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擔心行動的危險，我更擔心不行動的危險。”對於中國央行2015年4月19日的降準，我的評價可以用溫斯頓·邱吉爾的這句話總結。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中國央行下調各類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我已多次唿籲中國央行不僅要降準，而且應該進一步結合降息。本次中國央行降準，不僅在於中國經濟下行，也在於潛在的通縮風險。在中國經濟的潛在通縮風險已經逐步臨近的時刻，進一步寬鬆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確路徑。
中國是否麵臨通縮一直存在爭議，主要分歧在於消費物價指數(cpi)與生產物價指數(ppi)的背離。2014年，我就曾明確提出通縮風險，如今從截至2014年一季度的數據來看，證據已經更為明顯，不僅ppi已經連續37個月為負，衡量整體經濟價格狀況的gdp價格平減指數也跌至–1.2%。
對應著全球通縮大潮，和中國十多年加入世貿組織時候引發的通縮一樣，本次中國通縮再度麵臨爭議，即中國被世界通縮還是向世界輸出通縮?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使中國總理李克強2015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亦強調中國是“被通縮”，而海外的觀點則認為中國通縮風險波及世界。
一旦國內出現問題，則將根源引向國外，這是一種固有思維習慣，即使美國也難以例外，比如對於中國製造、人民幣匯率的抵製等。我的觀點介於中國與世界之間，通縮必然是一個雙向影響關係，世界油價從2014年以來下跌超過五成，一方麵造成了中國價格指數下滑的壓力;另一方麵，中國需求的下降本來就是油價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迴顧曆史，中國經濟比較大的通縮大概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一過程甚至延續到入世前後，一定程度上引發中國輸出通縮的國際討論;另一次很短暫，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2009年。
與這個問題相聯繫，為什麽民間對降準會有那麽多爭議?我認為本質在於公眾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反應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無須太多經濟學啟蒙，多數人都痛恨通脹(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惡性通貨膨脹大多數由“印鈔票”引發，典型如20世紀的金圓券到21世紀的辛巴威。作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聯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通脹狂潮之後，保持低通脹也成為超過維持就業的政策目標。
至於通縮，往往不是被視為無關痛癢就是好事一樁。不說各種中外貨幣銀行學教材中關於通縮和通脹的內容篇幅不成比例，即使對飽受20年通縮之苦的日本而言，也更能接受通縮。在2009年的一次民意調查中，44%的日本人表示通縮有利，兩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縮有害，其餘則是持中立態度。
公眾往往從消費者角色思考問題，覺得物價下跌挺好，就像那個關於大蕭條的段子：“大蕭條也沒那麽壞，如果大蕭條期間你有工作的話。”
問題在於，對於企業而言，通縮往往意味著更少的利潤、更沉重的債務、更稀缺的信貸資源——舊債務名義價值不變，在通縮情況之下，相對於過去實際是增加。而企業如果感到壓力，那麽，對於其員工甚至整個社會而言，並不會有好結果，收入停滯以及失業甚至蕭條往往也會接踵而至。持續通縮也意味著一個持續加速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利率再低，人們也不願意消費投資而是願意加大儲蓄，這就意味著市場以及經濟將進一步衰退。這意味著在一定情況之下，人們都將手頭現金紛紛窖藏起來，無論存在銀行還是藏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動性陷阱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大蕭條之後提出的一個假設，卻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歐美部分成為現實。因為各種誤讀，凱恩斯在中國聲譽不佳，但是他對於經濟的洞察力在幾十年後仍舊具有現實意義。
迴到中國，眼下暫時沒有流動性陷阱的危險，但是貨幣政策意義在於塑造適合的貨幣環境。就此意義而言，2015年以來的連續降準隻是開始，未來還將繼續降息降準。這不僅在於經濟內在需求，也是貨幣政策尤其是存款準備金迴歸常規化的必經之路。在現代央行製度之下，植根於金銀本位的存款準備金製度意義就像是已經退化的“盲腸”，不少國家已經把法定存款準備金降到極低甚至取消。在中國，存款準備金被作為數量控製的工具，幅度之高令人咂舌。實際上，如果是為了防備金融風險，存款準備金基本沒有作用，現階段則完全是因為中國銀行體係信貸被加以過多行政監管，導致存款準備金分外重要。
