為弱人病人無用人，同時也誤了國家，使它無人治理，無人保衛，走向滅亡。他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下造實績”(《存學編·上陸標亭書》)，用實實在在的踐履，代替道學關於理氣心性的空談。
由於清政府用高壓手段禁止人們探討現實問題，鼓勵讀書人脫離實際搞考據。因此，顧、黃開創的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新經學和史學研究，幹、嘉以後逐漸轉變成為考據之學。
考據就是從文字、音韻、訓詁、名物製度、天文曆算、地理史實等各方麵的研究入手，對古代典籍進行詮釋。清代對古文獻的整理和詮釋成績卓著，遠勝前人，其中一些成果在思想史上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如胡渭的《易圖明辨》論證朱熹等人奉為神明的《太極圖》，原本是道教的《太極先天之圖》。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證明道學的一本經典《古文尚書》，是晉人王肅編造的偽書。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通過對天理、人慾等字和詞的解釋，批評宋明儒把理欲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他們的理是尊貴者壓迫卑賤者的工具，是殘忍的殺人兇器。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而以理殺人更為殘酷。
但是，人畢竟生活在社會生活之中，清代深刻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強烈地吸引讀書人的注意。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許多人拋棄考據，轉而研究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鴉片戰爭前後，公羊學者龔自珍(公元1792—1841年)、魏源(公元1794—1857年)提出改革朝政和學習外國技藝以製服它們的響亮口號，在當時的政界和知識界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是儒學在封建社會結束時的最後閃光。
第五節 儒家思想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特別是它的政治倫理思想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倫理相比，具有合理性和先進性，儒家思想以其獨特的中庸辯證法，協調了忠孝觀念，使人們把盡忠與盡孝統一起來，有利於國家的建立，政權的鞏固和秩序的穩定。與此同時，它也有利於家族與家庭組織的鞏固，這樣的血緣單位在那個時代具有組織生產，相互協作，相互救濟的作用。儒家思想也把仁和禮統一起來，一麵發揮禮(包括道德律令、習慣法)的外部約束力，一麵又大力提高人的道德自覺性;一麵讓禮來文飾人們的現實生活，一麵又讓仁滿足人們自我完善的需求乃至某種宗教情感的需求。正是因為這樣，儒家倫理有廣泛的適應性，能較好地適應前資本主義的各類等級的宗法的社會，對於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來說，實行儒家政治製度與倫理規範不僅是適應而已，更是一種提高，正如脫去樹葉獸皮之衣而換上絲綢一樣。於是儒家思想不僅在漢族地區得到貫徹，也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的各少數民族，無論是在與漢族雜居或僻居一隅的情況下，都曾學習過儒家文化。在他們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問鼎中原和統一華夏時，學習的要求更為迫切，成果也格外顯著。這些民族的君主為適應和統治漢族地區高度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水平而學習孔子之道，實行漢化政策，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十六國時期(公元4—5世紀)，在中國北方建立區域政權的少數民族，因為早已與漢人雜居，耳濡目染，學到不少儒家倫理、政治觀念。建立政權之後更需儒家理論的指導，這就激發了他們學習的興趣。他們的許多首領是學習經學的模範。如漢(前趙)的匈奴族劉淵，後趙羯族石虎，前燕鮮卑族慕容皝〔huang恍〕，前秦氐族苻堅，都喜歡經學，有的拜名師屈尊就學，有的請師來家受教。有的讀書很多，有的善於發揮。這些人不但自己努力學習，還在都城設立太學、小學等學宮，選貴族和百姓聰明俊秀的子弟進來學習。苻堅甚至還與漢族皇帝一模一樣，親到太學考試經義。
北宋以後問鼎中原的少數民族有建立遼國的鮮卑族，建立金國的女真族，尤其有最終統一全中國，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這些民族的共同特點是，尊崇孔子，努力學習儒家的經書典籍，綱常名教，仁政禮治。而且隨著漢族學術從經學發展到理學，他們也將理論學習的重點逐漸轉到理學上了。以元朝為例，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建立了大元帝國。版圖大了，人口多了，管理起來當然困難，但是最困難的是蒙元貴族沒有文化，不懂漢民族的農耕生活和詩書禮樂文化，仍用治理遊牧民族的老一套來治理漢族地區，因此收效甚微。作為元老重臣的耶律楚材深明其中道理，他向忽必烈提出“濟世安民無如孔教”。要實行孔教，就要改變過去的暴虐政策，禁屠殺，省刑罰，薄賦斂，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耶律楚材還不斷向蒙古貴族宣傳，堅持三綱五常之教對於治國治家的重要。在他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不斷學習孔子之道，漢族的倫理政治，取得很大進步，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積極推尊孔子，給他上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提倡理學，任用理學家許衡為國子祭酒，令貴族子弟及各族高官子弟入國子監學習理學。各路府州縣分設儒學，教授地主官僚子弟。朝廷命人將儒家典籍譯為蒙古文，供蒙古貴族學習。恢複科舉考試，規定五經以程朱注釋為標準，“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這樣儒家的倫理政治不僅走進了元朝政府，也走進了蒙古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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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黃同時的大哲學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繼承並發展了張載的學說，他認為，理不在氣外，道不在器外，真正的實體是氣或器，理或道是氣或器的運動規律。否定了程朱的高高在上的天理。在他看來，道隨器的變化而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樣，人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日生而日成，在學習和實踐的活動中形成、變化。他還對宋明儒者“存天理，去人慾”的口號提出批評，認為理離不開欲，理是調節慾求的準則，去了欲怎麽會有理呢!王夫之思想深刻，知識豐富，達到了儒家理學的新高峰。
