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們斷言世界正在麵臨新一輪超級增長周期。增長不是新鮮事，曆史上的兩次增長周期促成了美國以及日本的興起，甚至也因資源的爭奪間接導致了戰亂與衝突。這一次，會以中國以及其他“金磚國家”的成功興起而告終嗎?從曆史角度看，世界經濟永遠是追趕的遊戲，在你爭我搶之中螺旋狀上升。在曾經的增長周期中，我們也看到“日本第一”等豪氣幹雲的口號，但是最終的結果我們也已經看到。這次“金磚國家”會不一樣嗎?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金磚五國”各自都需麵對自己的挑戰。對於其中最為舉足輕重的中國而言，2008年金融危機提出的挑戰迄今尚未消解。為應對經濟下滑，幾乎每一個國家都乞靈於政府刺激與大舉借債。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過強的刺激與過重的債務本身也構成了未來經濟前行的重負，其中，中國政府於2008年推出的4萬億政策尤其值得反省。
4萬億刺激與地方債危機
一個4萬億就夠了
按照慣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開，2011年會議報告也被認為是官方對經濟形勢表明立場以及預示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威風向標。
也正因為如此，每年“定調”的文本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將中文的精妙發揮到極致。2005年宣稱“繼續搞好宏觀調控”，2006年希望“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2007年改為“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2008年調整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2009年變成“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則變為“穩經濟、調結構、控通脹”——也正因為如此，據媒體報導，有官員曾索性建議把2011年政策基調定為“穩物價、促增長、調結構、保民生”。
來迴變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紛紛精心揣摩，試圖給出一番解釋。2011年“定調”懸念似乎較早掀開，之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了第二年宏觀調控的兩大要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求穩在市場預期之中，“穩健”一詞則耐人尋味。從曆史經驗來看，無論實際政策力度“緊”還是“鬆”，都被冠以“穩健”之名，就像政策風向無論是否逆轉都統一為“微調”一樣。
在“既要”、“又要”之類的主觀表達背後，難以扭曲經濟的本身邏輯。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結構調整等目標往往存在彼此掣肘之處，如何權衡費人思量，往往導致排在首位的目標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定調的“保增長”。是年，麵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著中央財政的4萬億大手筆，中國gdp增速終於“保八”成功。
如何評價4萬億，這將是未來數年中國各界難以迴避的話題之一。支持方往往認為這一政策抵禦了金融危機、保證了經濟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但是，這“看得見”的成功的背後並非沒有“看不見”的代價，須知每一項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隨著中長期的潛在效應。
事後看來，4萬億有三大弊端難以迴避。首先，這一政策使得隨後兩年中國經濟飽受通脹之苦，直到2011年第四季度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貨膨脹，本質就是政府掠奪私人財產的一種合法手段，隱秘而惡劣。在負利率以及投資渠道匱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種財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的財富因此縮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銀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貨膨脹稅就超過萬億。其次，這一政策導致了大量“國進民退”行為，大量擠出民間資本。過去的天量信貸，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給體製內部門，造就了一度風靡全國的“地王”等現象。
最後，這一政策最為致命的敗筆，在於再次鼓勵了中國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政府計劃看似隻有4萬億，卻以乘數效應撬動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幾的幾個“4萬億”，導致新一輪投資大躍進。前些年曾經有所收斂的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也因此徹底走向惡化，僅官方統計數據就高達10.7萬億，各級政府總負債保守估計占中國gdp的70%以上。進一步審視未來國有銀行的壞帳預期，其對經濟全局影響令人戰慄。
刺激效應消散之後，後續經濟形勢如何?如果說“最複雜一年”的老生常談令人乏味，說經濟處於下行周期應無異議。
從4萬億之後幾年的經濟數據來看，喜憂不均。首先，通脹情況有所緩解，下行趨勢明顯，2011年11月cpi和ppi同比漲幅為4.2%和2.7%，雙雙創下年內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業同比增速迴落至12.4%，這意味著工業下滑趨勢明顯;最後，出口情況難以樂觀，11月進出口都繼續減速，貿易順差出現25億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長13.8%，低於上月2.1個百分點。伴隨著歐洲情況惡化，出口下滑更為明顯，數據也更為難看。
最黑暗的時刻顯然尚未到來。眾所周知，投資、出口和消費往往被視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長期以來不旺，出口因外圍因素打壓，中國經濟如何避免在過度投資這條不歸路上繼續狂奔?筆者認為，最合適的政策組合，通過有紀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約束“閑不住的手”，同時激勵“看不見的手”。
首先，應該通過財政政策為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潮降溫。中國地方政府尚無明確法律責任主體以及相關問責製，一著不慎往往容易導致全局性失靈。當務之急，必須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圈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如何有效約束地方政府將是未來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則應該通過貨幣政策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2010年充盈於耳的企業倒閉潮，比起200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許在於，2008年信貸狂潮之後矯枉過正的非理性貨幣政策緊縮，將金融抑製發揮到極致。
所謂金融抑製，簡單說就是對金融體係的過多幹預、過度控製抑製了金融的發展，導致金融市場相互割裂。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有利於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發展，卻抑製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低水平的金融發展反過來又會扼殺經濟發展機會。
金融抑製出路之一是金融深化，但是金融發展的路徑並不是簡單放鬆管製就可以達到，甚至很可能會導致更大的金融風險[74]，比如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拉丁美洲金融危機，甚至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機，這也導致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少研究者認為政府的選擇性幹預有助於金融深化而不是妨礙金融深化，這就是“金融約束論”(financial restriction)[75]。比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經放言：“在我的模型中，我總是能找到一種特定的幹預方式，使人人都受益。”
