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其記得1953年那次參加巴基斯坦第一屆全國童子軍大會的跨越印度的火車旅行。沿途，我們停下來參觀了許多曆史古蹟。一路上我們都在歌唱遊戲，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mahal）前，我發現我們的主任助理誇奇·西拉加爾·胡克（quazisirajulhuq）在無聲地抽泣。他流淚，並不是為了這座紀念碑或是為了在此埋葬的那對著名的情侶，也不是為了刻在白大理石牆壁上的詩句。誇奇·薩希布（quazisahib）說，他是為我們的命運，為我們肩負的曆史重擔而哭泣。雖然我當時隻有13歲，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動。在他的鼓勵下，童子軍意識開始滲透到我的所有行為活動中。我一直就是個天生的領頭人，但誇奇·薩希布的道德感化讓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導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戰爭之後那些騷亂的月份裏，我與父親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誇奇·薩希布。我們喝著茶，討論周圍的政治動亂局勢。一個月以後，誇奇·薩希布在睡夢中被他的僕人殘忍地殺害了。他當時已是一個衰弱的老人，那個僕人搶走了他的一點點錢。警方根本就沒抓到兇手。我被悲痛吞噬了。迴想起來，我開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淚，那是出於對他自己不幸與孟加拉人民未來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個孟加拉人在美國（1）
我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教師。從小，我就總愛訓導我的弟弟們，並且堅持要求他們在學校隻許得到最高分。21歲大學剛畢業時，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動提供給我一個經濟學教師的職位。這個由英國人創建於1836年的大學，是這個次大陸上最受尊重的大學之一，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裏教書。
在這段時間裏，我還嚐試建立我個人的企業。我注意到，包裝材料都是從西巴基斯坦進口，在這個國家的東半部，我們沒有生產箱子或包裝材料的設施。我說服了父親，允許我建立了一個包裝和印刷工廠。我準備了一份項目建議書，從國有的工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當時，很少有孟加拉企業家想建立工業設施，貸款馬上就被批準了。我很快建起了一個包裝與印刷工廠，雇用了一百名工人。這個項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潤。
我父親是董事會的主席，他極不願意從銀行貸款。商業信貸的概念使他極為緊張，以至於催著我提前歸還了貸款。我們可能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家提前償還貸款的新企業之一。那家銀行馬上又主動提出，額外提供一筆一千萬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的貸款，讓我們去建立一家紙廠，但這件事我父親根本不肯聽。
包裝業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爾hore），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來。我們的產品包括煙盒、箱子、硬紙箱、化妝盒、卡片、日曆和書等等。我從來就不擔心賺錢的事。而這個包裝工廠的成功使我和我的親人們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頭地。
盡管獲得了商業成功，我仍然想去學習和教書。於是，當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爾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時，這個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使我一躍而起。這是我的第三次出國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為童子軍去過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1959年又去過日本和菲律賓。但這次是我獨自出行。一開始，博爾德（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的校園真讓我大為震驚。在孟加拉，學生對教授從不敢直唿其名。如果一個學生向「先生」講話，那也隻是在「先生」允許他發言之後，他才能畢恭畢敬地發言。但是在博爾德，教師看上去把自己當作學生們的朋友。我經常看到教師和學生們光著腳、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開玩笑，聊天。這種親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至於說在科羅拉多的女同學，我簡直窘得都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在吉大港大學隻有很少女學生，在800名學生中，女生不會超過150個。女生還受到隔離，她們通常被限製在女士休息室裏，那是不許男學生進入的。她們在參加學生政治活動與其他活動方麵也受到限製。例如，我們演戲時就不允許女性參加，於是男生就穿女裝、化女妝來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女學生們都極為靦腆。快上課的時候，她們總是會在教師公共休息室外擠作一堆，隨後跟在我後麵去上課，緊抓著書，眼睛盯著腳麵，以便躲避小夥子們凝視的目光。在教室裏，她們和男生分開坐，我也學會了不向她們提問，以免令她們在同學麵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從不和她們講話。
事實上，我自己對女性也是十分靦腆，所以我盡量對她們視而不見。想像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達美國時所感到的驚愕吧!校園裏放著搖滾樂，姑娘們脫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曬著太陽，大笑著。我緊張得要命，甚至試圖不看她們。但我還是喜歡坐在學生中心裏，注視著衣著古怪的大學生們來來去去，聊天，調情，吃東西。美國的青年看起來那麽強壯，健康，充滿活力。那是一個體驗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靦腆的個性使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喧鬧的晚會。我寧願在自己的房間裏學習或看電視。
