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受援國家的情況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總額為一年500億到550億美元。援助的項目製造出大量的官僚機構，它們很快就變得腐敗、低效、虧損累累。當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導的是市場經濟與自由企業的優越性，而援助款項仍源源擴充著政府的花費，往往與市場經濟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資金都被用於建造公路，橋樑等等，意在「以長遠利益」幫助窮人。然而，得到此類援助絕大部分利益的，隻有那些已經富有的富人。在窮人變得更窮的同時，外援卻成了一種對權勢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對赤貧者的生活產生什麽影響的話，那麽就必須重新製定其路線，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達窮人家中。
我相信，必須設計一整套具有新目標的全新扶貧方法。事實上，所有開發援助都應以直接消除貧困為目標。開發應被視作一個人權問題，而不僅隻是一個增加gnp的問題。在國家經濟好轉時，窮人的狀況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應該對開發重新定義，其定義應隻是指底層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測量的正向變化。
有一天，一個美國記者向我找茬，對我無數次地公開指責世界銀行之類的「開發援助」組織而非常惱怒。像許多人一樣，他認為世界銀行是一個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報償的機構。他舉起麥克風，用一種挑戰的聲音說道:「除了總是那麽挑剔批評，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如果你是世界銀行的總裁，又會採取什麽實在的措施呢?」
「我從來沒想過如果我是世界銀行總裁的話，我會做什麽。」我很冷靜地說,「但是我想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總部搬到達卡。」
「那又究竟是為什麽呢?」
「噢，如果像劉易斯·布萊斯頓（lewispreston時任世界銀行總裁）所說的『世界銀行的首要目標是與世界貧困做鬥爭』，那麽在我看來，這家銀行就該搬到一個最貧困的地方去。在達卡，世界銀行將被人類的苦難與赤貧所圍繞。設身處地於問題之中，銀行的官員們或許能夠更迅速更現實地解決問題。」
那個採訪者點點頭。他看上去不像開始時那樣激動了。
「還有，如果總部搬到達卡的話，這家銀行的5000名雇員中肯定有許多會幹脆拒絕來。達卡可沒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個世行銀行家願意選擇在那兒養育兒女的地方，我想，那會導致許多人主動要求退休或改變工作。那將有助於達到兩個效果：首先，順勢排除那些並非致力投身於向貧困之戰的人；其次，能夠削減費用，因為達卡的薪酬會遠遠低於華盛頓特區的昂貴標準。」採訪就此結束。
1987年我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媒體有過一次更富有建設性的會見。當時我正在一個國會委員會上發言，聽證會結束時，被匆匆帶到一個小房間裏，在那兒，有人正忙著對著一個話筒講話。我根本不知道一個電話會議是如何組織的，也沒有人給我做過介紹，但是我已經在那兒了，麵對著一個話筒和來自大報社的十四名編輯、作家，他們正在線上等著向我提問。
首先對話筒發言的是薩姆·戴利—哈裏斯（samdaley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師，後來成為社會活動家，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以立法終結飢餓為己任」（responsibilityforendingstarvationusinglegition，簡稱results）的全國性誌願組織。他每個月都和所有誌願者一起開全國電話會議，我正在參加的是一個記者招待會。薩姆極為溫和可親，他先為幾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我開始接受提問。
第一個會議持續了一小時，短暫的休息之後另一個會又開始了，有另外十四個來自各類美國報刊的十四名編輯作家參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麽高。會後發表的文章有助於確保相關立法的通過，盡管有裏根政府的強烈反對，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過，據此，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須捐助五千萬美元以為窮人建立小額貸款項目。
薩姆和我馬上就成了朋友。他為人平易和藹，而在對貧困與飢餓之戰中卻堅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有姐妹組織。這些組織將小額貸款作為反貧困的一個關鍵戰略，並且通過其市民積極分子的草根組織進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區、媒體、獲選代表和政府的關注。他們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機構和一些私人機構對小額貸款項目給予更多的資助，還遊說財政部門對世界銀行施壓，使其更多關注貧困問題——不止一次這樣做，而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都這樣做。他們還發動運動以促使一些旨在減輕本國貧困的規劃與方針得到通過。事實上，在美國的results還創立了一個名為「本土results（resultsdemestic）」的二級組織，它是在美國的小額貸款創始運動的主要鼓吹者。在過去十年間，results與格萊瑉的聯繫不斷加強。results的每一個誌願者，或早或晚都變成了格萊瑉專家。
