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背景都是基於歐元區銀行係統缺乏統一監管，因此歐元區金融係統也做了相應調整：一方麵在中短期加強銀行係統監管，降低銀行係統性風險;另一方麵，從長期培育資本市場，降低對於銀行的依賴。話說迴來，中國的金融體係與其說像美國，不如說更像歐洲，那就是更依賴銀行體係而不是資本市場，即所謂“主銀行體係”。
在財政以及貨幣協調之中，歐洲央行要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一起，勇敢承擔其國際社會的“最後貸款人”角色，這將繼續是歐洲央行、歐盟委員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三駕馬車”(troika)未來的使命之一——這不可忽視，國際社會要從大蕭條曆史中汲取足夠的經驗教訓。
金融危機改變中央銀行
時代變了，量化寬鬆不僅成為常見做法，而且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背書。
2015年2月10日，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在伊斯坦堡召開，會後公報表示贊同在必要時動用貨幣及財政政策來消除經濟陷入停滯的風險，這事實上表示成員國對寬鬆政策的做法表示了支持。這一立場和過去的傳統立場大為不同，以前一國一旦實施貨幣寬鬆政策，由於寬鬆容易導致貨幣貶值，很容易被批判為“以鄰為壑”的不友好政策，因此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
此一時彼一時。金融危機不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央銀行家的思維。除常規的保持低通脹以及保持就業的目標之外，以後中央銀行不僅要去追求刺激增長，甚至還要反“控製通脹”之道而行之，努力印錢對抗“通縮”。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公報雖然沒有特別談到希臘，但是也表示樂見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並稱這將進一步支撐歐元區複甦。對於歐元區來說，鼓勵寬鬆的口號尤其重要。歐洲央行不僅在2015年以超出市場預期的力度推出寬鬆政策，而且如今正在經曆歐元區德國與希臘的再度激烈對決——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將這場對決稱為“全球經濟麵臨的最大風險”。
這一輪央行的寬鬆競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行，不僅在於這是歐洲央行史無前例的寬鬆舉措，更在於歐元區再次處於崩潰邊緣。在過去的歐債金融危機之中，有人質疑歐洲央行似乎沒有美聯儲那麽神通廣大。
這一印象有其根源。一方麵，歐洲央行從設立之初就麵臨製度缺憾。歐洲央行成立於1998年6月1日，一直被批判自主性不足，其政策主要由執行董事會決定，成員席位為六位，其中四席為歐盟四個最大的中央銀行，也就是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銀行。事實上，曆史上德國央行的意見在歐洲央行分量很重，歐洲央行總部就位於德國法蘭克福。
如今，來自義大利的現任行長德拉吉不斷在試圖改變這一點，他在購買希臘債券以及量化寬鬆一係列舉措中力排眾議，他甚至說過“歐洲央行準備在職權範圍內，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歐元”。正是因為他的不斷推動以及努力，其本人也被視拯救歐元的人，成為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度人物。[70]
另一方麵，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解決問題需要重新釐清中央銀行的功能與邊界。中央銀行如此重要，但又如此低調，難怪英國《經濟學人》稱之為“怪事保險箱(strongbox of oddities)”。[71]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似乎都不乏奇怪或者奇葩之處，除了美聯儲是私人銀行這個常識讓不少陰謀論者大唿怪事之外，還有不少更奇怪的中央銀行。比如在2015年1月初取消利率下限的瑞士央行就是一家上市公司，還有日本央行、比利時央行、希臘央行也是上市公司，隻是各家公司在市場的比例以及表現不同而已。
看起來奇怪，其實與中央銀行定位有關。它們往往是公共機構，但為了貨幣政策獨立，又和政府部門保持相對獨立，往往麵對“降低通脹”之外的目標不無遲疑，這也使中央銀行備受矚目，又總被指責過於神秘。比如，2015年初，瑞士央行突然改變立場取消匯率，不僅自身一夜損失數百億瑞士法郎，更讓金融市場血雨腥風，它應如何承擔股東責任?更進一步，即使沒有上市的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之後採取救市措施，也不得不麵對鴿派鷹派的共同質疑，比如龐大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是否必要。
