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中間價存在不少人為因素。中間價有定價過高嫌疑，不僅偏離成交價區間，間接拉升了美元需求，也促使了人民幣被動觸及“跌停”紅線。從市場與央行的博弈背後不難看出央行藉助中間價平抑貶值需求的動機。
再看0.5%的標準，也顯然過低。上一輪人民幣匯改始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官方宣布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過去曾經有更低的標準，譬如0.3%，但不能掩飾當下的波動幅度仍舊過窄。如今的屢屢“跌停”，正是市場對於這一標準不再適用的必然反應。波動區間過低，不僅有“跌停”風險，使得企業參與套利動機降低，可能導致人民幣雙向波動徒具形式。
除去上述技術因素之外，此輪人民幣走軟更多源於美元需求強勁，此前不少國內企業也通過弱勢美元形式舉債，如今則麵臨償付問題。也正因此，筆者認為無須過度擔憂這輪“跌停”，它基本屬於匯市的正常反應，更多折射出的是匯率政策弊端。
不過，這一次波動背後，透露出來的信號卻值得深究：人民幣是應該升值還是貶值?比起即期匯率的數字零星變化，人民幣匯率的經濟政治影響更為深遠。即使中國國內在為人民幣貶值擔憂，海外各方仍舊期待人民幣再度升值。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即發出警告，表示人民幣升值步伐放緩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針對中國的政治問題。
2012年是全球換屆年。從經驗來看，人民幣匯率在美國選舉年必然成為政治秀主角之一，尤其此次美國大選更是懸念頻多。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亦無須快速升值。迴顧人民幣匯率兩年變化，伴隨著全球經濟迴暖，中國在2010年6月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旨在“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一段時期以來，人民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可謂強勁，一年多來人民幣對於美元已經升值超過5%，其升值步伐僅僅是在第四季度即2011年11月以來有所趨緩。
由此可見，2011年人民幣走弱，也是對於此前升值走勢的調整而已。國外有研究表明人民幣應該升值四成，這顯然有點誇張，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均衡匯率具體幾何，則無從判斷。從近期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等數據來看，人民幣未來仍舊有些許貶值空間;而人民幣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總額以及離岸人民幣債券價格迴落等跡象，也揭示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單邊升值信念的終結。
眾所周知，2011年之後經濟形勢麵臨更加微妙複雜的形勢，中國中央經濟會議的延後，也透露高層對於不確定性前景的擔憂，增長勢必重新成為政策主題。屢屢“跌停”背後，我們不應該擔憂人民幣貶值，而是應該警惕升值潛在風險。
全球經濟下行的逆周期環境之中，出口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僅在2011年前三季度已經拖累0.1個百分點，10月出口同比增速創八個月新低，未來出口形勢惡化想必還會加劇。對於外貿依存度超過七成的中國經濟而言，人民幣當下委實不應該繼續升值，外界壓力之下也至少應該放慢升值步伐。隨著國際經濟動蕩，美元成為頭號避險資產，今後美元的走強還會繼續。如果人民幣繼續對美元升值，那麽，勢必造成人民幣對其他幣種更大幅度升值，對出口影響可想而知。
進一步看，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改並不簡單等同於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筆者看好人民幣前景，但是短期而言，人民幣升值得不償失。為了避免頻繁出現人民幣“跌停”尷尬與外界操縱匯率指責，對於坐擁高額外匯儲備的中國而言，應該用更靈活以及市場化的方式來管理人民幣匯率：一方麵中間價定價應該更趨於合理，不應該人為偏離交易價區間太遠;另一方麵可以加大匯率雙向波動區間，促進人民幣匯率彈性。
彈性匯率應對經濟下行
中國央行宣布從2012年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0.5%擴大至1%。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外公布的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下1%的幅度內浮動。外匯指定銀行為客戶提供當日美元最高現匯賣出價與最低現匯買入價之差，不得超過當日匯率中間價的幅度由1%擴大至2%。
距離上一次人民幣波動幅度調整，也就是2007年5月，時間已經接近5年，而人民幣匯率改革唿聲頗高，外界一直期盼突破;同時，此次調整增加幅度從上次的0.2%增加到0.5%，這一積極信號超出市場預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幣步入雙向浮動時代，雖然這一標題過去幾年已經多次占據新聞頭條。
