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這講不通。那些窮到極點的人一天工作12小時。他們需要賣掉東西，掙來錢買食物。他們肯定要還你的錢，隻是為了再借一筆，再活一天!那是你們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證——他們的生命!」
那個經理搖搖頭:「您真是個理想主義者，教授。您生活在書本理論中。」
「但是，如果你們有把握那錢會被償還時，你們為什麽還非得需要抵押擔保品呢?」
「這是我們銀行的規章製度。」
「那麽隻有那些有抵押擔保品的人才能借錢了?」
「是的。」
「這是很愚蠢的規章。它意味著隻有有錢人才能借錢。」
「規章不是我訂的，是銀行訂的。」
「好吧，我認為這些規章應該改。」
「無論如何，我們這兒不能把錢借出去。」
「你們不借?」
「是的，我們隻接受教職員工和大學的存款。」
「但是銀行不要通過放貸掙錢嗎?」
「隻有總行才放貸。我們這兒是接受大學及其員工的存款的。我們給您的三方農作項目的貸款是一個由我們的總行批準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當初到這兒來要求借錢的話，你們也是不會借給我的?」
「對啦。」他大笑著。顯然，這個經理很久沒有一個這樣開心的下午了。
「那麽，我們在課堂上教書時講的銀行會貸款給借款人，都是假話了?」
「嗯，要貸款您得去總行，但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麽做。」
「聽起來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級的官員談了。」
「是的。那是個好主意。」
我喝完茶準備離去時，分行經理說:「我知道您不會放棄努力的。但是據我對銀行業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您，您的這個計劃根本行不通。」
兩天以後，我與賈納塔銀行的吉大港地區經理r.a.霍拉達爾（r.a.hodar）約好，在他的辦公室會見了他。我們又重複了我與喬布拉那位分行經理的大部分對話，但是霍拉達爾確實提出了一個保證人的主意，如果村裏有人願意做好事來代表借貸者做擔保人，銀行或許可以考慮批準一筆沒有抵押擔保品的貸款。
我考慮了一下，這個主意有顯而易見的優點，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障礙。
「我不能那樣做，」我對霍拉達爾解釋說,「怎麽能防止保證人占那些被擔保人的便宜呢?結果他可能變為一個暴君，可能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那些貸款人。」
一陣沉默。從過去幾天我和銀行家們的討論中，有一點我已經很清楚了，我並不是在和賈納塔這個銀行過不去，而是在和整個銀行製度體係對抗。
「我為什麽不能做保證人呢?」我問道。
「您?」
「對，你們能接受我作為所有貸款者的擔保人嗎?」
那位地區經理微笑了:「您談的是多少錢呢?」
為了給我自己留出差錯與擴展的餘地，我迴覆說:「總共可能一萬塔卡（300美元），不超過這個數。」
「嗯。」他用手指撥弄了一下辦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後，舊活頁夾中蒙著灰塵的一摞卷宗。沿牆是成摞相同的淺藍色活頁夾，一直摞到齊窗高。頭頂的電扇微風戲耍著那些卷宗，在他的辦公桌上，這些表格永遠在飄動著，等待著他的決定。
「好吧。」他說,「我要說，我們願意接受您作為那個數額的擔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錢了。」
「說定了。」
我們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個貸款人不還錢的話，我是不會承擔被拖欠的還款的。」
那個地區經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為什麽這麽難打交道。
「您作為擔保人，我們可以強迫您付的。」
「你們會怎麽做呢?」
「我們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著我的樣子仿佛是看著一個瘋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憤怒，我就是想要在這不公正的、過時的體係中造成某種恐慌。我想成為插在輪軸裏的棍子，最終使這該死的機器停下來。我是一個擔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會真的擔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們是絕不會起訴一個親自為乞丐借錢擔保的大學係主任的。無論我們可能從您那兒追迴多少錢，都會被那些負麵宣傳統統抵消掉，再說，如此區區小數的貸款，連付訴訟費都不夠，更不要說我們為了追討要付出的管理費用了。」
「噢，你們是一家銀行，當然要做你們自己的利潤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絕不會付的。」
「您是在給我製造困難，尤努斯教授。」
「對不起，但是銀行是在為許多人製造困難——特別是那些一無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幫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與銀行的製度爭辯，而不是對您。」
又是一些迴合之後，霍拉達爾結論道:「我一定會向達卡總行推薦您的貸款申請，我們等著看他們會怎麽說。」
「但我原以為您作為地區經理就有權決定呢?」
「是的，但是這件事太出格了，我無法批準。必須由最高層來批準。」
又花了六個月的文件來往時間，那筆貸款才正式批下來。終於，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從賈納塔銀行貸出了一筆錢，把它給了喬布拉的窮人。在整個1977年，我必須在每一份貸款申請上簽名。甚至在我到歐洲或美國旅行時，銀行都會為了一個簽名給我發電報或寫信，而從不和村裏任何實際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擔保人，在銀行的官員們看來，我是唯一算數的人。他們不想和使用他們資金的窮人打交道，而我則確保那些真正的貸款者——那些我稱之為「銀行業不可接觸者」的實際貸款人——不必到銀行去，從而免遭蔑視與屈辱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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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經理搖搖頭:「您真是個理想主義者，教授。您生活在書本理論中。」