這時提倡經世致用的還有哲學家顏元(公元1635—1704年)，他認為理學家們要人讀書、靜坐、內省，而不鼓勵人們去做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事，一麵害了讀書人，使他們成為弱人病人無用人，同時也誤了國家，使它無人治理，無人保衛，走向滅亡。他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下造實績”(《存學編·上陸標亭書》)，用實實在在的踐履，代替道學關於理氣心性的空談。
由於清政府用高壓手段禁止人們探討現實問題，鼓勵讀書人脫離實際搞考據。因此，顧、黃開創的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新經學和史學研究，幹、嘉以後逐漸轉變成為考據之學。
考據就是從文字、音韻、訓詁、名物製度、天文曆算、地理史實等各方麵的研究入手，對古代典籍進行詮釋。清代對古文獻的整理和詮釋成績卓著，遠勝前人，其中一些成果在思想史上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如胡渭的《易圖明辨》論證朱熹等人奉為神明的《太極圖》，原本是道教的《太極先天之圖》。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證明道學的一本經典《古文尚書》，是晉人王肅編造的偽書。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通過對天理、人慾等字和詞的解釋，批評宋明儒把理欲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他們的理是尊貴者壓迫卑賤者的工具，是殘忍的殺人兇器。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而以理殺人更為殘酷。
但是，人畢竟生活在社會生活之中，清代深刻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強烈地吸引讀書人的注意。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許多人拋棄考據，轉而研究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鴉片戰爭前後，公羊學者龔自珍(公元1792—1841年)、魏源(公元1794—1857年)提出改革朝政和學習外國技藝以製服它們的響亮口號，在當時的政界和知識界產生深刻的影響。這是儒學在封建社會結束時的最後閃光。
第五節 儒家思想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
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特別是它的政治倫理思想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倫理相比，具有合理性和先進性，儒家思想以其獨特的中庸辯證法，協調了忠孝觀念，使人們把盡忠與盡孝統一起來，有利於國家的建立，政權的鞏固和秩序的穩定。與此同時，它也有利於家族與家庭組織的鞏固，這樣的血緣單位在那個時代具有組織生產，相互協作，相互救濟的作用。儒家思想也把仁和禮統一起來，一麵發揮禮(包括道德律令、習慣法)的外部約束力，一麵又大力提高人的道德自覺性;一麵讓禮來文飾人們的現實生活，一麵又讓仁滿足人們自我完善的需求乃至某種宗教情感的需求。正是因為這樣，儒家倫理有廣泛的適應性，能較好地適應前資本主義的各類等級的宗法的社會，對於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來說，實行儒家政治製度與倫理規範不僅是適應而已，更是一種提高，正如脫去樹葉獸皮之衣而換上絲綢一樣。於是儒家思想不僅在漢族地區得到貫徹，也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的各少數民族，無論是在與漢族雜居或僻居一隅的情況下，都曾學習過儒家文化。在他們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問鼎中原和統一華夏時，學習的要求更為迫切，成果也格外顯著。這些民族的君主為適應和統治漢族地區高度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水平而學習孔子之道，實行漢化政策，程度不同地保持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十六國時期(公元4—5世紀)，在中國北方建立區域政權的少數民族，因為早已與漢人雜居，耳濡目染，學到不少儒家倫理、政治觀念。建立政權之後更需儒家理論的指導，這就激發了他們學習的興趣。他們的許多首領是學習經學的模範。如漢(前趙)的匈奴族劉淵，後趙羯族石虎，前燕鮮卑族慕容皝〔huang恍〕，前秦氐族苻堅，都喜歡經學，有的拜名師屈尊就學，有的請師來家受教。有的讀書很多，有的善於發揮。這些人不但自己努力學習，還在都城設立太學、小學等學宮，選貴族和百姓聰明俊秀的子弟進來學習。苻堅甚至還與漢族皇帝一模一樣，親到太學考試經義。
北宋以後問鼎中原的少數民族有建立遼國的鮮卑族，建立金國的女真族，尤其有最終統一全中國，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這些民族的共同特點是，尊崇孔子，努力學習儒家的經書典籍，綱常名教，仁政禮治。而且隨著漢族學術從經學發展到理學，他們也將理論學習的重點逐漸轉到理學上了。以元朝為例，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建立了大元帝國。版圖大了，人口多了，管理起來當然困難，但是最困難的是蒙元貴族沒有文化，不懂漢民族的農耕生活和詩書禮樂文化，仍用治理遊牧民族的老一套來治理漢族地區，因此收效甚微。作為元老重臣的耶律楚材深明其中道理，他向忽必烈提出“濟世安民無如孔教”。要實行孔教，就要改變過去的暴虐政策，禁屠殺，省刑罰，薄賦斂，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耶律楚材還不斷向蒙古貴族宣傳，堅持三綱五常之教對於治國治家的重要。在他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不斷學習孔子之道，漢族的倫理政治，取得很大進步，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積極推尊孔子，給他上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提倡理學，任用理學家許衡為國子祭酒，令貴族子弟及各族高官子弟入國子監學習理學。各路府州縣分設儒學，教授地主官僚子弟。朝廷命人將儒家典籍譯為蒙古文，供蒙古貴族學習。恢複科舉考試，規定五經以程朱注釋為標準，“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這樣儒家的倫理政治不僅走進了元朝政府，也走進了蒙古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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