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未創辦格萊瑉銀行時我就對在孟加拉的國際援助機構提出過批評，我批評的最嚴厲的、也是現今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機構，就是世界銀行。這些年來世界銀行與格萊瑉有過那麽多鬥爭與不合，以至於一些評論員稱我們是「拳擊對頭」。世界銀行裏總還有些人懂得小額貸款是怎麽迴事，但由於風格迥異，多年裏我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幹架上，而不是互相幫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電信會議上發生了一次公開的衝突。世界食品日美國委員會的全國協調員帕特麗夏·楊（patriciayoung），邀請我和時任世界銀行總裁的巴伯·科納布爾（barberconable）作為專題發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個國家進行同步衛星轉播的電信會議。
我並不了解電信會議是怎麽迴事，但我接受了邀請，把它看作一個可以闡釋我的觀點的機會。我認為，貸款的權利應被視為一種人權，貸款能夠在全球擺脫飢餓方麵起到一種極具戰略性的作用。
我並沒有打算去和世界銀行總裁吵架，但科納布爾說到世界銀行向孟加拉的格萊瑉提供了經濟援助時，令我惱怒了。我認為我應該糾正這個錯誤的信息，於是很有禮貌地插話說，世界銀行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科納布爾不予理會，又提到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幫助了格萊瑉。這次我堅決地反駁了他。科納布爾對我的抗議置之不顧，繼續重複說世界銀行向格萊瑉銀行提供了經濟支持。我認為我應該對衛星電視的觀眾們澄清事實。我們這些格萊瑉銀行的人從來沒有想要也沒有接受過世界銀行的資助，因為我們不喜歡那家銀行的行為方式。他們的專家顧問經常會插手接管他們所資助的項目，在項目被納入他們的運作方式軌道之前，他們是不肯罷手的。我們不想要任何人來幹預我們的體製，或是來吩咐我們如何行事。實際上，就是在那一年，我們的確拒絕了世界銀行的一筆兩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我還告訴科納布爾——他正在喋喋發表關於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幹才的議論——雇用聰明的經濟學家並不一定能轉化為有益窮人的方針和項目。
我發現，多邊捐助者的扶貧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舉我在菲律賓的內格羅斯島（negrosind）的經曆為例。1989年，為了應付島上不斷加劇的兒童營養不良，啟動了一個名為「完善」（dungganon）的格萊瑉複製項目。幾年以後,「完善」項目的創建者塞西爾·德爾·卡斯蒂略（ceciledelcastillo）博士為了擴展她的項目向聯合國的一個機構申請款項。那個機構於是派了四個使團來對她的提議進行調查，在機票、食宿和專家費用等方麵花了成千上萬美元，然而，由於複雜的官僚原因，那個項目根本就沒有得到一分錢。換言之，專家審查花費了將近五年時間並浪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而島上那些貧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筆由這個機構所援助的小額貸款。我忍不住評論道，如果那個內格羅斯項目能得到等同於聯合國使團的花費的款項的話，就夠援助好幾百個貧困家庭了。
諮詢業的興起嚴重地誤導了國際捐助機構，形成了一種假設，即接受捐助的國家在確認、準備和項目實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顧問們對所援助的國家頤指氣使，那些顧問甚至常常會扼殺受援國家的能動性。這些受援國家的官員與學者會迅速認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數字，盡管他們很清楚那些數字並不正確。
當格萊瑉在1986年向世界銀行清楚地表明不會聽任其幹涉我們經營的立場之後，該銀行決定試圖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額貸款組織，採用我們的方法並結合其他一些小額貸款項目的方法。我認為那是完全不實際的打算。最終，孟加拉政府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拒絕了世界銀行的提議，但是世界銀行並沒有從這件事中汲取教訓。反之，它將被拒建議書中的「孟加拉」塗掉，轉手又把它提交給了斯裏蘭卡政府。
與世界銀行之間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經曆，促使我盡可能地去了解其他發展機構。我越來越清楚地觀察到，多邊援助機構有大把可發放的錢，在各個國家發放的數額都由官員們來決定，官員們發放出去的錢越多，他們作為貸款官員得到的評級就越高。因此，捐助機構裏的年輕而有野心的官員們會選擇一些價錢最大的項目。隨著巨額的款項的移動，他們的名字也在升遷的階梯上向上移動。
在我這一行裏，我經常目睹捐助機構的官員們在孟加拉不顧一切地將大筆大筆的錢發放出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幾乎會不惜任何代價，包括直接或間接地賄賂政府官員。例如，他們會去租住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昂貴的新房子，或是打著官方研討班和會議為幌子，邀請官員們參加海外誘惑之旅。顧問、供應商和潛在的承包人則常常為這個賄賂機製提供方便，說到底，他們是捐助者資助的項目的最大受益者。
