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2008年的4萬億，地方版4萬億有什麽不同?當年4萬億中，中央所出部分不足當年gdp總量的5%，主要通過政府財政與銀行融資支撐資金來源。對比之下，地方版4萬億資金來源尚不明確，而刺激力度之高則令人錯愕。
不可忽視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場的主要玩家，蕭條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趨勢延續，網絡上更有地方政府破產傳言。
根據中國財政部信息，2012年7月全國財政收入10 672億元，同比增加808億元，增幅為8.2%，增速較6月的9.8%繼續放緩，財政部亦將經濟增長放緩作為稅收收入低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2011年超過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慮到地方政府的機動財力多半來自土地出讓金，2012年更已出現大幅下滑。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稅收乏力是地方版4萬億的動力，也是其短板所在。除了各個地方版本的4萬億，我們聽聞更多的是和稅費有關的新聞，瀋陽和武漢等地傳出商戶因畏懼打假而關門也在情理之中。
反觀長沙，對比其刺激計劃目標8 000億，2011年長沙市全年的地方財政總收入為668.11億元，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 619.3億元。據媒體報導，長沙市2012年上半年重點工程投資完成額僅為年度計劃的31%，重大商務項目累計投資額僅為年度計劃的21.78%;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底，重大項目2012年累計完成投資額僅56.04億元。
更進一步看，在沒有銀行以及債市等金融體係明確支撐之下，地方4萬億能否獲得足夠融資令人懷疑。不難看出，地方版4萬億的出發點仍舊是政績，不過是借“穩增長”之名包裝投資衝動。
在財政資金吃緊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盤不外乎：以區域政策、產業政策結合爭取項目規劃，一旦獲得發改委審批之後，依靠招商引資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外來資金，政府自己拿不出多少真金白銀。
換而言之，地方政府畫了一個大餅，試圖作為美好藍圖獲得各方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全局政策寬鬆不夠，地方版4萬億很可能難成大氣候，隻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前麵已經詳細剖析4萬億的諸多弊端，而地方版4萬億同樣也存在類似問題。投資拉動見效快，但地方政府並無能力挑選最具有市場潛力的項目，也不具備運作項目的能力。投入巨資之後，往往不過是在已經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增添新產能，或者押注錯誤的技術方向。
即使項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是因為與政府關係過度緊密，類似官商利益共同體。其間貪腐層出姑且不論，其失敗往往也難以快速出清，錯誤疊加之後，往往難以糾正，最終醞釀成全局性崩盤。曾鬧得沸沸揚揚的光伏產業全軍覆沒的慘象，背後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瀾的“功勞”。
現實世界不相信奇蹟，舊日繁華漸成明日黃花。中國經濟的減速將是長期趨勢，近期外圍環境惡化隻是使這一進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經濟下行之勢隻是開始。
在投資、出口、消費傳統“三駕馬車”的傳統分析框架中，投資占比過大、過分依賴出口、家庭消費不足往往為人詬病。為此，一旦出口下行，經濟“調結構”之聲不絕於耳。
事實上，中國投資過度隻是表象，甚至，投資是否過度亦是偽命題。從人均資本存量看來，中國遠低於美國，仍舊需要投資。正如滙豐銀行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2010年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為1萬美元左右，不足美國的8%，為韓國的17%左右。但是問題在於，中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投資。
中國的投資過度，其實隻是投資錯誤，癥結何在?在長期金融抑製的製度之下，民眾畸形儲蓄，利率被人為壓低，行業準入被限製，資本分配更是“國”、“民”有別。
行政之手強行幹擾經濟周期的自然更替，必然導致經濟冷熱失調。往昔4萬億推動之下，大部分銀行資金進入地方政府以及國企項目，不僅造成天價信貸推動之下的通貨膨脹，而且造成大量錯誤投資，無效投資隻能造就過剩產能，也擠壓民間企業盈利。
也正因為如此，當前中國投資迴報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於政府對投資的主導，幾年巨量信貸投放，換來的gdp“保八”，其代價不菲。投融資體係改革說了30年，卻並無根本性進步，行政之手對金融資源的壟斷必須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長期重新獲得增長動力。
由此可見，無論地方版4萬億還是中央版4萬億，都不是解決經濟困境的必需。中國不需要4萬億，而需要進一步改革。未來經濟增長倚重全要素成長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調控政策，譬如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整體減稅，中長期則依賴製度變革。
改革之路應從界定政府權力邊界開始，讓政府退出競技場，迴歸規則製定者角色，強化對自身權力的製度化約束。