很有趣的一點在於，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對於經濟增長有利，但是隨著經濟發展，一旦超過一個臨界點(比如私人信貸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對增長很可能帶來負麵的效果，這也就是金融危機中發達國家的狀況。[76]信貸需求不足以及影子銀行滋生的中國，出路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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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五國”各自都需麵對自己的挑戰。對於其中最為舉足輕重的中國而言，2008年金融危機提出的挑戰迄今尚未消解。為應對經濟下滑，幾乎每一個國家都乞靈於政府刺激與大舉借債。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過強的刺激與過重的債務本身也構成了未來經濟前行的重負，其中，中國政府於2008年推出的4萬億政策尤其值得反省。
4萬億刺激與地方債危機
一個4萬億就夠了
按照慣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開，2011年會議報告也被認為是官方對經濟形勢表明立場以及預示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威風向標。
也正因為如此，每年“定調”的文本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將中文的精妙發揮到極致。2005年宣稱“繼續搞好宏觀調控”，2006年希望“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2007年改為“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2008年調整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2009年變成“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10年則變為“穩經濟、調結構、控通脹”——也正因為如此，據媒體報導，有官員曾索性建議把2011年政策基調定為“穩物價、促增長、調結構、保民生”。
來迴變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紛紛精心揣摩，試圖給出一番解釋。2011年“定調”懸念似乎較早掀開，之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了第二年宏觀調控的兩大要點：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求穩在市場預期之中，“穩健”一詞則耐人尋味。從曆史經驗來看，無論實際政策力度“緊”還是“鬆”，都被冠以“穩健”之名，就像政策風向無論是否逆轉都統一為“微調”一樣。
在“既要”、“又要”之類的主觀表達背後，難以扭曲經濟的本身邏輯。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結構調整等目標往往存在彼此掣肘之處，如何權衡費人思量，往往導致排在首位的目標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定調的“保增長”。是年，麵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著中央財政的4萬億大手筆，中國gdp增速終於“保八”成功。
如何評價4萬億，這將是未來數年中國各界難以迴避的話題之一。支持方往往認為這一政策抵禦了金融危機、保證了經濟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但是，這“看得見”的成功的背後並非沒有“看不見”的代價，須知每一項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隨著中長期的潛在效應。
事後看來，4萬億有三大弊端難以迴避。首先，這一政策使得隨後兩年中國經濟飽受通脹之苦，直到2011年第四季度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貨膨脹，本質就是政府掠奪私人財產的一種合法手段，隱秘而惡劣。在負利率以及投資渠道匱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種財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的財富因此縮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銀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貨膨脹稅就超過萬億。其次，這一政策導致了大量“國進民退”行為，大量擠出民間資本。過去的天量信貸，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給體製內部門，造就了一度風靡全國的“地王”等現象。
最後，這一政策最為致命的敗筆，在於再次鼓勵了中國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政府計劃看似隻有4萬億，卻以乘數效應撬動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幾的幾個“4萬億”，導致新一輪投資大躍進。前些年曾經有所收斂的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也因此徹底走向惡化，僅官方統計數據就高達10.7萬億，各級政府總負債保守估計占中國gdp的70%以上。進一步審視未來國有銀行的壞帳預期，其對經濟全局影響令人戰慄。
刺激效應消散之後，後續經濟形勢如何?如果說“最複雜一年”的老生常談令人乏味，說經濟處於下行周期應無異議。
從4萬億之後幾年的經濟數據來看，喜憂不均。首先，通脹情況有所緩解，下行趨勢明顯，2011年11月cpi和ppi同比漲幅為4.2%和2.7%，雙雙創下年內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業同比增速迴落至12.4%，這意味著工業下滑趨勢明顯;最後，出口情況難以樂觀，11月進出口都繼續減速，貿易順差出現25億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長13.8%，低於上月2.1個百分點。伴隨著歐洲情況惡化，出口下滑更為明顯，數據也更為難看。
最黑暗的時刻顯然尚未到來。眾所周知，投資、出口和消費往往被視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長期以來不旺，出口因外圍因素打壓，中國經濟如何避免在過度投資這條不歸路上繼續狂奔?筆者認為，最合適的政策組合，通過有紀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約束“閑不住的手”，同時激勵“看不見的手”。
首先，應該通過財政政策為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潮降溫。中國地方政府尚無明確法律責任主體以及相關問責製，一著不慎往往容易導致全局性失靈。當務之急，必須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圈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如何有效約束地方政府將是未來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則應該通過貨幣政策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2010年充盈於耳的企業倒閉潮，比起200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許在於，2008年信貸狂潮之後矯枉過正的非理性貨幣政策緊縮，將金融抑製發揮到極致。
所謂金融抑製，簡單說就是對金融體係的過多幹預、過度控製抑製了金融的發展，導致金融市場相互割裂。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有利於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發展，卻抑製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低水平的金融發展反過來又會扼殺經濟發展機會。
金融抑製出路之一是金融深化，但是金融發展的路徑並不是簡單放鬆管製就可以達到，甚至很可能會導致更大的金融風險[74]，比如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拉丁美洲金融危機，甚至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機，這也導致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少研究者認為政府的選擇性幹預有助於金融深化而不是妨礙金融深化，這就是“金融約束論”(financial restriction)[75]。比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經放言：“在我的模型中，我總是能找到一種特定的幹預方式，使人人都受益。”
很有趣的一點在於，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對於經濟增長有利，但是隨著經濟發展，一旦超過一個臨界點(比如私人信貸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對增長很可能帶來負麵的效果，這也就是金融危機中發達國家的狀況。[76]信貸需求不足以及影子銀行滋生的中國，出路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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