據孟加拉的一個研究機構估計，在過去二十六年內所接受的三百多億美元的國際援助中，75％並沒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費在設備、用品和來自捐助國本身的顧問身上。大多數富有國家的外援預算主要用於安置本國人就業和銷售本國的商品，扶貧隻不過是一件順便捎帶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進了當地的供應商、承包人、顧問與專家這一小撮人的腰包。這些錢大部分都被這些精英用來購買外國製造的消費品，根本無助於我們國家的經濟或勞工階層。人們普遍認為，捐款的大部分最後都變成了那些幫助做出採購決策和簽訂合同的官員與政客們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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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電信會議上發生了一次公開的衝突。世界食品日美國委員會的全國協調員帕特麗夏·楊（patriciayoung），邀請我和時任世界銀行總裁的巴伯·科納布爾（barberconable）作為專題發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個國家進行同步衛星轉播的電信會議。
我並不了解電信會議是怎麽迴事，但我接受了邀請，把它看作一個可以闡釋我的觀點的機會。我認為，貸款的權利應被視為一種人權，貸款能夠在全球擺脫飢餓方麵起到一種極具戰略性的作用。
我並沒有打算去和世界銀行總裁吵架，但科納布爾說到世界銀行向孟加拉的格萊瑉提供了經濟援助時，令我惱怒了。我認為我應該糾正這個錯誤的信息，於是很有禮貌地插話說，世界銀行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科納布爾不予理會，又提到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幫助了格萊瑉。這次我堅決地反駁了他。科納布爾對我的抗議置之不顧，繼續重複說世界銀行向格萊瑉銀行提供了經濟支持。我認為我應該對衛星電視的觀眾們澄清事實。我們這些格萊瑉銀行的人從來沒有想要也沒有接受過世界銀行的資助，因為我們不喜歡那家銀行的行為方式。他們的專家顧問經常會插手接管他們所資助的項目，在項目被納入他們的運作方式軌道之前，他們是不肯罷手的。我們不想要任何人來幹預我們的體製，或是來吩咐我們如何行事。實際上，就是在那一年，我們的確拒絕了世界銀行的一筆兩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我還告訴科納布爾——他正在喋喋發表關於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幹才的議論——雇用聰明的經濟學家並不一定能轉化為有益窮人的方針和項目。
我發現，多邊捐助者的扶貧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舉我在菲律賓的內格羅斯島（negrosind）的經曆為例。1989年，為了應付島上不斷加劇的兒童營養不良，啟動了一個名為「完善」（dungganon）的格萊瑉複製項目。幾年以後,「完善」項目的創建者塞西爾·德爾·卡斯蒂略（ceciledelcastillo）博士為了擴展她的項目向聯合國的一個機構申請款項。那個機構於是派了四個使團來對她的提議進行調查，在機票、食宿和專家費用等方麵花了成千上萬美元，然而，由於複雜的官僚原因，那個項目根本就沒有得到一分錢。換言之，專家審查花費了將近五年時間並浪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而島上那些貧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筆由這個機構所援助的小額貸款。我忍不住評論道，如果那個內格羅斯項目能得到等同於聯合國使團的花費的款項的話，就夠援助好幾百個貧困家庭了。
諮詢業的興起嚴重地誤導了國際捐助機構，形成了一種假設，即接受捐助的國家在確認、準備和項目實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顧問們對所援助的國家頤指氣使，那些顧問甚至常常會扼殺受援國家的能動性。這些受援國家的官員與學者會迅速認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數字，盡管他們很清楚那些數字並不正確。
當格萊瑉在1986年向世界銀行清楚地表明不會聽任其幹涉我們經營的立場之後，該銀行決定試圖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額貸款組織，採用我們的方法並結合其他一些小額貸款項目的方法。我認為那是完全不實際的打算。最終，孟加拉政府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拒絕了世界銀行的提議，但是世界銀行並沒有從這件事中汲取教訓。反之，它將被拒建議書中的「孟加拉」塗掉，轉手又把它提交給了斯裏蘭卡政府。
與世界銀行之間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經曆，促使我盡可能地去了解其他發展機構。我越來越清楚地觀察到，多邊援助機構有大把可發放的錢，在各個國家發放的數額都由官員們來決定，官員們發放出去的錢越多，他們作為貸款官員得到的評級就越高。因此，捐助機構裏的年輕而有野心的官員們會選擇一些價錢最大的項目。隨著巨額的款項的移動，他們的名字也在升遷的階梯上向上移動。
在我這一行裏，我經常目睹捐助機構的官員們在孟加拉不顧一切地將大筆大筆的錢發放出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幾乎會不惜任何代價，包括直接或間接地賄賂政府官員。例如，他們會去租住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昂貴的新房子，或是打著官方研討班和會議為幌子，邀請官員們參加海外誘惑之旅。顧問、供應商和潛在的承包人則常常為這個賄賂機製提供方便，說到底，他們是捐助者資助的項目的最大受益者。
據孟加拉的一個研究機構估計，在過去二十六年內所接受的三百多億美元的國際援助中，75％並沒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費在設備、用品和來自捐助國本身的顧問身上。大多數富有國家的外援預算主要用於安置本國人就業和銷售本國的商品，扶貧隻不過是一件順便捎帶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進了當地的供應商、承包人、顧問與專家這一小撮人的腰包。這些錢大部分都被這些精英用來購買外國製造的消費品，根本無助於我們國家的經濟或勞工階層。人們普遍認為，捐款的大部分最後都變成了那些幫助做出採購決策和簽訂合同的官員與政客們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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