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君子
我們在本章的第一節中談到孔子對於古代文化的敬畏與熱愛，在他看來，隻有華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們成為文明的華夏人。這就是說，人隻有用人性的東西，具體地說就是仁義禮樂去進行教化，方才成為人。用《周易》的話來說，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義禮樂化成的高標準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禮中庸等等人文原則的具體體現，他對弟子的一條重要教誨便是：“女(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許多層次，最高的當然是生而知之的聖人，他們是華夏文明的創造者，因而是無須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學而知之的人當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們是一般人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
孔子認為君子是經過儒家文化的教育薰陶，並且在道德修養上下過體認工夫的人，是一個既有高度文化修養，又有美好道德品質的全麵發展的人。他強調君子在文化與品質兩個方麵均衡發展，以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君子不僅能坐而論道，而且因為具有實際的知識與技能可以起而行動。後來，宋明理學家們特別強調心性修養而忽視了知識技能，違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惡果。那些平時隻會談心性的人，沒有任何實際的本領，危難之際隻有以死來報效國家。
孔子認為，君子必備的基本技能，包括禮、樂、射、禦、書、數，也就是，懂得禮節儀式，會歌舞與演奏樂器，能射箭，駕車，寫字，運算。君子必備的基本知識，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本知識;此外，天文、地理、政治、軍事、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麵的知識君子也應該掌握。孔子博學，經常給人解答一些博物學或文化史方麵的稀奇古怪的問題，就連公開場合不願談論的軍旅之事也懂，並且教過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為博而博，他廣泛求知是為了把自己培養成為名副其實的君子。
孔子還認為，對於要做一個君子的人，廣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嚴格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卓越的道德品質。君子所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不僅僅是仁、義、禮、樂幾條大原則，還包括一係列具體的道德規範。
首先，君子對於仁義原則應有深刻的理解，視之為生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毫不動搖地堅持仁義。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君子離開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會有吃一頓飯的工夫違背仁德的，在緊迫的情況下，在流離失所的情況下也會照樣按照仁的要求辦事。孔子還認為義對於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義以為質”(《衛靈公》)，“君子義以為上”(《陽貨》)。義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則。義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則，不合原則的事堅決不做。孔子如何對待利和欲?和後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對的態度，但是強調義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義。他認為，君子應該“欲而不貪”(《堯曰》)，應該“見利思義”(《憲件問》)，“見得思義”(《季氏》)。他說過，如果富是符合於義的，即使是給人家執鞭駕車，他也願意做。這個重義輕利的原則，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過去曾經哺育了千千萬萬仁人誌士，今天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其現實意義更是顯而易見的。
孔子重視宗法，重視維持家族中的秩序與和睦，所以著力提倡這樣兩條道德律：子對父的孝與弟對兄的悌。他認為孝悌不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們之間的一般關係更趨親密，因為愛人是從愛雙親愛兄弟開始的，有了孝悌這個根本，才能生出愛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眾，使他們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別強調孝悌不僅僅是一個儀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實感。如孝不僅僅是按禮的要求去養老送終，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們養父母，也養牛馬，如果對於父母不能敬重，那和養牛馬又有什麽區別!親子關係是人類生存繁衍的恆久事實，規定一定的道德原則來維繫它，對於家庭與社會都有重要意義。如果不管古代的具體儀節，孝悌在今天也沒有過時。
但是，孔子的時代距離今天畢竟非常遙遠，在他的孝悌觀念中有不少早已過時的東西，如認為父母對子女的慈與子女對父母的孝，關係雖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張，父母有過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見，如果父母不聽，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順從，勞而不怨。他最欣賞的孝行即是父親死後，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辦事。“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在那個時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如果法律與家族利益發生衝突，就要服從家族利益。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做兒子的不可以出來揭發，隱匿不報是正直，揭發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據這一思路，認為舜的父親犯了法，舜偷偷將他帶到海邊隱藏起來，這是孝。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它是由法製來維護的，與法製牴觸的孝悌是宗法時代的陳舊觀念，應當拋棄。