換而言之，地方版4萬億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依上述條款認真做起，以規則的製定者為追求。進一步看，地方之間也存在進一步分化，如果激勵引導得當，未來權益保護得力、承諾可信度高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麵將會勝出其他地區。否則，光憑政策優惠而無基本權益保障，難以打動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經強行迴收煤老闆手中煤礦的地區，相信在短期之內難以重覓資本。
一旦政府確立承諾的可信度，必然有助於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氛圍。如允許民企利用金融資源，進入保護壟斷行業，必然有利於民企做長遠計劃，也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整體提高，構成對未來增長的有力支撐——過往所謂中國民企愛賺快錢之說，也不過是對政策朝令夕改的無奈應對而已。
沉重的債務是經濟病症的體現，處理不好，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大收縮”的概念也因此得到熱烈討論。
[74] 這一理論因為麥金農等人的相關研究而為人熟知，可參見羅納德·i·麥金(ronald i. mckinnon)和愛德華·s·肖(edward s. shaw)，1973。
[75] 參見thomas hellmann、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stiglitz，1997。
[76] 國際機構有一些研究，不過這些研究大多基於某些國家，比如jean louis arcand等人(2012)，stephen g. chetti、enisse kharroubi(2015)。
大收縮：全球債務危機中的中國
2008年之後，全球經濟開始進行大調整，而2010年開始，“後危機時代”一詞已經開始流行。從2011年開始，這也是全球經濟繁榮幻相開始破滅的一年。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德法日英意六大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產出超過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其中恢複較好的美國和德國也隻是接近危機前的水平。[77]
恍如一夜之間，世界經濟又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刻的峭壁邊緣：美國主權評級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水、歐元債務危機連綿不斷、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當人們對於二次探底疑慮在近兩年經濟複甦中逐漸淡化之際，近期市場的諸多下挫則告訴我們另一個真相：新一輪公共債務危機正在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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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場的主要玩家，蕭條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趨勢延續，網絡上更有地方政府破產傳言。
根據中國財政部信息，2012年7月全國財政收入10 672億元，同比增加808億元，增幅為8.2%，增速較6月的9.8%繼續放緩，財政部亦將經濟增長放緩作為稅收收入低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2011年超過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慮到地方政府的機動財力多半來自土地出讓金，2012年更已出現大幅下滑。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稅收乏力是地方版4萬億的動力，也是其短板所在。除了各個地方版本的4萬億，我們聽聞更多的是和稅費有關的新聞，瀋陽和武漢等地傳出商戶因畏懼打假而關門也在情理之中。
反觀長沙，對比其刺激計劃目標8 000億，2011年長沙市全年的地方財政總收入為668.11億元，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 619.3億元。據媒體報導，長沙市2012年上半年重點工程投資完成額僅為年度計劃的31%，重大商務項目累計投資額僅為年度計劃的21.78%;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底，重大項目2012年累計完成投資額僅56.04億元。
更進一步看，在沒有銀行以及債市等金融體係明確支撐之下，地方4萬億能否獲得足夠融資令人懷疑。不難看出，地方版4萬億的出發點仍舊是政績，不過是借“穩增長”之名包裝投資衝動。
在財政資金吃緊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盤不外乎：以區域政策、產業政策結合爭取項目規劃，一旦獲得發改委審批之後，依靠招商引資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外來資金，政府自己拿不出多少真金白銀。
換而言之，地方政府畫了一個大餅，試圖作為美好藍圖獲得各方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全局政策寬鬆不夠，地方版4萬億很可能難成大氣候，隻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前麵已經詳細剖析4萬億的諸多弊端，而地方版4萬億同樣也存在類似問題。投資拉動見效快，但地方政府並無能力挑選最具有市場潛力的項目，也不具備運作項目的能力。投入巨資之後，往往不過是在已經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增添新產能，或者押注錯誤的技術方向。
