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起來也許解氣，但事實上，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隻是具體政策選擇方向，而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問題，深層次原因則與央行機構設置息息相關。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央行獨立性初見雛形，而20世紀90年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則以立法形式確立央行職責，明確央行相對於財政、地方政府的獨立性。
不要小看這一規定的進步性，這首先使得財政透支央行帳戶行為被禁止，意味著央行印鈔票財政花的噩夢終結，大大降低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國央行在國內仍舊在國務院之下“相對獨立”，而且各部委對於貨幣政策都有相當建議權，使得央行從組織、人事甚至財務上都沒有體現足夠的獨立性，職責巨大的同時又缺乏對應權力。
貨幣政策有不盡如人意處，民間不乏質疑央行官員的經濟理解能力。事實上央行技術官僚的專業能力相對其他部門不會遜色，而關鍵在於央行官員對於貨幣政策的決定權有多大。曾經擔任貨幣委員會委員的學者餘永定曾經表示，中國沒有自己的“伯南克”，因為所有的重要決定都是集體決策。
正因為如此，中國央行的糾結“有目共睹”：當前諸多貨幣政策的出台並非單一因素，從時機到力度，往往需要考慮財政政策、行政調控的諸多背景。也正因為如此，近些年央行運用數量型工具的頻率遠遠高於價格型工具，其中關竅也在於各部門利益博弈。
然而，貨幣政策長期淪為政治角力品的危害不淺。國外相關研究表明，央行獨立程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由此可見，央行獨立度至關重要，不僅關乎貨幣政策有效性，對於經濟增長全局也善莫大焉。沒有規則可言的貨幣政策，必然不會形成良性的經濟環境。
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曾經表示，“中央銀行應該是與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門同等的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而且它的行動受製於司法部門的解釋”。對比之下，中國央行的相對獨立性或者相對不獨立性均在於沒有相關製度保障。目前約束條件之下，更為現實的增加央行權威性的舉措是：首先，貨幣政策盡可能採用市場化調節方式;其次，當央行獨立性難以達到與行政部門同等高度時，製定貨幣政策目標之際，第一位是盡可能保證規則化，同時也應加大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度與公開度。
人民幣與資本開放兩難
“金磚國家”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既定的國家戰略，近年來取得了不少實質進展。其中，2011年“金磚五國”在《“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製金融合作框架協議》中，首度提出推動貿易本幣結算，可算是富有意義的一小步。
所謂本幣結算，是指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交易往來之間所發生的貨幣清算。以往國家之間的貿易，往往通過美元等貨幣進行轉換之後再行兌付。近年來美元與歐元波動連連，這對於新興國家而言，一方麵直接麵對匯率變化風險，另一方麵也不得不承擔清算貨幣包括信用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其間變動，正如經濟學家曹遠征所言，“秤不準了，生意就沒法做”。
如果改用本幣支付，首先，便利了支付;其次，對於規避匯率波動以及美元風險大有裨益，而且對於新興市場貨幣提升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大有裨益。中國每年從俄羅斯、巴西等國進口大量石油等大宗商品，同時也大量出口各類商品。如果可以用本幣結算，那麽對於雙方而言，無疑是雙贏之舉，雙方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也有望上升，尤其對於正在起步中的人民幣國際化而言。
伴隨著中國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近些年當之無愧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不過，雖然中國貿易量高達3萬億美元，因為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等因素，當中隻有2.5%的結算是由人民幣進行的——如此之大的貿易量，同時貨幣接受度又如此之低，在曆史上實屬少見，這也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一再受挫。
一般而言，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性貨幣，起碼要經曆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再到國際投資貨幣，再到國際儲備貨幣的三大階段。目前而言，人民幣國際化尚在第一階段徘徊。伴隨著跨境人民幣貿易試點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這離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尚有距離。
當前，“金磚五國”經濟力量不可小覷，國土麵積占世界領土麵積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五國之間貿易更是空間巨大。僅就2010年而言，五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8%，貿易額占世界的15%，五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 300億美元——如果這一部分能夠用本幣支付，那麽對於中國以及其他四國而言，前景巨大。
