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適應漢代大一統政治形勢的需要，在原始儒家禮治思想基礎上提出“三綱”思想，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他那裏君臣之間已經沒有孔孟那種相互尊重的關係，而是單方麵要臣為君做犧牲，強調臣對君要“委身致命”，“善皆歸君，惡皆歸於臣”(《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在父權和夫權方麵也有相應的加強。不過董仲舒畢竟是儒家而不是法家，他鑑於秦亡的教訓，重申重民思想。“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就是說，天是為了萬民的安樂，才給他們設立君主;能安樂百姓的，天給他君位。如果他賊害百姓，天就要奪走他的君位。他一麵要加強君主專製，一麵又要重民，因而在統治方法上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張。任德不任刑不是不用刑，而是刑德並用，以德為主。從經濟上說，要防止產生大貧大富的嚴重對立，“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安寧。因此對貧富要加以調節、限製，使之在一定的程度之內，這就是使富者可以顯示其貴，但不致於驕橫，貧者能養生而不至於憂戚。為此，他提出“限民名田”(限製兼併)，“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解放奴婢，不許主人有擅殺之權)等緩和矛盾的具體措施。在政治方麵主張少用刑罰，多用教化，宣傳“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漢書·董仲舒傳》)。
兩漢以後，儒家的倫理本位觀念沒有變，隻是隨著條件的改變，闡述的方式和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罷了。但是它的哲學理論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董仲舒思想體係的特點在於他的以天人感應為特徵的神學目的論。天有幾層意思，其中之一即至上神：“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義》)它是有意識有意誌的神，它為世界安排秩序，為百姓設立君主。天對於地上的事情十分關切，如果國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它就降下祥瑞(顯示吉祥的特殊自然現象)來給以表彰;如果政治昏暗，民不聊生，它就會降下災害，對君主進行“譴告”;受到譴告而不思改變，天就降怪異來恐嚇;受恐嚇仍不改弦更張，天才真正把殃咎降到他的頭上。總之，至上神對人特別是人君，非常仁慈，想方設法使之省悟，改過從善。
此外，天還有道德的意義。天有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陰陽五行都具有道德屬性。陽為德，陰為刑，木性為仁，金性為義，火性為禮，水性為智，土性為信。如果人君的行為是合於儒家倫理道德的，那麽陰陽五行的運行就是正常的，如果人君的行為不道德，譬如缺少仁德，弄得民不聊生，這就引起木產生不正常現象，春凋秋榮。人君見到這種情況就應當以自己的德行來救治。他如果“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賑窮困”(《春秋繁露·五行變救》)，那麽就可以感應得木恢複正常狀態。這是以氣為中介的天人之間道德的神秘感應。
一般地說，宗教的或神秘主義的觀念，總是使人屈從於天、神，限製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然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卻有所不同，在他看來，天固然決定人，人也影響天。天人同在一個神秘的係統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人特別是君主通過自己的思想言行，不僅能決定個人的道德修養、政治的清明昏暗，甚至還能參與決定自然運動的正常或反常。正如董仲舒所說，“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漢書·董仲舒傳》)我們知道，孔子不談怪力亂神，但董仲舒卻大談這些東西。孔子把自己看作普通人，董仲舒卻把他看作前知幾百年的神人。董仲舒生在陰陽五行學說和鬼神迷信十分盛行的時代，接受這些思想毫不奇怪，不吸收這些內容他的思想就不能被人們接受，但是他始終沒有離開儒家重人事的傳統，思想的重點是人的“強勉學問”，“強勉行道”，創造仁禮結合的理想政治局麵。
為了突出聖王的教化，董仲舒提出自己的人性論。他認為人性可以分為三種，一是聖人之性，這是天生有善無惡，對於仁義禮智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還有所謂鬥筲〔shao稍〕之性，是天生有惡無善，而又不堪教育的人。在這兩者之間的是中民之性，這是大多數人所具有的人性，其本身的特點是質樸，可以引導他向上，也可以引導他向下。他認為實際上隻有中民之性方可以稱之為性，因為所謂性隻是未定型的毛坯，隻是一種可能的善，而不是現實的善。“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是天讓民有未善之性的，也是天讓王者對民施以教化，使之為善的。所以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如果肯定民生來具有善性，那就否定了王的教化作用，王者的偉大體現在何處?
