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臨近時，父親帶領我們下樓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親雖然不是政治活動積極分子，但為了表示堅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團體國家警衛隊。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衛製服，還戴上了那很有特徵的「真納帽」。我們甚至帶上了兩個小弟弟，兩歲的易卜拉辛和小嬰兒圖努（tunu）。12點正，電閘被關上，整個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迴的下一刻，我們已經是一個新的國家了。高昂的口號聲「巴基斯坦萬歲!巴基斯坦萬歲!」響徹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當時我七歲，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脈中衝動著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茲、薩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圖努之後，母親又生了四個孩子：阿尤布（ayub），阿紮姆（azam），賈汗吉爾（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歲時，我熱愛的母親開始常常無緣無故地煩躁，行為舉止也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在她比較安靜的時候，她會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她會一連幾小時地祈禱，讀同一頁書，或是反覆不停地背同一首詩。躁動起來，她就大聲地用粗俗的話罵人。有時她會肆意辱罵鄰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時候，她會大聲斥罵政客們，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時她會在頭腦裏反擊那些假想敵，毫無警示地暴烈起來。她經常在夜裏突然喊叫，拳打腳踢，我就得幫助父親按住她，或是努力護住我年幼的弟妹們免受傷害。這樣的危機之後，她經常會重新變迴到我們所記得的那個甜美溫柔的母親，給我們盡可能多的愛，照顧幼小的孩子們。但我們都知道這隻是暫時的複原。隨著病情惡化，她漸漸不能了解我們上學的情況了。
父親為治癒母親竭盡了全力，花錢給她做全國最先進的醫學檢測。我的外祖母和兩個姨媽都有精神病，我們推測她的病一定也是遺傳的，但是沒有醫生能做出確診。絕望之下，父親轉向了諸如鴉片治療、咒語，甚至是催眠之類的異端偏方。對於這些療法母親從不配合，無論如何，這些方法一無收效。
倒是我們這些孩子們發現那些療法很有意思。看到一個著名的心理醫生對母親實施催眠提示之後，我們就彼此進行自己的催眠試驗。我們還發明了用某種幽默來對待她的病情。「天氣預報如何?」在我們想預見母親在隨後幾小時的情緒時，就彼此這樣發問。為了避免激起新的發作，我們給家裏的每個人都配上了代號：2號，4號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寫了個滑稽短劇，劇中，他稱我們家是一個電台，母親總是在「播音」，她以各種情緒來廣播她的布道，還有「伴舞」。
父親一直是照亮著這令人悲傷時期的光芒。他優雅堅毅地適應著這一人生變局，在母親的疾病持續的三十三年間，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種情況下，照顧著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個索非亞·卡圖恩，當時他隻有22歲。直到母親1982年去世，在他們結婚的五十二年間，他始終對她忠誠不渝，恩愛如初。
雖然父親並不介意在我們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錢，但是他持家簡樸，給我們的零花錢很少。上高中時，由於在吉大港地區的競爭獎學金考試中獲勝，我每月能得到一點津貼，於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錢，但從來就不夠花。我從父親的零錢抽屜裏補足我短缺的部分，這件事父親根本就沒有察覺。除去對書與雜誌的興趣以外，薩拉姆和我還養成了看電影和在外麵吃東西的毛病。我們對口味並不講究。我最喜歡「馬鈴薯塊」，就是一塊烤馬鈴薯塞入煎洋蔥，再撒上醋。薩拉姆和我在離家不遠的街拐角處那個簡陋的茶攤上，就著一杯茉莉花茶吃這些東西。對於這些外出活動，父親從不知情。
薩拉姆和我買的第一架照相機是一個簡單的盒式相機，我們走到哪兒都帶著它。我們像專業人員一樣計劃並研究我們的題材：人像，街景，住宅，靜物。我們在攝影方麵的同謀是鄰裏一個名為「神奇之家攝影室」的照相館主人。他允許我們用他的暗房，將我們的黑白膠捲沖印出來。我們努力想獲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給我們的照片上了色。
窮人的銀行家我對繪畫產生了很大興趣，並跟一個商業畫家學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鬥）。在家裏，我把我的畫架、畫布和彩筆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聽到父親迴來的動靜時很快就能把它們藏起來。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父親不相信複製人體形象這類的事。家裏一些愛藝術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謀，幫助和鼓勵我。
