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們又興奮地討論了如何建立一個政府的問題。我們稍稍變動了一下早先的計劃，決定m.a.哈桑（m.a.hasan）馬上動身去加爾各答與阿加塔拉（agart），與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領袖們取得聯繫。然後他通知我去和他會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hli）來埃納耶特·卡裏姆家做禮節性拜訪，當時我們正在用晚餐，我們幾個人連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進了一個頂樓的房間。我們在那兒一聲不出地靜悄悄地坐了兩個小時，這樣，那位大使就不會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著三個反對國家的活動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計劃動身前往加爾各答和阿加塔拉。他從加爾各答發來的電訊很辛酸，他對那些領袖們表示失望，並勸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納加爾政府（mujibnagar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開展運動，爭取孟加拉國為世界所承認，並唿籲停止對巴基斯坦進行的軍事援助，恢複謝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內科醫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爾（mohammadmgir）博士的領導下，孟加拉人美國聯盟在紐約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創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聯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築師，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searstower）就是他設計的。沙姆蘇爾·巴裏成為那個組織的總書記。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時事通訊》（bandeshnewsletter）。我從他那裏接手了這項工作，定期從我在納什維爾的帕拉龔坊（paragonmillsroad）500號的寓所出版這份時事通訊。寓所變成了一個通訊中心，電話終日響個不停，人們從北美和英國打來電話，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關戰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於在華盛頓的孟加拉人的努力，還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對參眾兩院進行遊說。我負責信息中心創始初期的運作，然後，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國各地的大學組織校園研討會。
在隨後的九個月裏，我們為未來的孟加拉描繪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圖畫。我們想要堅持民主製度，我們想要確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選舉的權利，想要確保人民擺脫貧窮。我們夢想一個莊嚴地樹立在世界各國之林的繁榮昌盛的國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樂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贏得了獨立戰爭。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三百萬孟加拉人喪失了性命，為了躲避戰亂，一千萬人逃亡到相鄰的印度，還有數以百萬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軍隊的強姦與其他暴行的殘害。戰爭結束時，孟加拉變成了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經濟被摧毀了，成百上千萬人無家可歸。
我知道，我必須迴去參與祖國的建設。我認為，我要為自己這樣做。
第三章 迴到吉大港（1）
1972年我迴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個響亮的頭銜，被派到政府計劃委員會工作。我的工作很沒意思，除了看報整日無事可做。在向計劃委員會主任努爾·伊斯蘭（nurulim）多次提出抗議之後，我終於辭職了，去吉大港大學做經濟學係主任。
吉大港大學位於吉大港市以東20英裏，占據著1900公頃貧瘠山地。這所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築師設計建造的，外表給人深刻的印象。大樓完全以裸露的紅磚建造，走廊開敞，房間寬大。但是，盡管這些現代建築令人觀感舒服，卻很不實用。例如，我到那裏時每個係的係主任都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但是其他教師根本沒有辦公的地方。作為經濟係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我的辦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們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這使得同事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覺得係主任有一個大房間是理所當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沒有坐的地方。
當時大學的處境很困難，教師們抵製升級考試，他們指責學生抄襲書本，或互相抄襲。許多學生曾加入解放軍（muktibahini），剛從戰爭中歸來。他們帶著槍，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宣布考試結果，就要傷害教師。
當時，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裏。父親準許我每天開他的車到郊區的校園去上班，每天都經過位於高速公路與校園之間的喬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圍那些貧瘠的土地，便問同事h.i.拉蒂菲（h.itifee）教授，為什麽這些土地上沒種上冬季的莊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議去問問村民，結果發現，沒有用於灌溉的水。
我認為我們應該就這些閑置的土地做些什麽。任由一所大學周圍的地荒著是件令人羞恥的事。如果說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麽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於鄰裏。一所大學絕不應是一個孤島：在其中學術造詣越來越高，卻不與人分享。
我們的校園麵對著一道山脈，每天早晨，我可以從教室看到小夥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過校園向群山走去。他們扛著鋒利的砍刀，日落時分，滿載柴火樹枝歸來。我突然想到，大學應該將那些荒山轉變為多產的莊稼地，這會給大學帶來額外的收入，給村民帶來就業機會，大而論之，為國家出產糧食。