長遠來看，本幣支付的步伐並不止於“金磚五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011年4月15日在博鰲亞洲論壇表示，當前中國對外貿易額的一半是同亞洲國家的貿易，10年間增長了4.5倍，年均遞增21%，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有6個。顯而易見，就未來進出口而言，中國在新興市場的增長將成為最大亮點。伴隨著“金磚五國”之間本幣支付的進程，如果未來人民幣支付範圍能進一步擴大，那麽，這一蛋糕的想像空間將非常誘人。
在2011年“金磚國家”峰會上，中國提出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應該“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同時應該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而這所有的一切，顯然離不開本幣支付的鋪墊。不過，本幣支付的具體實施並非一蹴而就，如何使得境外境內企業有意願持有新興市場貨幣、“金磚國家”之間的匯率爭端該如何協調、出口擴大與保護主義拉鋸等問題仍將存在，如何在設計相關合理配套機製將成為下一步的重要製度變化。就中國而言，如何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同時，設計人民幣迴流機製，將對於人民幣本幣支付乃至國際化至關重要。
“跌停”之後，人民幣往哪兒飛
人民幣國際化伴隨著人民幣匯率更大幅度的波動。2011年底左右，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連續第六個交易日出現“跌停”，不少報導渲染下跌趨勢為三年首見，不僅引發對於資本外逃以及人民幣貶值的惶恐，境內中國“被做空”之聲四起，境外不乏嗆聲“操縱”匯率。
所謂“跌停”，其實並不準確。首先，從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來看，這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仍屬於小幅升值範圍。以11月美元最高點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為0.3%;其次，跌停並非交易停止，而是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跌幅達到當日中間價上下0.5%範圍——其間有了兩個變量，一是中間價，二是0.5%區間，而這二者疊加之後，效應並不是如同證券市場的跌停那麽明顯。
主要基於這兩個變量作用，間接造就了傳說中的“6連跌”。所謂中間價，按照官方說法，其形成方式是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人民幣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並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後，將剩餘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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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這一規定的進步性，這首先使得財政透支央行帳戶行為被禁止，意味著央行印鈔票財政花的噩夢終結，大大降低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國央行在國內仍舊在國務院之下“相對獨立”，而且各部委對於貨幣政策都有相當建議權，使得央行從組織、人事甚至財務上都沒有體現足夠的獨立性，職責巨大的同時又缺乏對應權力。
貨幣政策有不盡如人意處，民間不乏質疑央行官員的經濟理解能力。事實上央行技術官僚的專業能力相對其他部門不會遜色，而關鍵在於央行官員對於貨幣政策的決定權有多大。曾經擔任貨幣委員會委員的學者餘永定曾經表示，中國沒有自己的“伯南克”，因為所有的重要決定都是集體決策。
正因為如此，中國央行的糾結“有目共睹”：當前諸多貨幣政策的出台並非單一因素，從時機到力度，往往需要考慮財政政策、行政調控的諸多背景。也正因為如此，近些年央行運用數量型工具的頻率遠遠高於價格型工具，其中關竅也在於各部門利益博弈。
然而，貨幣政策長期淪為政治角力品的危害不淺。國外相關研究表明，央行獨立程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由此可見，央行獨立度至關重要，不僅關乎貨幣政策有效性，對於經濟增長全局也善莫大焉。沒有規則可言的貨幣政策，必然不會形成良性的經濟環境。
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曾經表示，“中央銀行應該是與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門同等的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而且它的行動受製於司法部門的解釋”。對比之下，中國央行的相對獨立性或者相對不獨立性均在於沒有相關製度保障。目前約束條件之下，更為現實的增加央行權威性的舉措是：首先，貨幣政策盡可能採用市場化調節方式;其次，當央行獨立性難以達到與行政部門同等高度時，製定貨幣政策目標之際，第一位是盡可能保證規則化，同時也應加大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度與公開度。
人民幣與資本開放兩難
“金磚國家”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既定的國家戰略，近年來取得了不少實質進展。其中，2011年“金磚五國”在《“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製金融合作框架協議》中，首度提出推動貿易本幣結算，可算是富有意義的一小步。