作為這些癖好的副產品，薩拉姆和我對圖形設計也產生了興趣。我們還開始集郵，並說服鄰裏的一個店主，允許我們在他的店鋪前展示我們的郵票箱。我們經常與兩個叔叔一起去電影院看印度和好萊塢的電影，唱那些當時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會學校比我的小學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學大多是從各地調任來的政府官員的兒子，這個學校提供的是全國最好的教育。但特別吸引我的是童子軍規劃，童子軍隊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學校的男孩子們一起，參加訓練，遊戲，藝術活動，討論，在鄉間徒步旅行，各種各樣的節目和許多的集會。在「掙錢周」裏，我們叫賣貨物，擦皮鞋，在茶攤上作夥計，以募集錢款。除樂趣以外，童子軍活動還教會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境界，並且珍視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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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姆塔茲、薩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圖努之後，母親又生了四個孩子：阿尤布（ayub），阿紮姆（azam），賈汗吉爾（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歲時，我熱愛的母親開始常常無緣無故地煩躁，行為舉止也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在她比較安靜的時候，她會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她會一連幾小時地祈禱，讀同一頁書，或是反覆不停地背同一首詩。躁動起來，她就大聲地用粗俗的話罵人。有時她會肆意辱罵鄰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時候，她會大聲斥罵政客們，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時她會在頭腦裏反擊那些假想敵，毫無警示地暴烈起來。她經常在夜裏突然喊叫，拳打腳踢，我就得幫助父親按住她，或是努力護住我年幼的弟妹們免受傷害。這樣的危機之後，她經常會重新變迴到我們所記得的那個甜美溫柔的母親，給我們盡可能多的愛，照顧幼小的孩子們。但我們都知道這隻是暫時的複原。隨著病情惡化，她漸漸不能了解我們上學的情況了。
父親為治癒母親竭盡了全力，花錢給她做全國最先進的醫學檢測。我的外祖母和兩個姨媽都有精神病，我們推測她的病一定也是遺傳的，但是沒有醫生能做出確診。絕望之下，父親轉向了諸如鴉片治療、咒語，甚至是催眠之類的異端偏方。對於這些療法母親從不配合，無論如何，這些方法一無收效。
倒是我們這些孩子們發現那些療法很有意思。看到一個著名的心理醫生對母親實施催眠提示之後，我們就彼此進行自己的催眠試驗。我們還發明了用某種幽默來對待她的病情。「天氣預報如何?」在我們想預見母親在隨後幾小時的情緒時，就彼此這樣發問。為了避免激起新的發作，我們給家裏的每個人都配上了代號：2號，4號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寫了個滑稽短劇，劇中，他稱我們家是一個電台，母親總是在「播音」，她以各種情緒來廣播她的布道，還有「伴舞」。
父親一直是照亮著這令人悲傷時期的光芒。他優雅堅毅地適應著這一人生變局，在母親的疾病持續的三十三年間，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種情況下，照顧著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個索非亞·卡圖恩，當時他隻有22歲。直到母親1982年去世，在他們結婚的五十二年間，他始終對她忠誠不渝，恩愛如初。
雖然父親並不介意在我們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錢，但是他持家簡樸，給我們的零花錢很少。上高中時，由於在吉大港地區的競爭獎學金考試中獲勝，我每月能得到一點津貼，於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錢，但從來就不夠花。我從父親的零錢抽屜裏補足我短缺的部分，這件事父親根本就沒有察覺。除去對書與雜誌的興趣以外，薩拉姆和我還養成了看電影和在外麵吃東西的毛病。我們對口味並不講究。我最喜歡「馬鈴薯塊」，就是一塊烤馬鈴薯塞入煎洋蔥，再撒上醋。薩拉姆和我在離家不遠的街拐角處那個簡陋的茶攤上，就著一杯茉莉花茶吃這些東西。對於這些外出活動，父親從不知情。
薩拉姆和我買的第一架照相機是一個簡單的盒式相機，我們走到哪兒都帶著它。我們像專業人員一樣計劃並研究我們的題材：人像，街景，住宅，靜物。我們在攝影方麵的同謀是鄰裏一個名為「神奇之家攝影室」的照相館主人。他允許我們用他的暗房，將我們的黑白膠捲沖印出來。我們努力想獲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給我們的照片上了色。
窮人的銀行家我對繪畫產生了很大興趣，並跟一個商業畫家學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鬥）。在家裏，我把我的畫架、畫布和彩筆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聽到父親迴來的動靜時很快就能把它們藏起來。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父親不相信複製人體形象這類的事。家裏一些愛藝術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謀，幫助和鼓勵我。
作為這些癖好的副產品，薩拉姆和我對圖形設計也產生了興趣。我們還開始集郵，並說服鄰裏的一個店主，允許我們在他的店鋪前展示我們的郵票箱。我們經常與兩個叔叔一起去電影院看印度和好萊塢的電影，唱那些當時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會學校比我的小學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學大多是從各地調任來的政府官員的兒子，這個學校提供的是全國最好的教育。但特別吸引我的是童子軍規劃，童子軍隊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學校的男孩子們一起，參加訓練，遊戲，藝術活動，討論，在鄉間徒步旅行，各種各樣的節目和許多的集會。在「掙錢周」裏，我們叫賣貨物，擦皮鞋，在茶攤上作夥計，以募集錢款。除樂趣以外，童子軍活動還教會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境界，並且珍視我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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