我對那個村莊本身也越來越好奇。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啟動了一個調查喬布拉村經濟狀況的項目。我們想搞清楚，村裏有多少個家庭擁有可耕種土地?他們種什麽莊稼?沒有土地的人如何謀生?這些村民有什麽技能?他們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什麽障礙嗎?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夠全年口糧?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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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hli）來埃納耶特·卡裏姆家做禮節性拜訪，當時我們正在用晚餐，我們幾個人連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進了一個頂樓的房間。我們在那兒一聲不出地靜悄悄地坐了兩個小時，這樣，那位大使就不會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著三個反對國家的活動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計劃動身前往加爾各答和阿加塔拉。他從加爾各答發來的電訊很辛酸，他對那些領袖們表示失望，並勸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納加爾政府（mujibnagar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國與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開展運動，爭取孟加拉國為世界所承認，並唿籲停止對巴基斯坦進行的軍事援助，恢複謝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內科醫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爾（mohammadmgir）博士的領導下，孟加拉人美國聯盟在紐約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創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聯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築師，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searstower）就是他設計的。沙姆蘇爾·巴裏成為那個組織的總書記。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時事通訊》（bandeshnewsletter）。我從他那裏接手了這項工作，定期從我在納什維爾的帕拉龔坊（paragonmillsroad）500號的寓所出版這份時事通訊。寓所變成了一個通訊中心，電話終日響個不停，人們從北美和英國打來電話，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關戰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於在華盛頓的孟加拉人的努力，還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對參眾兩院進行遊說。我負責信息中心創始初期的運作，然後，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國各地的大學組織校園研討會。
在隨後的九個月裏，我們為未來的孟加拉描繪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圖畫。我們想要堅持民主製度，我們想要確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選舉的權利，想要確保人民擺脫貧窮。我們夢想一個莊嚴地樹立在世界各國之林的繁榮昌盛的國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樂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贏得了獨立戰爭。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三百萬孟加拉人喪失了性命，為了躲避戰亂，一千萬人逃亡到相鄰的印度，還有數以百萬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軍隊的強姦與其他暴行的殘害。戰爭結束時，孟加拉變成了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經濟被摧毀了，成百上千萬人無家可歸。
我知道，我必須迴去參與祖國的建設。我認為，我要為自己這樣做。
第三章 迴到吉大港（1）
1972年我迴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個響亮的頭銜，被派到政府計劃委員會工作。我的工作很沒意思，除了看報整日無事可做。在向計劃委員會主任努爾·伊斯蘭（nurulim）多次提出抗議之後，我終於辭職了，去吉大港大學做經濟學係主任。
吉大港大學位於吉大港市以東20英裏，占據著1900公頃貧瘠山地。這所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築師設計建造的，外表給人深刻的印象。大樓完全以裸露的紅磚建造，走廊開敞，房間寬大。但是，盡管這些現代建築令人觀感舒服，卻很不實用。例如，我到那裏時每個係的係主任都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但是其他教師根本沒有辦公的地方。作為經濟係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我的辦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們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這使得同事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覺得係主任有一個大房間是理所當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沒有坐的地方。
當時大學的處境很困難，教師們抵製升級考試，他們指責學生抄襲書本，或互相抄襲。許多學生曾加入解放軍（muktibahini），剛從戰爭中歸來。他們帶著槍，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宣布考試結果，就要傷害教師。
當時，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裏。父親準許我每天開他的車到郊區的校園去上班，每天都經過位於高速公路與校園之間的喬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圍那些貧瘠的土地，便問同事h.i.拉蒂菲（h.itifee）教授，為什麽這些土地上沒種上冬季的莊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議去問問村民，結果發現，沒有用於灌溉的水。
我認為我們應該就這些閑置的土地做些什麽。任由一所大學周圍的地荒著是件令人羞恥的事。如果說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麽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於鄰裏。一所大學絕不應是一個孤島：在其中學術造詣越來越高，卻不與人分享。
我們的校園麵對著一道山脈，每天早晨，我可以從教室看到小夥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過校園向群山走去。他們扛著鋒利的砍刀，日落時分，滿載柴火樹枝歸來。我突然想到，大學應該將那些荒山轉變為多產的莊稼地，這會給大學帶來額外的收入，給村民帶來就業機會，大而論之，為國家出產糧食。
我對那個村莊本身也越來越好奇。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啟動了一個調查喬布拉村經濟狀況的項目。我們想搞清楚，村裏有多少個家庭擁有可耕種土地?他們種什麽莊稼?沒有土地的人如何謀生?這些村民有什麽技能?他們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什麽障礙嗎?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夠全年口糧?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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