「但是，如果你們有把握那錢會被償還時，你們為什麽還非得需要抵押擔保品呢?」
「這是我們銀行的規章製度。」
「那麽隻有那些有抵押擔保品的人才能借錢了?」
「是的。」
「這是很愚蠢的規章。它意味著隻有有錢人才能借錢。」
「規章不是我訂的，是銀行訂的。」
「好吧，我認為這些規章應該改。」
「無論如何，我們這兒不能把錢借出去。」
「你們不借?」
「是的，我們隻接受教職員工和大學的存款。」
「但是銀行不要通過放貸掙錢嗎?」
「隻有總行才放貸。我們這兒是接受大學及其員工的存款的。我們給您的三方農作項目的貸款是一個由我們的總行批準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當初到這兒來要求借錢的話，你們也是不會借給我的?」
「對啦。」他大笑著。顯然，這個經理很久沒有一個這樣開心的下午了。
「那麽，我們在課堂上教書時講的銀行會貸款給借款人，都是假話了?」
「嗯，要貸款您得去總行，但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麽做。」
「聽起來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級的官員談了。」
「是的。那是個好主意。」
我喝完茶準備離去時，分行經理說:「我知道您不會放棄努力的。但是據我對銀行業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您，您的這個計劃根本行不通。」
兩天以後，我與賈納塔銀行的吉大港地區經理r.a.霍拉達爾（r.a.hodar）約好，在他的辦公室會見了他。我們又重複了我與喬布拉那位分行經理的大部分對話，但是霍拉達爾確實提出了一個保證人的主意，如果村裏有人願意做好事來代表借貸者做擔保人，銀行或許可以考慮批準一筆沒有抵押擔保品的貸款。
我考慮了一下，這個主意有顯而易見的優點，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障礙。
「我不能那樣做，」我對霍拉達爾解釋說,「怎麽能防止保證人占那些被擔保人的便宜呢?結果他可能變為一個暴君，可能像對待奴隸一樣對待那些貸款人。」
一陣沉默。從過去幾天我和銀行家們的討論中，有一點我已經很清楚了，我並不是在和賈納塔這個銀行過不去，而是在和整個銀行製度體係對抗。
「我為什麽不能做保證人呢?」我問道。
「您?」
「對，你們能接受我作為所有貸款者的擔保人嗎?」
那位地區經理微笑了:「您談的是多少錢呢?」
為了給我自己留出差錯與擴展的餘地，我迴覆說:「總共可能一萬塔卡（300美元），不超過這個數。」
「嗯。」他用手指撥弄了一下辦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後，舊活頁夾中蒙著灰塵的一摞卷宗。沿牆是成摞相同的淺藍色活頁夾，一直摞到齊窗高。頭頂的電扇微風戲耍著那些卷宗，在他的辦公桌上，這些表格永遠在飄動著，等待著他的決定。
「好吧。」他說,「我要說，我們願意接受您作為那個數額的擔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錢了。」
「說定了。」
我們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個貸款人不還錢的話，我是不會承擔被拖欠的還款的。」
那個地區經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為什麽這麽難打交道。
「您作為擔保人，我們可以強迫您付的。」
「你們會怎麽做呢?」
「我們可以通過法律程序起訴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著我的樣子仿佛是看著一個瘋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憤怒，我就是想要在這不公正的、過時的體係中造成某種恐慌。我想成為插在輪軸裏的棍子，最終使這該死的機器停下來。我是一個擔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會真的擔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們是絕不會起訴一個親自為乞丐借錢擔保的大學係主任的。無論我們可能從您那兒追迴多少錢，都會被那些負麵宣傳統統抵消掉，再說，如此區區小數的貸款，連付訴訟費都不夠，更不要說我們為了追討要付出的管理費用了。」
「噢，你們是一家銀行，當然要做你們自己的利潤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絕不會付的。」
「您是在給我製造困難，尤努斯教授。」
「對不起，但是銀行是在為許多人製造困難——特別是那些一無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幫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與銀行的製度爭辯，而不是對您。」
又是一些迴合之後，霍拉達爾結論道:「我一定會向達卡總行推薦您的貸款申請，我們等著看他們會怎麽說。」
「但我原以為您作為地區經理就有權決定呢?」
「是的，但是這件事太出格了，我無法批準。必須由最高層來批準。」
又花了六個月的文件來往時間，那筆貸款才正式批下來。終於，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從賈納塔銀行貸出了一筆錢，把它給了喬布拉的窮人。在整個1977年，我必須在每一份貸款申請上簽名。甚至在我到歐洲或美國旅行時，銀行都會為了一個簽名給我發電報或寫信，而從不和村裏任何實際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擔保人，在銀行的官員們看來，我是唯一算數的人。他們不想和使用他們資金的窮人打交道，而我則確保那些真正的貸款者——那些我稱之為「銀行業不可接觸者」的實際貸款人——不必到銀行去，從而免遭蔑視與屈辱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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