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與教訓
保爾森在卸任之後除了被問及經曆危機的感覺，被追問最多的問題是從危機之中獲得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類似情況。他把金融危機的直接教訓總結為四點：在大規模跨國資本流動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存在著經濟結構失調是金融體係過度擴張的一個重要源泉;監管製度仍然是一個無可救藥、七拚八湊的過時大雜燴，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時代和形勢;金融係統包括太多的槓桿，這體現在資本和流動資金等緩衝措施不足;居於業界前列的金融機構規模龐大、結構複雜，對自身構成了巨大風險。
金融危機為何會發生基本上有三種解釋：一種解釋強調基於人性的行為動機，比如貪婪;第二種則歸咎於資本主義內在固有周期，經濟衰退顯然屬於正常周期性波動;第三種則表達了對政府監管不足的批評，波斯納與保爾森等人明顯傾向於此類。於是，三種思路也對應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前兩種思路傾向於認為市場會自動出清，政府不應該救助金融機構，危機本身就是一次洗牌;而另一派則主張政府介入，實施救助的同時加強監管，雖然這類觀點成為危機時代的主流觀點，但對於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舊存在很多爭議。
保爾森觀點基於後者，以辯解拯救貝爾斯登為例，他強調“如果貝爾斯登的問題隻是它自身的問題，我們或許已經任由它滅亡。但我們知道，貝爾斯登的失敗將讓其他有類似麻煩的金融機構的命運也畫上問號”。這一點倒與波斯納不謀而合，波斯納強調在應對危機之時，應該把實用主義置於意識形態之上，某些風險比如破產對於單個企業來說可以容忍，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場穩定性這一公共產品”;這個國家麵臨的風險可能不是一家大銀行的倒閉，而是銀行產業的崩潰，而“自由至上主義經濟學家沒有領會放鬆金融市場監管的危險，並低估了這場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嚴重性”。
經曆過20世紀的諸多考驗，資本主義的存在理由看來再無異議。正如波斯納所言，“所有針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都名譽掃地了，而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時強調資本主義隻能以一種折中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放任與幹預、自由與監管並存。同樣，保爾森督促改革美國金融係統的同時，仍舊對於市場機製抱以恆久信念：正是這些市場幫助我們推翻了冷戰鐵幕，使億萬人擺脫貧困，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繁榮，高效、監管完善的資本市場能繼續在全世界範圍內促進經濟發展。這種不可避免的趨勢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曆史的輪迴
曆史總敲兩次門，一次是喜劇，一次是悲劇。
1792年，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果斷購買了幾十萬美元的聯邦證券，拯救因投機客杜爾而瀕臨崩潰的股市，使得經濟免於受到負麵影響;216年之後，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決定援救陷入崩潰的金融機構，代價是7 000億美元，與漢密爾頓淵源頗深的紐約銀行梅隆公司則中標該不良資產清理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遙相對應的事件，恰印證曆史的微妙輪迴。
美國傳記作家羅恩·徹諾(ron chernow)所著的《漢密爾頓：美國金融之父》在金融危機時一度流行，這唿應了美國人的“國父熱”，不少金融高管也在追看。在這位作家看來，漢密爾頓——這位49歲就喪生於決鬥中、一生失意於白宮的男子，或許是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雖然從未成為總統，卻可能比那些成為總統的人奠定下更為深遠、更為持久的影響”。如果說華盛頓是政治意義上的永恆國父，漢密爾頓則堪稱首位金融國父。當時，剛剛脫離英國殖民地身份的美利堅合眾國草創，萬事猶如白紙，正是漢密爾頓推動統一美國經濟金融體係，從國債到商業銀行，從行使央行權力的第一合眾國銀行到聯邦稅收體係，莫不是在他的力排眾議下萌動興旺。他死後葬在華爾街的三一教堂旁，據說與紐約銀行剛好隔街相望。
救市，還是不救，這是個問題。救市一石激起千層浪，滔天的爭議背後仍舊是一個古老的美國問題：放任自流還是積極幹預?或者，是否需要強勢政府幹預市場?這個問題很大程度可追溯自漢密爾頓及其終身政敵托馬斯·傑斐遜。美國作家和經濟曆史學家約翰·斯蒂爾·戈登曾經感嘆，在綿延數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每一個重大事件中都可以依稀看到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追隨者們各自捍衛著自身的理念。在美國資本市場曆史上，1792年到1987年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傑斐遜主義的放任自流一直占據上風，如今漢密爾頓歸來。
33歲就寫下“人生而平等”的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的政治理念可謂針尖對麥芒，據說兩位開國元勛在議會爭論，猶如鬥雞。漢密爾頓強調工商立國，而傑斐遜則篤信農業為本;漢密爾頓偏好強勢政府，而傑斐遜則認可地方自治;漢密爾頓親手締造了華爾街，而傑斐遜則斥之為“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最終，漢密爾頓領銜的聯邦黨與傑斐遜創立的民主共和黨的政治遺產催生了今天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兩人的黨爭也最終奠定了美國精神的方方麵麵。正如曆史學家克勞德·鮑爾斯所言：“這兩個偉人之爭的重要性超過了美國曆史上任何人之爭，因為它關係著美國的過去與未來。”
當美國政府選擇以政府介入的形式拯救資本市場危機，漢密爾頓主義再度複興，而傑斐遜主義的幽靈也從未遠離，金融業的烈火烹油與高管天價薪酬恐怕將成往事。這看似南轅北轍的不同理念，通過不斷妥協推動曆史曲折前行。誰能洞悉漢密爾頓與傑斐遜的分野與相似，誰就掌握華爾街與白宮的互動邏輯，乃至美國社會的全部秘密。
2
