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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雄關：1644年風雲局勢中的山海關 作者：劉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漢人外表羸弱，但內裏堅韌，這一切並不完全因為人數眾多，還因為漢家天下的形成結構有其合理性。他們以農業為基礎，以土地為疆係，形成了穩固的家庭結構。唯其穩定，才能保證人口茂盛，資源豐富，人民故土意識濃厚，家族意識強烈，這一切也是構成儒家文化的基礎。漢人有自己的文化體係，和這個合理的家庭形成結構有關；相比之下，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則近於原始狀態，他們流動性強，穩定性差，土地對人的束縛幾乎沒有，資源獲取方式也全靠掠奪；他們從一生下來就桀驁不馴，崇尚武力，部落之間戰爭不斷，反覆不息。這其實都是資源匱乏造成的。遊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卻相當落後，既沒有一個能鉗製思想的大一統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約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習慣了“有槍就是草頭王”，過於自由散漫，缺少誠信，才會紛爭不斷；同樣的，大家缺少規則約束，權威統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導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漢人與自己的不同後，皇太極在加強軍備的同時，開始著手一個更艱巨的工作——推行漢化的步伐。
推行漢化，這一點在皇太極以前的少數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難被認可的事情。雖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論漢化的徹底程度和堅持的時間之長，惟皇太極第一。
推行漢化使皇太極走上了與努爾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開疆裂土的英雄，後者則成為宏圖遠謀的君主，前者想的是為自己的子孫建立一塊屬於自己家族的土地，後者則想的是萬世江山一統天下。基於這點不同，兩代皇帝所前進的方向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說，在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之間，建國立業的信念相同，但實行的方法與準則迥異。按現代管理學來說，兩者是定性與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後者定量，努爾哈赤受漢人欺侮多年，對漢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動力，攻城陷地，占領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國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極那裏，開始注意到人數、文化、生產、資源等等的差異，於是，由簡單的定性到了更為精細的定量，我們發現，就是在這個定量的基礎上，皇太極開始改變了對漢人的態度。而這個改變是因為皇太極有更為遠大的理想，雖然史書並未有太多的記載，但可以想見，他一定從元朝滅亡的基礎上吸取了很多教訓，同樣的，從明朝的建國中也吸取了更為寶貴的經驗。
皇太極與父親的不同體現最初體現在對“民”的認識上——這個“民”指的是漢民。努爾哈赤採取的少數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這個把“民”當成“奴”的方法，其實和元朝時沒有什麽兩樣，可是皇太極卻把“民”當成了“民”而不是“奴”。在眾多的少數民族君王中，皇太極可能是頭一個有如此認識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說，對於被俘獲後，不甘為奴私自逃出遼東的漢人百姓，努爾哈赤的方法是殺，皇太極則既往不咎，並頒布寬容的法令，努爾哈赤時代曾強迫漢人降民修築工事，對他們如同奴隸一樣的苛刻，惹得漢民苦不堪言，皇太極後來幹脆廢了這個製度。
對於君主來說，打仗需要武功，執政則是文治，兩者都是一個技術活。而對執政者來說，這個技術體現在什麽地方上呢？——還是製度。崇禎沒有修正製度的能力，故而眼看著製度一點點潰爛，無能為力，李自成沒有製定製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為都是盲目而無理性的，與他們相比，皇太極則有更高的技術水準。他的漢化推進過程，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製度建設過程，這個製度建設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科學地分析形勢。皇太極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確定了製度建設的方向的。
那麽皇太極是如何建製的呢？他本著漢化的大原則，其主要的著力點有三個方向——人事、民事、軍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製度時，都要考慮這三個方麵的問題。用人製度，安民製度，軍事製度，他們解決的是三個範疇的問題：吏治，穩定，國防。其實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下，皇太極與崇禎一樣，都麵臨著這三大問題，崇禎窮其一生沒有解決得了，但皇太極卻不同。他在這三個問題融入了漢化的進程，由此確定了滿清王朝的勝利基礎。
在人事上，皇太極效仿漢朝，建立了內閣製度，由以往的八個貝勒分權製改為統一的集權製。這一點是與努爾哈赤時代有極大不同的創新。能夠形成這一套中央集權的製度，與他所重用漢族知識分子有關。