孔子主張君子應該講究忠恕。孔子給弟子曾參等講學，說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貫之”的。同學都沒有弄懂，下課之後問曾參一貫是什麽意思，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忠與恕是作為道德觀念的仁的內涵。忠是盡己為人，指的是愛人就要對人竭心盡力，誠實負責。孔子的忠是普遍適用的，一般地說，人對他人應該忠，與後來君主專製製度下，專門要求臣對君的忠不一樣。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這個忠也隻是盡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禮為條件的，君使臣不以禮，那麽臣對君也就不一定忠。魯公與季孫氏不以禮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們的臣，跑到國外謀求發展。
恕是推己及人，愛人就要將心比心，以己為譬，從積極方麵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自己想立、達，那就讓別人也得到立與達。從消極方麵說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自己所不願意接受的，就不能強加給別人。當然不論忠恕都不能離開宗法等級社會中每個人的名分。如何盡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來定。孔子認為你要求兒子如何對待自己，你就這樣對待父親;你要求父親如何對待自己，你就這樣對待兒子。你討厭上級如何對待自己，就不要這樣去對待下級;你討厭下級如何對待自己，就不要這樣對待上級。抽象地說，這些原則在今天也是可以實用的，但是在當時，這裏麵都具有等級的意義。
君子應該有智有勇，它們也與仁一樣是君子必備的道德品質。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說這是孔子自謙，其實他是具有這種品質的(《憲問》)。智指道德認識與實踐方麵的智慧與才能。君子有了這種智慧，方可不惑於不仁不義的歧途。君子對於道德的本質，實踐的條件等有正確的認識，使自己的行動總是符合仁、禮、中庸。該說該做的就去說去做，不該說做的就不說不做。情況再複雜，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當的行為方式，從而達到時中。所謂勇就是執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產生於對儒家倫理的堅定信仰。有了這種勇氣，就能不顧個人的得失榮辱，不怕任何艱難險阻，見義勇為，知過必改，將道德律令貫徹下去。孔子說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見義不為，有過不改都是無勇。孔子強調“勇而無禮則亂”(《泰伯》)，“有勇而無義為亂”(《陽貨》)，所以，勇不是不合禮義的魯莽蠻幹。為了在禮義的指導下發揮勇氣，孔子認為必須學習，去掉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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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章的第一節中談到孔子對於古代文化的敬畏與熱愛，在他看來，隻有華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們成為文明的華夏人。這就是說，人隻有用人性的東西，具體地說就是仁義禮樂去進行教化，方才成為人。用《周易》的話來說，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義禮樂化成的高標準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禮中庸等等人文原則的具體體現，他對弟子的一條重要教誨便是：“女(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許多層次，最高的當然是生而知之的聖人，他們是華夏文明的創造者，因而是無須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學而知之的人當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們是一般人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
孔子認為君子是經過儒家文化的教育薰陶，並且在道德修養上下過體認工夫的人，是一個既有高度文化修養，又有美好道德品質的全麵發展的人。他強調君子在文化與品質兩個方麵均衡發展，以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君子不僅能坐而論道，而且因為具有實際的知識與技能可以起而行動。後來，宋明理學家們特別強調心性修養而忽視了知識技能，違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惡果。那些平時隻會談心性的人，沒有任何實際的本領，危難之際隻有以死來報效國家。
孔子認為，君子必備的基本技能，包括禮、樂、射、禦、書、數，也就是，懂得禮節儀式，會歌舞與演奏樂器，能射箭，駕車，寫字，運算。君子必備的基本知識，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本知識;此外，天文、地理、政治、軍事、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麵的知識君子也應該掌握。孔子博學，經常給人解答一些博物學或文化史方麵的稀奇古怪的問題，就連公開場合不願談論的軍旅之事也懂，並且教過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為博而博，他廣泛求知是為了把自己培養成為名副其實的君子。
孔子還認為，對於要做一個君子的人，廣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嚴格遵守道德規範，培養卓越的道德品質。君子所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不僅僅是仁、義、禮、樂幾條大原則，還包括一係列具體的道德規範。
