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爆發金融危機，銀行體係的損失首當其衝，危機救贖成本往往與銀行業規模關係緊密。以日本為例，20世紀90年代日本銀行倒閉帶來的損失不得不全部由納稅人承擔，損失總額超過當年gdp的四分之一。中國銀行業規模龐大，猶如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不少銀行更是躋身世界前列。按照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ft(《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劉利剛博士在陸家嘴論壇的發言，目前中國銀行資產占gdp的比重超過250%左右，或許已是銀行資產占gdp比例最高的國家。這意味著，一旦中國發生金融危機，其損失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迴到開始的問題，中國離金融危機有多遠呢?金融危機看起來似乎離我們很遠，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依賴大力改革幸免於難，2008年金融危機中又依賴投資一枝獨秀;但金融危機是現代經濟的狀態之一，很難說任何一個經濟體對金融危機完全免疫。中國實體經濟的痼疾，仍舊需要依賴更為徹底的結構性改革，這註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什麽是正確的政策路徑?正如我多次談過的，改變中國依賴投資的路徑，必然涉及對中國傳統地方競爭模式的修正。從這個意義去解讀，也許要求更大的政治意願，更符合經濟邏輯。
信託危機背後的銀行危機
“錢荒”背後，是中國金融運行的緊繃狀態。其中一個主要的玩家，正是萬眾矚目的信託業。由於其近年來的極速發展，眾多風險累積，關於信託違約的警報也一再響起。
馬年春節期間微信紅包歡樂傳遞之際，整個中國信託業卻籠罩在剛性兌付是否打破的陰影中，對比之下，這似乎又是一個新興行業改造舊有行業的鮮明象徵。雖然最終中誠信託旗下“誠至金開1號”信託計劃以和解告終，但幾乎所有人都認定類似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比如吉林信託。
2014年註定不易，伴隨著第二、三季度信託償付高峰的到來，問題不在於有沒有信託違約，而是何時何地及波及多廣的問題。一個“金開1號”尚可兜底，但一旦個體風險蔓延到全局，後果則令人害怕。
信託為什麽那麽重要?分業監管格局之下，有著多種經營牌照的信託在中國有其特殊地位，可以連接證券、信託、房地產、資產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著“金融百貨公司”之稱。也正因為如此，信託業的興衰成敗也帶著濃厚的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以來總是走不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治亂循環，幾乎每隔五六年就興起一輪亂象與整治。
最近幾年，這一情況又因為宏觀形勢變化而日趨嚴重：一方麵是投資大躍進之後，中國國內廣義貨幣量倍增，諸多資金急尋出路;另一方麵則是長期金融抑製之下的投資渠道阻塞，房地產等行業呈現出極大的現金饑渴。信託熱應運而生，成為居民、銀行、房地產等行業之間的媒介。
於是，信託幾乎成為中國槓桿率最高的行業之一，近些年信託增資擴股的消息也不絕於耳。據相關數據統計，45家信託公司2013年共實現總收入662.63億元，同比增幅為23.91%。更令人驚奇的是，信託管理的資產在2013年超過10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60%，而2007年信託業管理資產規模尚不過4 000億元。
信託的資產膨脹，引發業界對於影子銀行監管乃至“廣信破產”往事的追溯與擔憂，監管機構的各類文件也多次出台。不過平心而論，今天信託業的問題與過去並不相同。20世紀90年代末整頓信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實現證券業和信託業的分離，當時信託業的主要風險來自證券業務，而今天信託業的風險更多源於銀行業務。
換而言之，信託的風險是檯麵上的風險，銀行係統的風險則更應該警惕。無論是新興的網際網路金融，還是信託這樣的傳統金融，二者看起來截然不同，但連接點都在銀行，生意與資金來源都脫不開與銀行的緊密關係，甚至，不少資金在兜兜轉轉之後，再度迴到銀行體係。坊間更為形象的說法是信託隻不過是為銀行打工的小弟，銀行限於監管、不便出麵做的業務，借信託的通道，換一種方式來做，本質上仍舊是銀行在做生意，隻不過放信託進來分一杯羮而已。事實上，差點違約的“誠至金開1號”信託計劃中，銀行收取的費用數倍於信託收取的費用。從這個角度而言，還是那句老話，所謂影子銀行，在中國隻不過是銀行的影子。
而從金融危機的曆史來看，銀行危機往往是最為致命的一環。對於中國這樣奉行主銀行體製的國家，銀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9萬億的時候，中國公眾已經承擔剝離上萬億四大國有銀行壞帳的成本。十多年過去，表麵上看，中國銀行業已經今非昔比，縱然不良貸款餘額有所上升，但不良貸款率仍舊低於1%。如果動態估算，一旦信託等影子銀行業務出現兌付危機，那麽銀行的不良貸款將麵臨巨大壓力。
