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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雄關：1644年風雲局勢中的山海關 作者：劉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個運氣好的人，因為碰上了李岩，而當他進入北京之後，他眼前全是榮華富貴，依附之徒，他一點點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對自己的建議，好運氣在不知不覺之間開始一點點的離他而去。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了多年來忽視生產的惡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無糧，有城無銀，而擺在眼前的亟待解決的，就是曾經困擾過崇禎多年的軍餉問題。他的軍隊越來越多，張口吃飯的人也就越來越多。由此派生出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解決大順王朝的財政，以確保王朝穩定。這個時候的李自成，與崇禎一樣處在了關鍵的焦點上，也表現了和崇禎一樣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製度上全盤照搬崇禎一朝的製度外，在財政上也延續了崇禎用過的已被曆史證明了是很失敗的製度——助餉！
英雄的變化
崇禎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李自成接過了依然是這個爛攤子。明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雖然皇銀內帑數量驚人，但曆史上並沒有記載這筆錢最後歸於何處。可能崇禎已經大部分轉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來救濟軍隊。總之為了更好的籌集軍餉解決財政，李自成出於對群臣極度的厭惡，做了一個情緒化的決定，他將麵試淘汰下來的官員們集中關押，允許官兵“助餉追贓。”
此令一出，天下大亂。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全無章法的招數，而且有著非常隱秘的陰暗心態和過激的情緒。表麵上他體現了這樣一種情緒：過去以我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備受助餉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們再來清算你！但究其內裏，卻反映出帝國新的掌權人在製度建設上的低能，還不如從前的那個舊的掌權者。
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當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數次使用過這個法子，這一次，他仍然想用這個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敵視心理，固然因其確有可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也可歸結為一種心理類型：“仇富”。這種仇富心理發展到極致，甚為可怕。不幸的是，農民起義軍中多是長年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絕大多數，一旦放開閘門，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濫。
其實放眼曆史，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後，急於做的就是收買人心，穩定局麵，鞏固取得的成績，即使偶有放縱，也會嚴以整之，點到為止；一統天下之後，更不會任軍隊和自己的情緒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沒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相反，從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他陷入了一種勝利者的盲目喜悅和複仇般的快感中，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開始蓄養美女，沉迷聲色，終日以飲酒為樂，追餉就是這種情緒下的產物。他沒有意識到，對於長期生活在疾苦中的軍隊來說，追餉同樣是一種帶有複仇意味的盲目舉動，其實是在助長瘋狂、非理性和貪慾，這個口子放開後，等於是把人性中潛藏的惡欲發揮到了極致，也讓他至少失去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是令前明臣子（還包括散失各地的軍隊及地方抵抗力量）徹底絕望，而事後證明，前明臣子同樣仍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會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使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
助餉和追贓是分兩步進行的，助餉是派餉，就是按指定的對象（將明朝的舊人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個階層），規定了數目來進行餉銀的分派，規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交納規定的金額，不過，助餉沒有多久就迅速發展成為了追贓，那就是不分對象，沒有數目，無限度的追要，甚至隨時追，隨地追。由助餉到追贓，由尚有幾分理性到全無理性，這是一個極快的過程。
追餉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這個一心想為李闖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沒做成，卻成了劉宗敏的階下囚，在嚴刑拷打下，交出十萬兩黃金，然而劉宗敏並不滿足，仍然拷打不盡，魏藻德的兒子求劉宗敏手下留情，並說明自己的父親有不少門生，可以從他們手中湊足款項，劉宗敏答應了。可是到了約定期限還沒能交全，魏藻德求劉宗敏再給他一點時間，劉宗敏不聽，結果被活活打死。接著是前內閣首輔陳演、成國公朱國純、禁衛軍頭領李國禎、國丈周奎、東廠太監王之心等，明朝有頭有臉的人一個也逃不了，在劉宗敏手下，個個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斷的交錢，一點法子也沒有。
作為大順最重要的軍事首領，劉宗敏腐化得極其迅速。這人仗著功勞極大又與李自成情同手足，強橫之極，到後來，李自成也操縱不了他了。劉宗敏一到北京，就開始“挾妓”取樂，而在追餉的過程中他一定是有著深深的快感的，對於這個窮了一輩子的人來說，可以任意捕捉毆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權貴們，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榨錢，這是一個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為追餉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軍隊是大順最精銳的部隊，在他的影響下迅速腐化，去捉這些有錢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軍國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內，到處跑的都是劉宗敏的兵，“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餘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時代似乎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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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變化