有時候，經濟和曆史一樣，總是在沒有想像力地循環。中國通脹與信貸周期繁榮緊密聯繫，換而言之，通縮或者通脹不停輪換——這種現象，曾經有中國央行官員在10年前形容為“通脹通縮一線天，冷熱之間求發展”。這一現象背後的邏輯何在?探究中國經濟“一活就亂、一抓就死”的治亂循環背後的本質，少不了貨幣的這一關鍵線索：首先信貸繁榮造成了通貨膨脹，隨著通貨膨脹升高，經濟過熱，信貸開始緊縮，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緊縮。在這些過程中，無論貨幣政策還是宏觀調控，其實都在發揮“積極”作用，隻是這些作用某些時候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相反，是導致了經濟的波動。
迴顧過去是為了觀照未來，通縮已在門口，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伴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增長，中國央行一舉一動越發重要，其高管團隊也不乏令人稱道的技術人員，其行長周小川在2015年imf會議以及博鰲亞洲論壇對於中國經濟的難點有準確分析，也談到了防患於未然，警惕通縮風險。
盡管如此，中國央行受限於上層的貨幣政策“集體領導製”以及下層公眾的民粹思潮，往往處於動輒得咎狀態。隨著4萬億投資狂潮以及金融深化等後果，中國央行對於金融係統加大管控的同時，也意味著潛在疏漏範圍不斷擴大，近年其各類貨幣政策創新也疲態盡顯。
無論是中國央行降準還是海外量化寬鬆，往往遭遇民間的口誅筆伐，除了經濟學家認同通縮的危害，政策製定者更是深有感觸。
在恐懼通脹來臨之前，中國央行首先應該打贏通縮這一“食人魔”。通縮對於你我，並不遙遠。
尾聲
審計中央銀行
好吧，如果印鈔票是很好的，為什麽不創造更多的錢?所以，如果他們通過印錢或電腦錄入買了價值4萬億美元的資產，為什麽不多創造貨幣?哦，我不知道，9萬億的價值，他們可以增加一倍的所謂利潤。
人們應該擔心一家私人銀行因由美國國會授予的壟斷特權而能印鈔票，進而遊說反對更多監督的立法。
令人震驚，國會創造出這樣一個巨大的生物——一個自己創造自己的錢，又去政府遊說的生物。
——美國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82]
“一切世俗的權力都會使人成為無賴。”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如此打趣，如今走下神壇接受拷問的是昔日的天之驕子——中央銀行家們。作為大眾眼中的“印鈔者”，他們的工作是否稱職?是否需要更多透明度?如果說央行是銀行的監管者，那麽，誰來監管這些監管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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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4月20日起，中國央行下調各類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我已多次唿籲中國央行不僅要降準，而且應該進一步結合降息。本次中國央行降準，不僅在於中國經濟下行，也在於潛在的通縮風險。在中國經濟的潛在通縮風險已經逐步臨近的時刻，進一步寬鬆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確路徑。
中國是否麵臨通縮一直存在爭議，主要分歧在於消費物價指數(cpi)與生產物價指數(ppi)的背離。2014年，我就曾明確提出通縮風險，如今從截至2014年一季度的數據來看，證據已經更為明顯，不僅ppi已經連續37個月為負，衡量整體經濟價格狀況的gdp價格平減指數也跌至–1.2%。
對應著全球通縮大潮，和中國十多年加入世貿組織時候引發的通縮一樣，本次中國通縮再度麵臨爭議，即中國被世界通縮還是向世界輸出通縮?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使中國總理李克強2015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亦強調中國是“被通縮”，而海外的觀點則認為中國通縮風險波及世界。
一旦國內出現問題，則將根源引向國外，這是一種固有思維習慣，即使美國也難以例外，比如對於中國製造、人民幣匯率的抵製等。我的觀點介於中國與世界之間，通縮必然是一個雙向影響關係，世界油價從2014年以來下跌超過五成，一方麵造成了中國價格指數下滑的壓力;另一方麵，中國需求的下降本來就是油價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迴顧曆史，中國經濟比較大的通縮大概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一過程甚至延續到入世前後，一定程度上引發中國輸出通縮的國際討論;另一次很短暫，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2009年。
與這個問題相聯繫，為什麽民間對降準會有那麽多爭議?我認為本質在於公眾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反應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無須太多經濟學啟蒙，多數人都痛恨通脹(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惡性通貨膨脹大多數由“印鈔票”引發，典型如20世紀的金圓券到21世紀的辛巴威。作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聯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通脹狂潮之後，保持低通脹也成為超過維持就業的政策目標。