很多人認為寬鬆政策就是印鈔票，其實更為規範的說法是資產負債表擴張。金融危機之後，主要央行都出現資產負債表大擴張，從中國人民銀行到歐洲央行，無不例外。據《經濟學人》統計，2006年至2014年間，西方七國(g7)中央銀行總資產從3.4萬億美元升至10.5萬億美元，其占gdp比例從10%上升至25%。
如果把中央銀行看作商業機構，其資產負債表擴張看起來暫時不用擔心，目前主要中央銀行的主營業務都不錯，而且央行畢竟不是私人機構，無破產之虞。仔細查看，中央銀行其實是壟斷經營，它們的操作聽起來很複雜，其實業務很簡單。從資產負債表看，它們的資產是各類債券，負債是存款和紙幣，資產端大有可為，負債端則幾乎沒有成本。在各種公開市場操作中，央行在常規情況下盈利不少，比如歐洲央行2013年的紅利高達14億歐元。
那麽，央行量化寬鬆有什麽問題呢?首先，有學術研究指出，由於央行槓桿率太高，可能會喪失獨立性。主要國家政府大多數負債纍纍，如果央行無休止地買進政府發行的新債券，有赤字貨幣化的風險。[72]
其次，量化寬鬆的效果值得保守對待。美國2013年以來的經濟指標迴暖，但是一定程度上是經濟自身結構以及強勢美元迴歸的結果。三次量化寬鬆的效果很難說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已經達到，畢竟量化寬鬆有滯後效應，第一次量化寬鬆有其必要，第二次、第三次是否多餘甚至有害就難以估算。
對比歐洲央行的運營情況，外界在2015年顯然對希臘危機猜測更多。歐洲央行家底優厚，如果不計代價全力一搏，其實完全可以應對希臘危機。但這並非歐洲央行的選擇。2015年2月5日歐洲央行對希臘商業銀行收緊融資條件，不再接受以希臘政府債券作為貸款抵押品，讓很多人難以理解。但這並不是將希臘逼向崩潰邊緣，因為希臘銀行仍然可以從希臘央行獲得資金，隻不過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這在危機情況下無可厚非。
但是希臘問題最終是政治問題，取決於一係列政治經濟外交的討價還價。歐洲財長經濟會議以及歐盟會議懸而未決，默克爾與希臘的對決也日趨激烈。也正因此，歐洲銀行暫時迴避的態度其實可以理解。歐洲央行的問題在於，其大手筆量化寬鬆是否有效?歐元區量化寬鬆的前景並不令人樂觀，這不是歐洲央行的能力太小，而是歐洲問題太大——換而言之，危機之中，貨幣政策能夠創造流動性來“救火”，卻最終無法通過寬鬆貨幣或“放水”換來經濟增長。展望未來，量化寬鬆仍舊值得嚐試，但是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甚至對抵禦通縮也難言有效，日本的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70] lionel barber, and mi插el steen(2012)，ft person of the year: mario dra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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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以及貨幣協調之中，歐洲央行要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一起，勇敢承擔其國際社會的“最後貸款人”角色，這將繼續是歐洲央行、歐盟委員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三駕馬車”(troika)未來的使命之一——這不可忽視，國際社會要從大蕭條曆史中汲取足夠的經驗教訓。
金融危機改變中央銀行
時代變了，量化寬鬆不僅成為常見做法，而且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背書。
2015年2月10日，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在伊斯坦堡召開，會後公報表示贊同在必要時動用貨幣及財政政策來消除經濟陷入停滯的風險，這事實上表示成員國對寬鬆政策的做法表示了支持。這一立場和過去的傳統立場大為不同，以前一國一旦實施貨幣寬鬆政策，由於寬鬆容易導致貨幣貶值，很容易被批判為“以鄰為壑”的不友好政策，因此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
此一時彼一時。金融危機不僅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央銀行家的思維。除常規的保持低通脹以及保持就業的目標之外，以後中央銀行不僅要去追求刺激增長，甚至還要反“控製通脹”之道而行之，努力印錢對抗“通縮”。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公報雖然沒有特別談到希臘，但是也表示樂見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並稱這將進一步支撐歐元區複甦。對於歐元區來說，鼓勵寬鬆的口號尤其重要。歐洲央行不僅在2015年以超出市場預期的力度推出寬鬆政策，而且如今正在經曆歐元區德國與希臘的再度激烈對決——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將這場對決稱為“全球經濟麵臨的最大風險”。
這一輪央行的寬鬆競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行，不僅在於這是歐洲央行史無前例的寬鬆舉措，更在於歐元區再次處於崩潰邊緣。在過去的歐債金融危機之中，有人質疑歐洲央行似乎沒有美聯儲那麽神通廣大。