首先，君子對於仁義原則應有深刻的理解，視之為生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毫不動搖地堅持仁義。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君子離開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會有吃一頓飯的工夫違背仁德的，在緊迫的情況下，在流離失所的情況下也會照樣按照仁的要求辦事。孔子還認為義對於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義以為質”(《衛靈公》)，“君子義以為上”(《陽貨》)。義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則。義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則，不合原則的事堅決不做。孔子如何對待利和欲?和後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對的態度，但是強調義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義。他認為，君子應該“欲而不貪”(《堯曰》)，應該“見利思義”(《憲件問》)，“見得思義”(《季氏》)。他說過，如果富是符合於義的，即使是給人家執鞭駕車，他也願意做。這個重義輕利的原則，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過去曾經哺育了千千萬萬仁人誌士，今天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其現實意義更是顯而易見的。
孔子重視宗法，重視維持家族中的秩序與和睦，所以著力提倡這樣兩條道德律：子對父的孝與弟對兄的悌。他認為孝悌不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們之間的一般關係更趨親密，因為愛人是從愛雙親愛兄弟開始的，有了孝悌這個根本，才能生出愛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眾，使他們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別強調孝悌不僅僅是一個儀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實感。如孝不僅僅是按禮的要求去養老送終，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們養父母，也養牛馬，如果對於父母不能敬重，那和養牛馬又有什麽區別!親子關係是人類生存繁衍的恆久事實，規定一定的道德原則來維繫它，對於家庭與社會都有重要意義。如果不管古代的具體儀節，孝悌在今天也沒有過時。
但是，孔子的時代距離今天畢竟非常遙遠，在他的孝悌觀念中有不少早已過時的東西，如認為父母對子女的慈與子女對父母的孝，關係雖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張，父母有過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見，如果父母不聽，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順從，勞而不怨。他最欣賞的孝行即是父親死後，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辦事。“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在那個時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如果法律與家族利益發生衝突，就要服從家族利益。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做兒子的不可以出來揭發，隱匿不報是正直，揭發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據這一思路，認為舜的父親犯了法，舜偷偷將他帶到海邊隱藏起來，這是孝。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它是由法製來維護的，與法製牴觸的孝悌是宗法時代的陳舊觀念，應當拋棄。
孔子主張君子應該講究忠恕。孔子給弟子曾參等講學，說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貫之”的。同學都沒有弄懂，下課之後問曾參一貫是什麽意思，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忠與恕是作為道德觀念的仁的內涵。忠是盡己為人，指的是愛人就要對人竭心盡力，誠實負責。孔子的忠是普遍適用的，一般地說，人對他人應該忠，與後來君主專製製度下，專門要求臣對君的忠不一樣。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這個忠也隻是盡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禮為條件的，君使臣不以禮，那麽臣對君也就不一定忠。魯公與季孫氏不以禮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們的臣，跑到國外謀求發展。
恕是推己及人，愛人就要將心比心，以己為譬，從積極方麵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自己想立、達，那就讓別人也得到立與達。從消極方麵說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自己所不願意接受的，就不能強加給別人。當然不論忠恕都不能離開宗法等級社會中每個人的名分。如何盡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來定。孔子認為你要求兒子如何對待自己，你就這樣對待父親;你要求父親如何對待自己，你就這樣對待兒子。你討厭上級如何對待自己，就不要這樣去對待下級;你討厭下級如何對待自己，就不要這樣對待上級。抽象地說，這些原則在今天也是可以實用的，但是在當時，這裏麵都具有等級的意義。
君子應該有智有勇，它們也與仁一樣是君子必備的道德品質。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說這是孔子自謙，其實他是具有這種品質的(《憲問》)。智指道德認識與實踐方麵的智慧與才能。君子有了這種智慧，方可不惑於不仁不義的歧途。君子對於道德的本質，實踐的條件等有正確的認識，使自己的行動總是符合仁、禮、中庸。該說該做的就去說去做，不該說做的就不說不做。情況再複雜，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當的行為方式，從而達到時中。所謂勇就是執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產生於對儒家倫理的堅定信仰。有了這種勇氣，就能不顧個人的得失榮辱，不怕任何艱難險阻，見義勇為，知過必改，將道德律令貫徹下去。孔子說的“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見義不為，有過不改都是無勇。孔子強調“勇而無禮則亂”(《泰伯》)，“有勇而無義為亂”(《陽貨》)，所以，勇不是不合禮義的魯莽蠻幹。為了在禮義的指導下發揮勇氣，孔子認為必須學習，去掉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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