1987年的那個電話會議，成為小額貸款運動曆史上的又一個裏程碑：它吸引了哥倫比亞廣播電台（cbs）的「六十分鍾」欄目的注意。1989年，分別來自倫敦與羅馬的兩位cbs電視新聞欄目的工作人員來到達卡訪問。我和cbs記者莫利·塞弗（morleysafer）一起待了很長時間，一起走訪格萊瑉的村莊，採訪貸款者、開發專家、政府官員。那些工作人員一共拍了一百小時的膠片素材，再把它濃縮為十二分鍾。1990年3月播放的時候，這個短片斷立即引起轟動。直到那時，我才充分意識到了媒體的威力。至今，每當重播那個節目時，我們仍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和電話。在那短短十二分鍾裏，cbs以最激動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萊瑉的精粹。與其前後的任何報導相比，那個片子都更能激發人們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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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外援資金都被用於建造公路，橋樑等等，意在「以長遠利益」幫助窮人。然而，得到此類援助絕大部分利益的，隻有那些已經富有的富人。在窮人變得更窮的同時，外援卻成了一種對權勢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對赤貧者的生活產生什麽影響的話，那麽就必須重新製定其路線，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達窮人家中。
我相信，必須設計一整套具有新目標的全新扶貧方法。事實上，所有開發援助都應以直接消除貧困為目標。開發應被視作一個人權問題，而不僅隻是一個增加gnp的問題。在國家經濟好轉時，窮人的狀況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應該對開發重新定義，其定義應隻是指底層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測量的正向變化。
有一天，一個美國記者向我找茬，對我無數次地公開指責世界銀行之類的「開發援助」組織而非常惱怒。像許多人一樣，他認為世界銀行是一個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報償的機構。他舉起麥克風，用一種挑戰的聲音說道:「除了總是那麽挑剔批評，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如果你是世界銀行的總裁，又會採取什麽實在的措施呢?」
「我從來沒想過如果我是世界銀行總裁的話，我會做什麽。」我很冷靜地說,「但是我想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總部搬到達卡。」
「那又究竟是為什麽呢?」
「噢，如果像劉易斯·布萊斯頓（lewispreston時任世界銀行總裁）所說的『世界銀行的首要目標是與世界貧困做鬥爭』，那麽在我看來，這家銀行就該搬到一個最貧困的地方去。在達卡，世界銀行將被人類的苦難與赤貧所圍繞。設身處地於問題之中，銀行的官員們或許能夠更迅速更現實地解決問題。」
那個採訪者點點頭。他看上去不像開始時那樣激動了。
「還有，如果總部搬到達卡的話，這家銀行的5000名雇員中肯定有許多會幹脆拒絕來。達卡可沒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個世行銀行家願意選擇在那兒養育兒女的地方，我想，那會導致許多人主動要求退休或改變工作。那將有助於達到兩個效果：首先，順勢排除那些並非致力投身於向貧困之戰的人；其次，能夠削減費用，因為達卡的薪酬會遠遠低於華盛頓特區的昂貴標準。」採訪就此結束。
1987年我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媒體有過一次更富有建設性的會見。當時我正在一個國會委員會上發言，聽證會結束時，被匆匆帶到一個小房間裏，在那兒，有人正忙著對著一個話筒講話。我根本不知道一個電話會議是如何組織的，也沒有人給我做過介紹，但是我已經在那兒了，麵對著一個話筒和來自大報社的十四名編輯、作家，他們正在線上等著向我提問。
首先對話筒發言的是薩姆·戴利—哈裏斯（samdaley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師，後來成為社會活動家，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以立法終結飢餓為己任」（responsibilityforendingstarvationusinglegition，簡稱results）的全國性誌願組織。他每個月都和所有誌願者一起開全國電話會議，我正在參加的是一個記者招待會。薩姆極為溫和可親，他先為幾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我開始接受提問。
第一個會議持續了一小時，短暫的休息之後另一個會又開始了，有另外十四個來自各類美國報刊的十四名編輯作家參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麽高。會後發表的文章有助於確保相關立法的通過，盡管有裏根政府的強烈反對，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過，據此，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須捐助五千萬美元以為窮人建立小額貸款項目。
薩姆和我馬上就成了朋友。他為人平易和藹，而在對貧困與飢餓之戰中卻堅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有姐妹組織。這些組織將小額貸款作為反貧困的一個關鍵戰略，並且通過其市民積極分子的草根組織進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區、媒體、獲選代表和政府的關注。他們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機構和一些私人機構對小額貸款項目給予更多的資助，還遊說財政部門對世界銀行施壓，使其更多關注貧困問題——不止一次這樣做，而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都這樣做。他們還發動運動以促使一些旨在減輕本國貧困的規劃與方針得到通過。事實上，在美國的results還創立了一個名為「本土results（resultsdemestic）」的二級組織，它是在美國的小額貸款創始運動的主要鼓吹者。在過去十年間，results與格萊瑉的聯繫不斷加強。results的每一個誌願者，或早或晚都變成了格萊瑉專家。
1987年的那個電話會議，成為小額貸款運動曆史上的又一個裏程碑：它吸引了哥倫比亞廣播電台（cbs）的「六十分鍾」欄目的注意。1989年，分別來自倫敦與羅馬的兩位cbs電視新聞欄目的工作人員來到達卡訪問。我和cbs記者莫利·塞弗（morleysafer）一起待了很長時間，一起走訪格萊瑉的村莊，採訪貸款者、開發專家、政府官員。那些工作人員一共拍了一百小時的膠片素材，再把它濃縮為十二分鍾。1990年3月播放的時候，這個短片斷立即引起轟動。直到那時，我才充分意識到了媒體的威力。至今，每當重播那個節目時，我們仍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和電話。在那短短十二分鍾裏，cbs以最激動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萊瑉的精粹。與其前後的任何報導相比，那個片子都更能激發人們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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