拋開金融創新、民營銀行、網際網路金融等光鮮概念吧，被視為“網際網路時代的恐龍”的商業銀行仍舊是決定中國金融前景的關鍵因素。如何避免信託業的風險蔓延到銀行業，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而目前剛性的監管框架，並不足以應對可能失控的局麵，流動性鬆或緊也並非考核監管有效的標尺，值得追問的是流動性去向，是進入生產性企業還是僅僅為殭屍產業輸血，吹大資產泡沫?如果延續以往博弈慣性，答案不容樂觀。
於是，每一次監管收緊，都不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貓鼠遊戲”，當機構和市場都在進行製度套利之際，如何平衡人們的預期?“金開1號”事件後不久，我遇到一位老年投資者，他計劃新年之後繼續高額追加高投資收益率的信託產品。我問到風險，他不假思索地迴答：“過去幾年是信託業的黃金時期，我沒有趕上開頭和過程，至少應該追上尾巴，反正最後有人兜底。”誰會兜底呢?這是說銀行還是說政府呢?或者，都一樣?
附：中央銀行權威從何而來
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央行“放水”，也導致民間反彈極大，中國人民銀行也不例外。某屆聚集各路金融政商精英的上海陸家嘴論壇上，關於央行的話題意外成為最熱門，不約而同被各方提起。先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態，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會帶來負麵作用，隨即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認為當下中國央行權威太不夠，埋下了處理金融風險的隱患。
過去幾年，一方麵坊間對於天量信貸、貨幣超發等的集中關注，使得央行備受壓力;另一方麵，新聞報端也頻頻出現央行高官言論與實際政策背離狀況。如此狀況，令人確實對央行權威性備感困惑。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央行的權威地位有增無減，那麽，央行權威性意味著什麽?筆者認為，所謂央行權威性，主要體現在貨幣政策的公信力，而前提則在於央行的獨立性。
央行獨立性是個老話題，每家自有定義。國人談論此話題，往往引用經濟學家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來論述(也就是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大因素不可同時兼備，最多隻能顧及二者)——也正因為如此，論者往往把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威脅歸咎於匯率穩定因素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外部因素，批判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損人不利己等言論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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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到開始的問題，中國離金融危機有多遠呢?金融危機看起來似乎離我們很遠，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依賴大力改革幸免於難，2008年金融危機中又依賴投資一枝獨秀;但金融危機是現代經濟的狀態之一，很難說任何一個經濟體對金融危機完全免疫。中國實體經濟的痼疾，仍舊需要依賴更為徹底的結構性改革，這註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什麽是正確的政策路徑?正如我多次談過的，改變中國依賴投資的路徑，必然涉及對中國傳統地方競爭模式的修正。從這個意義去解讀，也許要求更大的政治意願，更符合經濟邏輯。
信託危機背後的銀行危機
“錢荒”背後，是中國金融運行的緊繃狀態。其中一個主要的玩家，正是萬眾矚目的信託業。由於其近年來的極速發展，眾多風險累積，關於信託違約的警報也一再響起。
馬年春節期間微信紅包歡樂傳遞之際，整個中國信託業卻籠罩在剛性兌付是否打破的陰影中，對比之下，這似乎又是一個新興行業改造舊有行業的鮮明象徵。雖然最終中誠信託旗下“誠至金開1號”信託計劃以和解告終，但幾乎所有人都認定類似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比如吉林信託。
2014年註定不易，伴隨著第二、三季度信託償付高峰的到來，問題不在於有沒有信託違約，而是何時何地及波及多廣的問題。一個“金開1號”尚可兜底，但一旦個體風險蔓延到全局，後果則令人害怕。
信託為什麽那麽重要?分業監管格局之下，有著多種經營牌照的信託在中國有其特殊地位，可以連接證券、信託、房地產、資產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著“金融百貨公司”之稱。也正因為如此，信託業的興衰成敗也帶著濃厚的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以來總是走不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治亂循環，幾乎每隔五六年就興起一輪亂象與整治。