對於漢族知識分子，努爾哈赤始終持敵視態度，皇太極則不同。內閣製度是兩個漢人幫他建立的，一位是範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後者的出身比較有意思，他是奴隸出身，在努爾哈赤時代為滿人做奴，但皇太極發現了他的才華，將他贖身出來，參加了考試，還給予了重用。於是，宗完我後來成了皇太極手底下製度建設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內閣製度與明製基本相似，也是分為六部，各部除尚書外，還下設承政兩人，一為蒙古人，一位滿人，相當於明朝的各部侍郎。但這個人員組成是多民族的，這就形成了一個互相挾挾製的體係。還有參政八人，官製與明朝比較接近，也設立了起監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設立的製度雖與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卻大相逕庭。要知道滿清在皇太極以前，其人事建製還是非常原始的，努爾哈赤在朝時，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能說上話的還有八大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談不上人事製度。努爾哈赤死後，也沒有解決接班人的問題，他確定的是八個旗主共同議事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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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分析出了漢人與自己的不同後，皇太極在加強軍備的同時，開始著手一個更艱巨的工作——推行漢化的步伐。
推行漢化，這一點在皇太極以前的少數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難被認可的事情。雖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論漢化的徹底程度和堅持的時間之長，惟皇太極第一。
推行漢化使皇太極走上了與努爾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開疆裂土的英雄，後者則成為宏圖遠謀的君主，前者想的是為自己的子孫建立一塊屬於自己家族的土地，後者則想的是萬世江山一統天下。基於這點不同，兩代皇帝所前進的方向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說，在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之間，建國立業的信念相同，但實行的方法與準則迥異。按現代管理學來說，兩者是定性與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後者定量，努爾哈赤受漢人欺侮多年，對漢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動力，攻城陷地，占領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國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極那裏，開始注意到人數、文化、生產、資源等等的差異，於是，由簡單的定性到了更為精細的定量，我們發現，就是在這個定量的基礎上，皇太極開始改變了對漢人的態度。而這個改變是因為皇太極有更為遠大的理想，雖然史書並未有太多的記載，但可以想見，他一定從元朝滅亡的基礎上吸取了很多教訓，同樣的，從明朝的建國中也吸取了更為寶貴的經驗。
皇太極與父親的不同體現最初體現在對“民”的認識上——這個“民”指的是漢民。努爾哈赤採取的少數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這個把“民”當成“奴”的方法，其實和元朝時沒有什麽兩樣，可是皇太極卻把“民”當成了“民”而不是“奴”。在眾多的少數民族君王中，皇太極可能是頭一個有如此認識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說，對於被俘獲後，不甘為奴私自逃出遼東的漢人百姓，努爾哈赤的方法是殺，皇太極則既往不咎，並頒布寬容的法令，努爾哈赤時代曾強迫漢人降民修築工事，對他們如同奴隸一樣的苛刻，惹得漢民苦不堪言，皇太極後來幹脆廢了這個製度。
對於君主來說，打仗需要武功，執政則是文治，兩者都是一個技術活。而對執政者來說，這個技術體現在什麽地方上呢？——還是製度。崇禎沒有修正製度的能力，故而眼看著製度一點點潰爛，無能為力，李自成沒有製定製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為都是盲目而無理性的，與他們相比，皇太極則有更高的技術水準。他的漢化推進過程，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製度建設過程，這個製度建設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科學地分析形勢。皇太極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確定了製度建設的方向的。
那麽皇太極是如何建製的呢？他本著漢化的大原則，其主要的著力點有三個方向——人事、民事、軍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製度時，都要考慮這三個方麵的問題。用人製度，安民製度，軍事製度，他們解決的是三個範疇的問題：吏治，穩定，國防。其實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下，皇太極與崇禎一樣，都麵臨著這三大問題，崇禎窮其一生沒有解決得了，但皇太極卻不同。他在這三個問題融入了漢化的進程，由此確定了滿清王朝的勝利基礎。
在人事上，皇太極效仿漢朝，建立了內閣製度，由以往的八個貝勒分權製改為統一的集權製。這一點是與努爾哈赤時代有極大不同的創新。能夠形成這一套中央集權的製度，與他所重用漢族知識分子有關。
對於漢族知識分子，努爾哈赤始終持敵視態度，皇太極則不同。內閣製度是兩個漢人幫他建立的，一位是範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後者的出身比較有意思，他是奴隸出身，在努爾哈赤時代為滿人做奴，但皇太極發現了他的才華，將他贖身出來，參加了考試，還給予了重用。於是，宗完我後來成了皇太極手底下製度建設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內閣製度與明製基本相似，也是分為六部，各部除尚書外，還下設承政兩人，一為蒙古人，一位滿人，相當於明朝的各部侍郎。但這個人員組成是多民族的，這就形成了一個互相挾挾製的體係。還有參政八人，官製與明朝比較接近，也設立了起監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設立的製度雖與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卻大相逕庭。要知道滿清在皇太極以前，其人事建製還是非常原始的，努爾哈赤在朝時，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能說上話的還有八大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談不上人事製度。努爾哈赤死後，也沒有解決接班人的問題，他確定的是八個旗主共同議事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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