這一印象有其根源。一方麵，歐洲央行從設立之初就麵臨製度缺憾。歐洲央行成立於1998年6月1日，一直被批判自主性不足，其政策主要由執行董事會決定，成員席位為六位，其中四席為歐盟四個最大的中央銀行，也就是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銀行。事實上，曆史上德國央行的意見在歐洲央行分量很重，歐洲央行總部就位於德國法蘭克福。
如今，來自義大利的現任行長德拉吉不斷在試圖改變這一點，他在購買希臘債券以及量化寬鬆一係列舉措中力排眾議，他甚至說過“歐洲央行準備在職權範圍內，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歐元”。正是因為他的不斷推動以及努力，其本人也被視拯救歐元的人，成為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度人物。[70]
另一方麵，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解決問題需要重新釐清中央銀行的功能與邊界。中央銀行如此重要，但又如此低調，難怪英國《經濟學人》稱之為“怪事保險箱(strongbox of oddities)”。[71]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似乎都不乏奇怪或者奇葩之處，除了美聯儲是私人銀行這個常識讓不少陰謀論者大唿怪事之外，還有不少更奇怪的中央銀行。比如在2015年1月初取消利率下限的瑞士央行就是一家上市公司，還有日本央行、比利時央行、希臘央行也是上市公司，隻是各家公司在市場的比例以及表現不同而已。
看起來奇怪，其實與中央銀行定位有關。它們往往是公共機構，但為了貨幣政策獨立，又和政府部門保持相對獨立，往往麵對“降低通脹”之外的目標不無遲疑，這也使中央銀行備受矚目，又總被指責過於神秘。比如，2015年初，瑞士央行突然改變立場取消匯率，不僅自身一夜損失數百億瑞士法郎，更讓金融市場血雨腥風，它應如何承擔股東責任?更進一步，即使沒有上市的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之後採取救市措施，也不得不麵對鴿派鷹派的共同質疑，比如龐大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是否必要。
很多人認為寬鬆政策就是印鈔票，其實更為規範的說法是資產負債表擴張。金融危機之後，主要央行都出現資產負債表大擴張，從中國人民銀行到歐洲央行，無不例外。據《經濟學人》統計，2006年至2014年間，西方七國(g7)中央銀行總資產從3.4萬億美元升至10.5萬億美元，其占gdp比例從10%上升至25%。
如果把中央銀行看作商業機構，其資產負債表擴張看起來暫時不用擔心，目前主要中央銀行的主營業務都不錯，而且央行畢竟不是私人機構，無破產之虞。仔細查看，中央銀行其實是壟斷經營，它們的操作聽起來很複雜，其實業務很簡單。從資產負債表看，它們的資產是各類債券，負債是存款和紙幣，資產端大有可為，負債端則幾乎沒有成本。在各種公開市場操作中，央行在常規情況下盈利不少，比如歐洲央行2013年的紅利高達14億歐元。
那麽，央行量化寬鬆有什麽問題呢?首先，有學術研究指出，由於央行槓桿率太高，可能會喪失獨立性。主要國家政府大多數負債纍纍，如果央行無休止地買進政府發行的新債券，有赤字貨幣化的風險。[72]
其次，量化寬鬆的效果值得保守對待。美國2013年以來的經濟指標迴暖，但是一定程度上是經濟自身結構以及強勢美元迴歸的結果。三次量化寬鬆的效果很難說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已經達到，畢竟量化寬鬆有滯後效應，第一次量化寬鬆有其必要，第二次、第三次是否多餘甚至有害就難以估算。
對比歐洲央行的運營情況，外界在2015年顯然對希臘危機猜測更多。歐洲央行家底優厚，如果不計代價全力一搏，其實完全可以應對希臘危機。但這並非歐洲央行的選擇。2015年2月5日歐洲央行對希臘商業銀行收緊融資條件，不再接受以希臘政府債券作為貸款抵押品，讓很多人難以理解。但這並不是將希臘逼向崩潰邊緣，因為希臘銀行仍然可以從希臘央行獲得資金，隻不過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這在危機情況下無可厚非。
但是希臘問題最終是政治問題，取決於一係列政治經濟外交的討價還價。歐洲財長經濟會議以及歐盟會議懸而未決，默克爾與希臘的對決也日趨激烈。也正因此，歐洲銀行暫時迴避的態度其實可以理解。歐洲央行的問題在於，其大手筆量化寬鬆是否有效?歐元區量化寬鬆的前景並不令人樂觀，這不是歐洲央行的能力太小，而是歐洲問題太大——換而言之，危機之中，貨幣政策能夠創造流動性來“救火”，卻最終無法通過寬鬆貨幣或“放水”換來經濟增長。展望未來，量化寬鬆仍舊值得嚐試，但是對經濟增長影響有限，甚至對抵禦通縮也難言有效，日本的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70] lionel barber, and mi插el steen(2012)，ft person of the year: mario dra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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