即使項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是因為與政府關係過度緊密，類似官商利益共同體。其間貪腐層出姑且不論，其失敗往往也難以快速出清，錯誤疊加之後，往往難以糾正，最終醞釀成全局性崩盤。曾鬧得沸沸揚揚的光伏產業全軍覆沒的慘象，背後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瀾的“功勞”。
現實世界不相信奇蹟，舊日繁華漸成明日黃花。中國經濟的減速將是長期趨勢，近期外圍環境惡化隻是使這一進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經濟下行之勢隻是開始。
在投資、出口、消費傳統“三駕馬車”的傳統分析框架中，投資占比過大、過分依賴出口、家庭消費不足往往為人詬病。為此，一旦出口下行，經濟“調結構”之聲不絕於耳。
事實上，中國投資過度隻是表象，甚至，投資是否過度亦是偽命題。從人均資本存量看來，中國遠低於美國，仍舊需要投資。正如滙豐銀行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2010年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為1萬美元左右，不足美國的8%，為韓國的17%左右。但是問題在於，中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投資。
中國的投資過度，其實隻是投資錯誤，癥結何在?在長期金融抑製的製度之下，民眾畸形儲蓄，利率被人為壓低，行業準入被限製，資本分配更是“國”、“民”有別。
行政之手強行幹擾經濟周期的自然更替，必然導致經濟冷熱失調。往昔4萬億推動之下，大部分銀行資金進入地方政府以及國企項目，不僅造成天價信貸推動之下的通貨膨脹，而且造成大量錯誤投資，無效投資隻能造就過剩產能，也擠壓民間企業盈利。
也正因為如此，當前中國投資迴報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於政府對投資的主導，幾年巨量信貸投放，換來的gdp“保八”，其代價不菲。投融資體係改革說了30年，卻並無根本性進步，行政之手對金融資源的壟斷必須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長期重新獲得增長動力。
由此可見，無論地方版4萬億還是中央版4萬億，都不是解決經濟困境的必需。中國不需要4萬億，而需要進一步改革。未來經濟增長倚重全要素成長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調控政策，譬如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整體減稅，中長期則依賴製度變革。
改革之路應從界定政府權力邊界開始，讓政府退出競技場，迴歸規則製定者角色，強化對自身權力的製度化約束。
換而言之，地方版4萬億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依上述條款認真做起，以規則的製定者為追求。進一步看，地方之間也存在進一步分化，如果激勵引導得當，未來權益保護得力、承諾可信度高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麵將會勝出其他地區。否則，光憑政策優惠而無基本權益保障，難以打動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經強行迴收煤老闆手中煤礦的地區，相信在短期之內難以重覓資本。
一旦政府確立承諾的可信度，必然有助於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氛圍。如允許民企利用金融資源，進入保護壟斷行業，必然有利於民企做長遠計劃，也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整體提高，構成對未來增長的有力支撐——過往所謂中國民企愛賺快錢之說，也不過是對政策朝令夕改的無奈應對而已。
沉重的債務是經濟病症的體現，處理不好，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大收縮”的概念也因此得到熱烈討論。
[74] 這一理論因為麥金農等人的相關研究而為人熟知，可參見羅納德·i·麥金(ronald i. mckinnon)和愛德華·s·肖(edward s. shaw)，1973。
[75] 參見thomas hellmann、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stiglitz，1997。
[76] 國際機構有一些研究，不過這些研究大多基於某些國家，比如jean louis arcand等人(2012)，stephen g. chetti、enisse kharroubi(2015)。
大收縮：全球債務危機中的中國
2008年之後，全球經濟開始進行大調整，而2010年開始，“後危機時代”一詞已經開始流行。從2011年開始，這也是全球經濟繁榮幻相開始破滅的一年。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德法日英意六大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產出超過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其中恢複較好的美國和德國也隻是接近危機前的水平。[77]
恍如一夜之間，世界經濟又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刻的峭壁邊緣：美國主權評級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水、歐元債務危機連綿不斷、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當人們對於二次探底疑慮在近兩年經濟複甦中逐漸淡化之際，近期市場的諸多下挫則告訴我們另一個真相：新一輪公共債務危機正在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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