所謂本幣結算，是指用本國貨幣進行貿易交易往來之間所發生的貨幣清算。以往國家之間的貿易，往往通過美元等貨幣進行轉換之後再行兌付。近年來美元與歐元波動連連，這對於新興國家而言，一方麵直接麵對匯率變化風險，另一方麵也不得不承擔清算貨幣包括信用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其間變動，正如經濟學家曹遠征所言，“秤不準了，生意就沒法做”。
如果改用本幣支付，首先，便利了支付;其次，對於規避匯率波動以及美元風險大有裨益，而且對於新興市場貨幣提升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大有裨益。中國每年從俄羅斯、巴西等國進口大量石油等大宗商品，同時也大量出口各類商品。如果可以用本幣結算，那麽對於雙方而言，無疑是雙贏之舉，雙方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也有望上升，尤其對於正在起步中的人民幣國際化而言。
伴隨著中國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近些年當之無愧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不過，雖然中國貿易量高達3萬億美元，因為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等因素，當中隻有2.5%的結算是由人民幣進行的——如此之大的貿易量，同時貨幣接受度又如此之低，在曆史上實屬少見，這也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一再受挫。
一般而言，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性貨幣，起碼要經曆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再到國際投資貨幣，再到國際儲備貨幣的三大階段。目前而言，人民幣國際化尚在第一階段徘徊。伴隨著跨境人民幣貿易試點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這離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尚有距離。
當前，“金磚五國”經濟力量不可小覷，國土麵積占世界領土麵積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五國之間貿易更是空間巨大。僅就2010年而言，五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8%，貿易額占世界的15%，五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 300億美元——如果這一部分能夠用本幣支付，那麽對於中國以及其他四國而言，前景巨大。
長遠來看，本幣支付的步伐並不止於“金磚五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2011年4月15日在博鰲亞洲論壇表示，當前中國對外貿易額的一半是同亞洲國家的貿易，10年間增長了4.5倍，年均遞增21%，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有6個。顯而易見，就未來進出口而言，中國在新興市場的增長將成為最大亮點。伴隨著“金磚五國”之間本幣支付的進程，如果未來人民幣支付範圍能進一步擴大，那麽，這一蛋糕的想像空間將非常誘人。
在2011年“金磚國家”峰會上，中國提出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應該“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同時應該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而這所有的一切，顯然離不開本幣支付的鋪墊。不過，本幣支付的具體實施並非一蹴而就，如何使得境外境內企業有意願持有新興市場貨幣、“金磚國家”之間的匯率爭端該如何協調、出口擴大與保護主義拉鋸等問題仍將存在，如何在設計相關合理配套機製將成為下一步的重要製度變化。就中國而言，如何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同時，設計人民幣迴流機製，將對於人民幣本幣支付乃至國際化至關重要。
“跌停”之後，人民幣往哪兒飛
人民幣國際化伴隨著人民幣匯率更大幅度的波動。2011年底左右，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連續第六個交易日出現“跌停”，不少報導渲染下跌趨勢為三年首見，不僅引發對於資本外逃以及人民幣貶值的惶恐，境內中國“被做空”之聲四起，境外不乏嗆聲“操縱”匯率。
所謂“跌停”，其實並不準確。首先，從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來看，這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仍屬於小幅升值範圍。以11月美元最高點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為0.3%;其次，跌停並非交易停止，而是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跌幅達到當日中間價上下0.5%範圍——其間有了兩個變量，一是中間價，二是0.5%區間，而這二者疊加之後，效應並不是如同證券市場的跌停那麽明顯。
主要基於這兩個變量作用，間接造就了傳說中的“6連跌”。所謂中間價，按照官方說法，其形成方式是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人民幣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並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後，將剩餘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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