崇禎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李自成接過了依然是這個爛攤子。明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雖然皇銀內帑數量驚人，但曆史上並沒有記載這筆錢最後歸於何處。可能崇禎已經大部分轉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來救濟軍隊。總之為了更好的籌集軍餉解決財政，李自成出於對群臣極度的厭惡，做了一個情緒化的決定，他將麵試淘汰下來的官員們集中關押，允許官兵“助餉追贓。”
此令一出，天下大亂。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全無章法的招數，而且有著非常隱秘的陰暗心態和過激的情緒。表麵上他體現了這樣一種情緒：過去以我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備受助餉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們再來清算你！但究其內裏，卻反映出帝國新的掌權人在製度建設上的低能，還不如從前的那個舊的掌權者。
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當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數次使用過這個法子，這一次，他仍然想用這個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敵視心理，固然因其確有可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也可歸結為一種心理類型：“仇富”。這種仇富心理發展到極致，甚為可怕。不幸的是，農民起義軍中多是長年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絕大多數，一旦放開閘門，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濫。
其實放眼曆史，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後，急於做的就是收買人心，穩定局麵，鞏固取得的成績，即使偶有放縱，也會嚴以整之，點到為止；一統天下之後，更不會任軍隊和自己的情緒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沒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相反，從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他陷入了一種勝利者的盲目喜悅和複仇般的快感中，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開始蓄養美女，沉迷聲色，終日以飲酒為樂，追餉就是這種情緒下的產物。他沒有意識到，對於長期生活在疾苦中的軍隊來說，追餉同樣是一種帶有複仇意味的盲目舉動，其實是在助長瘋狂、非理性和貪慾，這個口子放開後，等於是把人性中潛藏的惡欲發揮到了極致，也讓他至少失去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是令前明臣子（還包括散失各地的軍隊及地方抵抗力量）徹底絕望，而事後證明，前明臣子同樣仍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會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使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
助餉和追贓是分兩步進行的，助餉是派餉，就是按指定的對象（將明朝的舊人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個階層），規定了數目來進行餉銀的分派，規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交納規定的金額，不過，助餉沒有多久就迅速發展成為了追贓，那就是不分對象，沒有數目，無限度的追要，甚至隨時追，隨地追。由助餉到追贓，由尚有幾分理性到全無理性，這是一個極快的過程。
追餉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這個一心想為李闖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沒做成，卻成了劉宗敏的階下囚，在嚴刑拷打下，交出十萬兩黃金，然而劉宗敏並不滿足，仍然拷打不盡，魏藻德的兒子求劉宗敏手下留情，並說明自己的父親有不少門生，可以從他們手中湊足款項，劉宗敏答應了。可是到了約定期限還沒能交全，魏藻德求劉宗敏再給他一點時間，劉宗敏不聽，結果被活活打死。接著是前內閣首輔陳演、成國公朱國純、禁衛軍頭領李國禎、國丈周奎、東廠太監王之心等，明朝有頭有臉的人一個也逃不了，在劉宗敏手下，個個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斷的交錢，一點法子也沒有。
作為大順最重要的軍事首領，劉宗敏腐化得極其迅速。這人仗著功勞極大又與李自成情同手足，強橫之極，到後來，李自成也操縱不了他了。劉宗敏一到北京，就開始“挾妓”取樂，而在追餉的過程中他一定是有著深深的快感的，對於這個窮了一輩子的人來說，可以任意捕捉毆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權貴們，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榨錢，這是一個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為追餉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軍隊是大順最精銳的部隊，在他的影響下迅速腐化，去捉這些有錢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軍國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內，到處跑的都是劉宗敏的兵，“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餘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時代似乎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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