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尚且沒有定論,具體到現實,情況更為複雜。這也導致中國央行麵臨預防風險以及保持增長的多重困境,貨幣政策掣肘頗多。


    於是乎,一方麵,存款準備金長期處於曆史高位;另一方麵,官方利息卻一直維持負利率,民間信貸四起。各地高利貸泡沫開始幻滅,無數民企即使能夠熬過2008年金融危機,卻未必能挺過近年這場經濟嚴冬。


    4萬億帶來的諸多後果,使得民眾往往聞寬鬆而心生厭惡。貨幣政策放鬆充滿爭議,一方麵源於被視為通脹起源,另一方麵也被解讀為利益集團解套。


    事實上,通脹的根本原因,不僅在貨幣發行,更在過度投資導致的貨幣自發派生。如果合理地約束財政政策,那麽通脹並不會如同過去兩年那樣高企。進一步看,即使信貸再度寬鬆,其間大部分流向國有企業,但至少能夠令民間企業信貸得到增量,從中分羹已經足矣。當然,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準備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時的利率市場化與開放金融壟斷,也需適時提上議事日程,顯然需要監管者的更大決心。


    從曆史視角迴溯,中國經濟30年為何保持高速增長?固然政府的作用不可磨滅,不少學者就提出中性政府一說,又或者地方政府競爭理論,但是根源仍在於體製放權促使民間經濟體煥發活力。外界將中國發展模式稱之為“竹子資本主義”:中國的高速發展,並非所謂“北京共識”的勝利,而是隱藏在官僚體製幕後的無數民間經濟個體創造了“中國奇蹟”。


    長遠來看,中國經濟改革正行走在十字路口。以中國民間企業的企業家精神,足以使中國民企在法治不健全、規則不完備的社會之中也能野蠻生長,開闢出一方天地。關於經濟結構調整,多年來一直唿籲由出口導向轉化為消費導向,不僅其成敗取決於民間企業,甚至中國經濟的轉型或許亦取決於民間。由此可見,所謂宏觀調控芸芸,或許從來不是方向對錯的問題,而是過多過細的問題。


    再來一個“4萬億”?


    2012年年中,一張在微博上幾小時內轉發過萬的照片攪動各路人士神經。照片的主角不是明星,而是湛江市市長王中丙。媒體在照片介紹中寫道,他在國家發改委門前“難抑激動地親吻批覆文件”——當天,也就是5月27日下午,中國發改委正式核準廣東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動工建設。


    湛江鋼鐵並不是個案,一批重大基建項目正在啟動,首鋼遷移項目、廣西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都在同期獲批。種種跡象表明,項目上馬速度正在加快。有媒體根據中國發改委網站的信息統計,5月21日就有超過100個項目獲批,超過前20天獲批項目總和。


    相關板塊股票聞風而舞,而銀行相關領域的信貸也開始有鬆動跡象。各家投行開始預期新一輪刺激的可能性,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甚至直接宣稱,中國為應對經濟放緩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規模可能將高達2萬億元,也就是2008年“4萬億”的一半。


    不過,湛江這位“父母官”的表情並未在網友中激起廣泛共鳴,有人直接斥之為“醜陋的表情”。也有人質疑,為什麽在鋼鐵過剩的情況下,還要繼續上馬項目?種種對於照片的感嘆背後,暗示了對“4萬億”的集體不安。


    “4萬億”的不良經濟後果,要完全顯現及消化,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對此各界不乏共識與反思,對於“放鬆”也頗多忌憚。但到經濟周期轉折時刻,政策風向又開始有所變化。


    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要“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貨膨脹預期三者的關係,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雖然這一敘述與201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穩增長、調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看來大同小異,但是市場還是從中讀出了對放鬆與刺激的微妙權衡。


    迴顧中國經濟,2012年並不美好。雖然中國經濟從2012年初就宣布不再“保八”,但第一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1%時,卻又令人大跌眼鏡。隨後,4月發電量以及進出口數據雙雙下滑,再加上銀行信貸與貨運量放緩,中國經濟步入下行周期的信號明顯。


    從中國經濟的構成來看,“三駕馬車”之中,外需因歐美經濟下行收縮,內需雖有增長,但無法彌補外需之缺。目前看來,唯一可以依賴的,似乎唯有“投資”這匹中國政府慣用的“輕車熟馬”。


    如此看來,新一輪“4萬億”真的無法避免嗎?顯然不是。中國仍舊需要投資,但政府投資應該退位。以往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已被證明效率低下,不斷展期的地方債即是明證。以往投資中以政府與國有經濟為主的方式必須改變。如果能夠以民間作為投資主體,將促成經濟結構的真正轉型;未來出口與消費的進一步改觀,也依賴於民間經濟的活力。


    經濟的長遠增長實力,依賴於優秀的民間企業的競爭力與創新力。也正因為如此,穩民企,才是“穩經濟”的長遠之策。催生民間經濟活力,需要經濟體製的突破,簡單重申“36條”不足以撼動當前利益格局。


    為什麽政府主導投資的慣性難以改變?官員也是理性人,其行為決策由製度激勵構成,在一個唯gdp指標考核的製度之下,“預算軟約束”無處不在。隻要中央政府財政略有放鬆,體製內的個體(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必然竭盡全力從中分羹,突擊項目、短期花錢。


    這樣的做法,不僅能夠提升官員個人政績,也可以為當地經濟帶來短期成效,而企業道德風險、銀行呆帳等問題則被置之身後。在這個有強大封閉性與自我運行效率的係統之中,能拉來項目的“父母官”或許才是稱職的官員,無論對上還是對下。


    迴到湛江的例子,近700億元鋼鐵項目獲批,這對於當地經濟及就業的拉動可想而知,將萬千網民情緒歸咎一人,並不公允。從該市長主筆的一篇《湛江鋼鐵湛江夢》的短文可看出,該項目得來不易,曆時30年,數次上報,難怪他在北京迴湛江的飛機上動情寫下:“十年好事多磨,三十年夢想成真。麵對湛江700多萬父老鄉親,麵對東海島上萬搬遷村民,幾年來壓在心中的那塊巨石終於放下了!終於……”


    這就是製度的作用。慣性的力量如此強大,裹挾一切個體;經濟發展亦有其路徑依賴,中國經濟一次又一次走上政府投資主導路徑,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地方版4萬億


    2012年宏觀數據可謂疲軟,粉碎不少經濟學家預計經濟年中觸底反彈的樂觀判斷,各大機構開始調整對於全年增長8%到9%的預期。中國經濟到底有多差?


    數字不盡如人意尚隻是開始,當大家爭論宏觀經濟硬著陸或軟著陸時,中央政策層麵放鬆與否猶在遲疑,實體層麵硬著陸已經開始。與此同時,各地開始以“穩增長”為招牌的自救行動,紛紛計劃各類上馬項目,寧波、南京、長沙出台不同版本刺激計劃。其中,長沙宣稱計劃投資超過8 000億元,而傳言貴州將出台發展規劃高達3萬億元——對此,外界稱之為“地方版4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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