至於通縮，往往不是被視為無關痛癢就是好事一樁。不說各種中外貨幣銀行學教材中關於通縮和通脹的內容篇幅不成比例，即使對飽受20年通縮之苦的日本而言，也更能接受通縮。在2009年的一次民意調查中，44%的日本人表示通縮有利，兩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縮有害，其餘則是持中立態度。
公眾往往從消費者角色思考問題，覺得物價下跌挺好，就像那個關於大蕭條的段子：“大蕭條也沒那麽壞，如果大蕭條期間你有工作的話。”
問題在於，對於企業而言，通縮往往意味著更少的利潤、更沉重的債務、更稀缺的信貸資源——舊債務名義價值不變，在通縮情況之下，相對於過去實際是增加。而企業如果感到壓力，那麽，對於其員工甚至整個社會而言，並不會有好結果，收入停滯以及失業甚至蕭條往往也會接踵而至。持續通縮也意味著一個持續加速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利率再低，人們也不願意消費投資而是願意加大儲蓄，這就意味著市場以及經濟將進一步衰退。這意味著在一定情況之下，人們都將手頭現金紛紛窖藏起來，無論存在銀行還是藏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動性陷阱是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大蕭條之後提出的一個假設，卻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歐美部分成為現實。因為各種誤讀，凱恩斯在中國聲譽不佳，但是他對於經濟的洞察力在幾十年後仍舊具有現實意義。
迴到中國，眼下暫時沒有流動性陷阱的危險，但是貨幣政策意義在於塑造適合的貨幣環境。就此意義而言，2015年以來的連續降準隻是開始，未來還將繼續降息降準。這不僅在於經濟內在需求，也是貨幣政策尤其是存款準備金迴歸常規化的必經之路。在現代央行製度之下，植根於金銀本位的存款準備金製度意義就像是已經退化的“盲腸”，不少國家已經把法定存款準備金降到極低甚至取消。在中國，存款準備金被作為數量控製的工具，幅度之高令人咂舌。實際上，如果是為了防備金融風險，存款準備金基本沒有作用，現階段則完全是因為中國銀行體係信貸被加以過多行政監管，導致存款準備金分外重要。
有時候，經濟和曆史一樣，總是在沒有想像力地循環。中國通脹與信貸周期繁榮緊密聯繫，換而言之，通縮或者通脹不停輪換——這種現象，曾經有中國央行官員在10年前形容為“通脹通縮一線天，冷熱之間求發展”。這一現象背後的邏輯何在?探究中國經濟“一活就亂、一抓就死”的治亂循環背後的本質，少不了貨幣的這一關鍵線索：首先信貸繁榮造成了通貨膨脹，隨著通貨膨脹升高，經濟過熱，信貸開始緊縮，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緊縮。在這些過程中，無論貨幣政策還是宏觀調控，其實都在發揮“積極”作用，隻是這些作用某些時候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相反，是導致了經濟的波動。
迴顧過去是為了觀照未來，通縮已在門口，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伴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增長，中國央行一舉一動越發重要，其高管團隊也不乏令人稱道的技術人員，其行長周小川在2015年imf會議以及博鰲亞洲論壇對於中國經濟的難點有準確分析，也談到了防患於未然，警惕通縮風險。
盡管如此，中國央行受限於上層的貨幣政策“集體領導製”以及下層公眾的民粹思潮，往往處於動輒得咎狀態。隨著4萬億投資狂潮以及金融深化等後果，中國央行對於金融係統加大管控的同時，也意味著潛在疏漏範圍不斷擴大，近年其各類貨幣政策創新也疲態盡顯。
無論是中國央行降準還是海外量化寬鬆，往往遭遇民間的口誅筆伐，除了經濟學家認同通縮的危害，政策製定者更是深有感觸。
在恐懼通脹來臨之前，中國央行首先應該打贏通縮這一“食人魔”。通縮對於你我，並不遙遠。
尾聲
審計中央銀行
好吧，如果印鈔票是很好的，為什麽不創造更多的錢?所以，如果他們通過印錢或電腦錄入買了價值4萬億美元的資產，為什麽不多創造貨幣?哦，我不知道，9萬億的價值，他們可以增加一倍的所謂利潤。
人們應該擔心一家私人銀行因由美國國會授予的壟斷特權而能印鈔票，進而遊說反對更多監督的立法。
令人震驚，國會創造出這樣一個巨大的生物——一個自己創造自己的錢，又去政府遊說的生物。
——美國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82]
“一切世俗的權力都會使人成為無賴。”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如此打趣，如今走下神壇接受拷問的是昔日的天之驕子——中央銀行家們。作為大眾眼中的“印鈔者”，他們的工作是否稱職?是否需要更多透明度?如果說央行是銀行的監管者，那麽，誰來監管這些監管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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