事實上，這一舉措可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首先，一直以來，業內不乏擴大人民幣波動幅度的唿籲，筆者亦曾經撰文指出，人民幣波動幅度過低使得人民幣匯率備受外界壓力，也是人民幣頻頻“跌停”的直接原因之一，建議“加大匯率雙向波動區間，促進人民幣匯率彈性，譬如可以從當下的0.5%擴展到1.5%”。
其次，此時增加人民幣匯率波動範圍，也暗合2012年以來的金融改革路線演進。2011年底，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12年也曾在《中國金融》上撰文指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這一方麵可視為中國監管層對於匯率改革的最新部署，另一方麵也可解讀為對既有原則的再度重複;不過，溫州等地金融實驗區開放以及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擴大，都使得外界對於金融改革提速的期望加大。
誠然，人民幣自由浮動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標，但路徑必然是漸進與謹慎並存，這一目標的實現必然不是短期可以達成。也正因為如此，選擇這一時機加大人民幣浮動區間，除了外界熱議匯率改革提速之外，也可視為對實體經濟下行的迴應。
中國經濟下行是趨勢，2012年“兩會”期間也首次將gdp增速調低到8%以下;饒是如此，實體經濟的下滑速度仍超過政策預期。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下滑，2012年第一季度增長由過去的兩位數下滑到7.6%。
迴頭來看，比起浮動空間大小，人民幣變化趨勢與方向意義更為重大，畢竟以前0.5%的空間事實上也未曾用足，而人民幣中間價定價也不乏偏頗之時。迴到一個基本前提，人民幣匯改並不簡單等於人民幣升值。經濟疲軟之時，人民幣適當加大波動，不僅有利於釋放海內外升值壓力，也使得監管者、決策者、市場參與者等各種角色組成的生態能夠接納人民幣匯率已經到達或接近合理水平，這或許就是溫家寶總理在2012年“兩會”期間表態“人民幣匯率可能已經接近均衡匯率”的題中之義。
人民幣與泡沫共舞
2013年5月以來，人民幣一路走高，延續2012年下半年以來的升值趨勢。5月2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1811，再次刷新中間價格紀錄，這甚至並不是該月第一次;從中間價來看，人民幣年初以來累計升值幅度早已經超過2012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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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0.5%的標準，也顯然過低。上一輪人民幣匯改始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官方宣布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過去曾經有更低的標準，譬如0.3%，但不能掩飾當下的波動幅度仍舊過窄。如今的屢屢“跌停”，正是市場對於這一標準不再適用的必然反應。波動區間過低，不僅有“跌停”風險，使得企業參與套利動機降低，可能導致人民幣雙向波動徒具形式。
除去上述技術因素之外，此輪人民幣走軟更多源於美元需求強勁，此前不少國內企業也通過弱勢美元形式舉債，如今則麵臨償付問題。也正因此，筆者認為無須過度擔憂這輪“跌停”，它基本屬於匯市的正常反應，更多折射出的是匯率政策弊端。
不過，這一次波動背後，透露出來的信號卻值得深究：人民幣是應該升值還是貶值?比起即期匯率的數字零星變化，人民幣匯率的經濟政治影響更為深遠。即使中國國內在為人民幣貶值擔憂，海外各方仍舊期待人民幣再度升值。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即發出警告，表示人民幣升值步伐放緩可能在美國國內引發針對中國的政治問題。
2012年是全球換屆年。從經驗來看，人民幣匯率在美國選舉年必然成為政治秀主角之一，尤其此次美國大選更是懸念頻多。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亦無須快速升值。迴顧人民幣匯率兩年變化，伴隨著全球經濟迴暖，中國在2010年6月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旨在“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一段時期以來，人民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可謂強勁，一年多來人民幣對於美元已經升值超過5%，其升值步伐僅僅是在第四季度即2011年11月以來有所趨緩。
由此可見，2011年人民幣走弱，也是對於此前升值走勢的調整而已。國外有研究表明人民幣應該升值四成，這顯然有點誇張，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均衡匯率具體幾何，則無從判斷。從近期ndf(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等數據來看，人民幣未來仍舊有些許貶值空間;而人民幣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總額以及離岸人民幣債券價格迴落等跡象，也揭示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單邊升值信念的終結。