電視在1964年才在達卡出現，在到美國之前我對它還很陌生。在博爾德我很快就迷上了電視。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新聞六十分》（60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無聊的肥皂劇，比如《我愛露西》《吉利根島》《霍根的英雄》。我發現，開著電視時我能更清晰地說話和思考，至今如此。
</br>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戰爭之後那些騷亂的月份裏，我與父親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誇奇·薩希布。我們喝著茶，討論周圍的政治動亂局勢。一個月以後，誇奇·薩希布在睡夢中被他的僕人殘忍地殺害了。他當時已是一個衰弱的老人，那個僕人搶走了他的一點點錢。警方根本就沒抓到兇手。我被悲痛吞噬了。迴想起來，我開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淚，那是出於對他自己不幸與孟加拉人民未來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個孟加拉人在美國（1）
我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教師。從小，我就總愛訓導我的弟弟們，並且堅持要求他們在學校隻許得到最高分。21歲大學剛畢業時，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動提供給我一個經濟學教師的職位。這個由英國人創建於1836年的大學，是這個次大陸上最受尊重的大學之一，從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裏教書。
在這段時間裏，我還嚐試建立我個人的企業。我注意到，包裝材料都是從西巴基斯坦進口，在這個國家的東半部，我們沒有生產箱子或包裝材料的設施。我說服了父親，允許我建立了一個包裝和印刷工廠。我準備了一份項目建議書，從國有的工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當時，很少有孟加拉企業家想建立工業設施，貸款馬上就被批準了。我很快建起了一個包裝與印刷工廠，雇用了一百名工人。這個項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潤。
我父親是董事會的主席，他極不願意從銀行貸款。商業信貸的概念使他極為緊張，以至於催著我提前歸還了貸款。我們可能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家提前償還貸款的新企業之一。那家銀行馬上又主動提出，額外提供一筆一千萬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的貸款，讓我們去建立一家紙廠，但這件事我父親根本不肯聽。
包裝業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爾hore），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來。我們的產品包括煙盒、箱子、硬紙箱、化妝盒、卡片、日曆和書等等。我從來就不擔心賺錢的事。而這個包裝工廠的成功使我和我的親人們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頭地。
盡管獲得了商業成功，我仍然想去學習和教書。於是，當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爾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時，這個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使我一躍而起。這是我的第三次出國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為童子軍去過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1959年又去過日本和菲律賓。但這次是我獨自出行。一開始，博爾德（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的校園真讓我大為震驚。在孟加拉，學生對教授從不敢直唿其名。如果一個學生向「先生」講話，那也隻是在「先生」允許他發言之後，他才能畢恭畢敬地發言。但是在博爾德，教師看上去把自己當作學生們的朋友。我經常看到教師和學生們光著腳、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開玩笑，聊天。這種親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至於說在科羅拉多的女同學，我簡直窘得都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在吉大港大學隻有很少女學生，在800名學生中，女生不會超過150個。女生還受到隔離，她們通常被限製在女士休息室裏，那是不許男學生進入的。她們在參加學生政治活動與其他活動方麵也受到限製。例如，我們演戲時就不允許女性參加，於是男生就穿女裝、化女妝來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女學生們都極為靦腆。快上課的時候，她們總是會在教師公共休息室外擠作一堆，隨後跟在我後麵去上課，緊抓著書，眼睛盯著腳麵，以便躲避小夥子們凝視的目光。在教室裏，她們和男生分開坐，我也學會了不向她們提問，以免令她們在同學麵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從不和她們講話。
事實上，我自己對女性也是十分靦腆，所以我盡量對她們視而不見。想像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達美國時所感到的驚愕吧!校園裏放著搖滾樂，姑娘們脫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曬著太陽，大笑著。我緊張得要命，甚至試圖不看她們。但我還是喜歡坐在學生中心裏，注視著衣著古怪的大學生們來來去去，聊天，調情，吃東西。美國的青年看起來那麽強壯，健康，充滿活力。那是一個體驗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靦腆的個性使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喧鬧的晚會。我寧願在自己的房間裏學習或看電視。
電視在1964年才在達卡出現，在到美國之前我對它還很陌生。在博爾德我很快就迷上了電視。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新聞六十分》（60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無聊的肥皂劇，比如《我愛露西》《吉利根島》《霍根的英雄》。我發現，開著電視時我能更清晰地說話和思考，至今如此。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