最近幾年，這一情況又因為宏觀形勢變化而日趨嚴重：一方麵是投資大躍進之後，中國國內廣義貨幣量倍增，諸多資金急尋出路;另一方麵則是長期金融抑製之下的投資渠道阻塞，房地產等行業呈現出極大的現金饑渴。信託熱應運而生，成為居民、銀行、房地產等行業之間的媒介。
於是，信託幾乎成為中國槓桿率最高的行業之一，近些年信託增資擴股的消息也不絕於耳。據相關數據統計，45家信託公司2013年共實現總收入662.63億元，同比增幅為23.91%。更令人驚奇的是，信託管理的資產在2013年超過10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60%，而2007年信託業管理資產規模尚不過4 000億元。
信託的資產膨脹，引發業界對於影子銀行監管乃至“廣信破產”往事的追溯與擔憂，監管機構的各類文件也多次出台。不過平心而論，今天信託業的問題與過去並不相同。20世紀90年代末整頓信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實現證券業和信託業的分離，當時信託業的主要風險來自證券業務，而今天信託業的風險更多源於銀行業務。
換而言之，信託的風險是檯麵上的風險，銀行係統的風險則更應該警惕。無論是新興的網際網路金融，還是信託這樣的傳統金融，二者看起來截然不同，但連接點都在銀行，生意與資金來源都脫不開與銀行的緊密關係，甚至，不少資金在兜兜轉轉之後，再度迴到銀行體係。坊間更為形象的說法是信託隻不過是為銀行打工的小弟，銀行限於監管、不便出麵做的業務，借信託的通道，換一種方式來做，本質上仍舊是銀行在做生意，隻不過放信託進來分一杯羮而已。事實上，差點違約的“誠至金開1號”信託計劃中，銀行收取的費用數倍於信託收取的費用。從這個角度而言，還是那句老話，所謂影子銀行，在中國隻不過是銀行的影子。
而從金融危機的曆史來看，銀行危機往往是最為致命的一環。對於中國這樣奉行主銀行體製的國家，銀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9萬億的時候，中國公眾已經承擔剝離上萬億四大國有銀行壞帳的成本。十多年過去，表麵上看，中國銀行業已經今非昔比，縱然不良貸款餘額有所上升，但不良貸款率仍舊低於1%。如果動態估算，一旦信託等影子銀行業務出現兌付危機，那麽銀行的不良貸款將麵臨巨大壓力。
拋開金融創新、民營銀行、網際網路金融等光鮮概念吧，被視為“網際網路時代的恐龍”的商業銀行仍舊是決定中國金融前景的關鍵因素。如何避免信託業的風險蔓延到銀行業，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而目前剛性的監管框架，並不足以應對可能失控的局麵，流動性鬆或緊也並非考核監管有效的標尺，值得追問的是流動性去向，是進入生產性企業還是僅僅為殭屍產業輸血，吹大資產泡沫?如果延續以往博弈慣性，答案不容樂觀。
於是，每一次監管收緊，都不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貓鼠遊戲”，當機構和市場都在進行製度套利之際，如何平衡人們的預期?“金開1號”事件後不久，我遇到一位老年投資者，他計劃新年之後繼續高額追加高投資收益率的信託產品。我問到風險，他不假思索地迴答：“過去幾年是信託業的黃金時期，我沒有趕上開頭和過程，至少應該追上尾巴，反正最後有人兜底。”誰會兜底呢?這是說銀行還是說政府呢?或者，都一樣?
附：中央銀行權威從何而來
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央行“放水”，也導致民間反彈極大，中國人民銀行也不例外。某屆聚集各路金融政商精英的上海陸家嘴論壇上，關於央行的話題意外成為最熱門，不約而同被各方提起。先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態，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會帶來負麵作用，隨即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認為當下中國央行權威太不夠，埋下了處理金融風險的隱患。
過去幾年，一方麵坊間對於天量信貸、貨幣超發等的集中關注，使得央行備受壓力;另一方麵，新聞報端也頻頻出現央行高官言論與實際政策背離狀況。如此狀況，令人確實對央行權威性備感困惑。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央行的權威地位有增無減，那麽，央行權威性意味著什麽?筆者認為，所謂央行權威性，主要體現在貨幣政策的公信力，而前提則在於央行的獨立性。
央行獨立性是個老話題，每家自有定義。國人談論此話題，往往引用經濟學家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來論述(也就是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大因素不可同時兼備，最多隻能顧及二者)——也正因為如此，論者往往把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威脅歸咎於匯率穩定因素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外部因素，批判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損人不利己等言論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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