眾所周知，2011年之後經濟形勢麵臨更加微妙複雜的形勢，中國中央經濟會議的延後，也透露高層對於不確定性前景的擔憂，增長勢必重新成為政策主題。屢屢“跌停”背後，我們不應該擔憂人民幣貶值，而是應該警惕升值潛在風險。
全球經濟下行的逆周期環境之中，出口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僅在2011年前三季度已經拖累0.1個百分點，10月出口同比增速創八個月新低，未來出口形勢惡化想必還會加劇。對於外貿依存度超過七成的中國經濟而言，人民幣當下委實不應該繼續升值，外界壓力之下也至少應該放慢升值步伐。隨著國際經濟動蕩，美元成為頭號避險資產，今後美元的走強還會繼續。如果人民幣繼續對美元升值，那麽，勢必造成人民幣對其他幣種更大幅度升值，對出口影響可想而知。
進一步看，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改並不簡單等同於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筆者看好人民幣前景，但是短期而言，人民幣升值得不償失。為了避免頻繁出現人民幣“跌停”尷尬與外界操縱匯率指責，對於坐擁高額外匯儲備的中國而言，應該用更靈活以及市場化的方式來管理人民幣匯率：一方麵中間價定價應該更趨於合理，不應該人為偏離交易價區間太遠;另一方麵可以加大匯率雙向波動區間，促進人民幣匯率彈性。
彈性匯率應對經濟下行
中國央行宣布從2012年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0.5%擴大至1%。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外公布的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下1%的幅度內浮動。外匯指定銀行為客戶提供當日美元最高現匯賣出價與最低現匯買入價之差，不得超過當日匯率中間價的幅度由1%擴大至2%。
距離上一次人民幣波動幅度調整，也就是2007年5月，時間已經接近5年，而人民幣匯率改革唿聲頗高，外界一直期盼突破;同時，此次調整增加幅度從上次的0.2%增加到0.5%，這一積極信號超出市場預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幣步入雙向浮動時代，雖然這一標題過去幾年已經多次占據新聞頭條。
事實上，這一舉措可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首先，一直以來，業內不乏擴大人民幣波動幅度的唿籲，筆者亦曾經撰文指出，人民幣波動幅度過低使得人民幣匯率備受外界壓力，也是人民幣頻頻“跌停”的直接原因之一，建議“加大匯率雙向波動區間，促進人民幣匯率彈性，譬如可以從當下的0.5%擴展到1.5%”。
其次，此時增加人民幣匯率波動範圍，也暗合2012年以來的金融改革路線演進。2011年底，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12年也曾在《中國金融》上撰文指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這一方麵可視為中國監管層對於匯率改革的最新部署，另一方麵也可解讀為對既有原則的再度重複;不過，溫州等地金融實驗區開放以及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擴大，都使得外界對於金融改革提速的期望加大。
誠然，人民幣自由浮動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標，但路徑必然是漸進與謹慎並存，這一目標的實現必然不是短期可以達成。也正因為如此，選擇這一時機加大人民幣浮動區間，除了外界熱議匯率改革提速之外，也可視為對實體經濟下行的迴應。
中國經濟下行是趨勢，2012年“兩會”期間也首次將gdp增速調低到8%以下;饒是如此，實體經濟的下滑速度仍超過政策預期。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下滑，2012年第一季度增長由過去的兩位數下滑到7.6%。
迴頭來看，比起浮動空間大小，人民幣變化趨勢與方向意義更為重大，畢竟以前0.5%的空間事實上也未曾用足，而人民幣中間價定價也不乏偏頗之時。迴到一個基本前提，人民幣匯改並不簡單等於人民幣升值。經濟疲軟之時，人民幣適當加大波動，不僅有利於釋放海內外升值壓力，也使得監管者、決策者、市場參與者等各種角色組成的生態能夠接納人民幣匯率已經到達或接近合理水平，這或許就是溫家寶總理在2012年“兩會”期間表態“人民幣匯率可能已經接近均衡匯率”的題中之義。
人民幣與泡沫共舞
2013年5月以來，人民幣一路走高，延續2012年下半年以來的升值趨勢。5月2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1811，再次刷新中間價格紀錄，這甚至並不是該月第一次;從中間價來看，人民幣年初以來累計升值幅度早已經超過2012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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