董仲舒並不完全同意當時的鬼神迷信，但他的體係畢竟建立在神靈的和神秘的天這種觀念的基礎上，所以他又執著地相信許多神秘的東西。他本人常常推測“天譴”的含義，還像巫師一樣求雨、止雨，使當時的儒家具有相當的妖妄之氣。一次董仲舒針對幾項災異，寫了奏章草稿，企圖引出一些政治結論，對時事有所針砭，但心存猶豫沒有呈送上去。忌恨他的大臣見到後，認為這奏章可能引起皇帝的惱怒，便偷出來交給皇帝。皇帝把諸儒找來，隱匿了奏章作者姓名，讓他們看並發表意見。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恩師所寫，說奏章全是胡說八道，愚蠢透頂。於是董仲舒被捉到監獄，定了死罪。雖然後來皇帝念他舊日講學有功，赦免了他。但他嚇得從此再不談災異。西漢後期，讖〔chen襯〕緯迷信十分猖獗，舉國上下一派妖氣，這主要應該歸罪於大貴族大官僚，但董仲舒也不能完全脫離幹係。
董仲舒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他形上學的體係又極大地限製了它的發揮。他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提出黑白赤三統輪流當權的曆史循環論，解釋朝代更迭的現象。譬如，秦朝屬白統，劉邦為“赤帝子”，他斬白蛇起義，以赤統代替白統，乃是曆史的必然。每統當令都有相應的正朔(正月初一)和服色(服飾的顏色)，所以劉邦建漢之後，應該改變秦朝的正朔服色，按赤統要求，以建寅之月的初一為正月初一，服色尚赤。他認為人能夠改變和應該改變的就是這些，至於儒家的大道是根本不能變的。“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莊王》)道理何在?人必須服從天，儒家之道來自於天，所以不能改變。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以天的名義給人的活動劃定了界限：遵守儒家倫理政治原則，不能違反，不能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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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以後，儒家的倫理本位觀念沒有變，隻是隨著條件的改變，闡述的方式和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罷了。但是它的哲學理論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董仲舒思想體係的特點在於他的以天人感應為特徵的神學目的論。天有幾層意思，其中之一即至上神：“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義》)它是有意識有意誌的神，它為世界安排秩序，為百姓設立君主。天對於地上的事情十分關切，如果國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它就降下祥瑞(顯示吉祥的特殊自然現象)來給以表彰;如果政治昏暗，民不聊生，它就會降下災害，對君主進行“譴告”;受到譴告而不思改變，天就降怪異來恐嚇;受恐嚇仍不改弦更張，天才真正把殃咎降到他的頭上。總之，至上神對人特別是人君，非常仁慈，想方設法使之省悟，改過從善。
此外，天還有道德的意義。天有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陰陽五行都具有道德屬性。陽為德，陰為刑，木性為仁，金性為義，火性為禮，水性為智，土性為信。如果人君的行為是合於儒家倫理道德的，那麽陰陽五行的運行就是正常的，如果人君的行為不道德，譬如缺少仁德，弄得民不聊生，這就引起木產生不正常現象，春凋秋榮。人君見到這種情況就應當以自己的德行來救治。他如果“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賑窮困”(《春秋繁露·五行變救》)，那麽就可以感應得木恢複正常狀態。這是以氣為中介的天人之間道德的神秘感應。
一般地說，宗教的或神秘主義的觀念，總是使人屈從於天、神，限製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然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卻有所不同，在他看來，天固然決定人，人也影響天。天人同在一個神秘的係統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人特別是君主通過自己的思想言行，不僅能決定個人的道德修養、政治的清明昏暗，甚至還能參與決定自然運動的正常或反常。正如董仲舒所說，“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漢書·董仲舒傳》)我們知道，孔子不談怪力亂神，但董仲舒卻大談這些東西。孔子把自己看作普通人，董仲舒卻把他看作前知幾百年的神人。董仲舒生在陰陽五行學說和鬼神迷信十分盛行的時代，接受這些思想毫不奇怪，不吸收這些內容他的思想就不能被人們接受，但是他始終沒有離開儒家重人事的傳統，思想的重點是人的“強勉學問”，“強勉行道”，創造仁禮結合的理想政治局麵。
為了突出聖王的教化，董仲舒提出自己的人性論。他認為人性可以分為三種，一是聖人之性，這是天生有善無惡，對於仁義禮智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還有所謂鬥筲〔shao稍〕之性，是天生有惡無善，而又不堪教育的人。在這兩者之間的是中民之性，這是大多數人所具有的人性，其本身的特點是質樸，可以引導他向上，也可以引導他向下。他認為實際上隻有中民之性方可以稱之為性，因為所謂性隻是未定型的毛坯，隻是一種可能的善，而不是現實的善。“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是天讓民有未善之性的，也是天讓王者對民施以教化，使之為善的。所以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如果肯定民生來具有善性，那就否定了王的教化作用，王者的偉大體現在何處?
董仲舒並不完全同意當時的鬼神迷信，但他的體係畢竟建立在神靈的和神秘的天這種觀念的基礎上，所以他又執著地相信許多神秘的東西。他本人常常推測“天譴”的含義，還像巫師一樣求雨、止雨，使當時的儒家具有相當的妖妄之氣。一次董仲舒針對幾項災異，寫了奏章草稿，企圖引出一些政治結論，對時事有所針砭，但心存猶豫沒有呈送上去。忌恨他的大臣見到後，認為這奏章可能引起皇帝的惱怒，便偷出來交給皇帝。皇帝把諸儒找來，隱匿了奏章作者姓名，讓他們看並發表意見。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是恩師所寫，說奏章全是胡說八道，愚蠢透頂。於是董仲舒被捉到監獄，定了死罪。雖然後來皇帝念他舊日講學有功，赦免了他。但他嚇得從此再不談災異。西漢後期，讖〔chen襯〕緯迷信十分猖獗，舉國上下一派妖氣，這主要應該歸罪於大貴族大官僚，但董仲舒也不能完全脫離幹係。
董仲舒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他形上學的體係又極大地限製了它的發揮。他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提出黑白赤三統輪流當權的曆史循環論，解釋朝代更迭的現象。譬如，秦朝屬白統，劉邦為“赤帝子”，他斬白蛇起義，以赤統代替白統，乃是曆史的必然。每統當令都有相應的正朔(正月初一)和服色(服飾的顏色)，所以劉邦建漢之後，應該改變秦朝的正朔服色，按赤統要求，以建寅之月的初一為正月初一，服色尚赤。他認為人能夠改變和應該改變的就是這些，至於儒家的大道是根本不能變的。“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春秋繁露·楚莊王》)道理何在?人必須服從天，儒家之道來自於天，所以不能改變。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以天的名義給人的活動劃定了界限：遵守儒家倫理政治原則，不能違反，不能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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