歐債危機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希臘群島嗬，美麗的希臘群島!……在這裏，戰爭與和平的藝術並興，狄洛斯崛起，阿波羅躍出海麵!永恆的夏天還把海島鍍成金，可是除了太陽，一切已經消沉。
——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
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聖經·路加福音》第四章12節
寧願忍受目前的災殃，而不願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難?這樣子，顧慮使我們都成了懦夫。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當美國金融危機在2008年肆虐之際，歐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資本主義。短短一兩年之後，歐洲的福利主義將國家拖入債務狂潮。從北歐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到希臘危機，再到“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問題暴露，世界怎麽了?直到今天，歐債危機仍舊在蔓延惡化，仍舊充滿不確定性，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發的可能。歐洲央行在危機時刻一直“很忙”，其權限不斷擴大，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被視為“拯救”了歐元，但除了央行的努力之外，政治博弈與經濟改革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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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森在卸任之後除了被問及經曆危機的感覺，被追問最多的問題是從危機之中獲得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類似情況。他把金融危機的直接教訓總結為四點：在大規模跨國資本流動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存在著經濟結構失調是金融體係過度擴張的一個重要源泉;監管製度仍然是一個無可救藥、七拚八湊的過時大雜燴，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時代和形勢;金融係統包括太多的槓桿，這體現在資本和流動資金等緩衝措施不足;居於業界前列的金融機構規模龐大、結構複雜，對自身構成了巨大風險。
金融危機為何會發生基本上有三種解釋：一種解釋強調基於人性的行為動機，比如貪婪;第二種則歸咎於資本主義內在固有周期，經濟衰退顯然屬於正常周期性波動;第三種則表達了對政府監管不足的批評，波斯納與保爾森等人明顯傾向於此類。於是，三種思路也對應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前兩種思路傾向於認為市場會自動出清，政府不應該救助金融機構，危機本身就是一次洗牌;而另一派則主張政府介入，實施救助的同時加強監管，雖然這類觀點成為危機時代的主流觀點，但對於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舊存在很多爭議。
保爾森觀點基於後者，以辯解拯救貝爾斯登為例，他強調“如果貝爾斯登的問題隻是它自身的問題，我們或許已經任由它滅亡。但我們知道，貝爾斯登的失敗將讓其他有類似麻煩的金融機構的命運也畫上問號”。這一點倒與波斯納不謀而合，波斯納強調在應對危機之時，應該把實用主義置於意識形態之上，某些風險比如破產對於單個企業來說可以容忍，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場穩定性這一公共產品”;這個國家麵臨的風險可能不是一家大銀行的倒閉，而是銀行產業的崩潰，而“自由至上主義經濟學家沒有領會放鬆金融市場監管的危險，並低估了這場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嚴重性”。
經曆過20世紀的諸多考驗，資本主義的存在理由看來再無異議。正如波斯納所言，“所有針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都名譽掃地了，而這一點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時強調資本主義隻能以一種折中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放任與幹預、自由與監管並存。同樣，保爾森督促改革美國金融係統的同時，仍舊對於市場機製抱以恆久信念：正是這些市場幫助我們推翻了冷戰鐵幕，使億萬人擺脫貧困，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繁榮，高效、監管完善的資本市場能繼續在全世界範圍內促進經濟發展。這種不可避免的趨勢會為人類帶來更大的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曆史的輪迴
曆史總敲兩次門，一次是喜劇，一次是悲劇。
1792年，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果斷購買了幾十萬美元的聯邦證券，拯救因投機客杜爾而瀕臨崩潰的股市，使得經濟免於受到負麵影響;216年之後，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決定援救陷入崩潰的金融機構，代價是7 000億美元，與漢密爾頓淵源頗深的紐約銀行梅隆公司則中標該不良資產清理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遙相對應的事件，恰印證曆史的微妙輪迴。
美國傳記作家羅恩·徹諾(ron chernow)所著的《漢密爾頓：美國金融之父》在金融危機時一度流行，這唿應了美國人的“國父熱”，不少金融高管也在追看。在這位作家看來，漢密爾頓——這位49歲就喪生於決鬥中、一生失意於白宮的男子，或許是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雖然從未成為總統，卻可能比那些成為總統的人奠定下更為深遠、更為持久的影響”。如果說華盛頓是政治意義上的永恆國父，漢密爾頓則堪稱首位金融國父。當時，剛剛脫離英國殖民地身份的美利堅合眾國草創，萬事猶如白紙，正是漢密爾頓推動統一美國經濟金融體係，從國債到商業銀行，從行使央行權力的第一合眾國銀行到聯邦稅收體係，莫不是在他的力排眾議下萌動興旺。他死後葬在華爾街的三一教堂旁，據說與紐約銀行剛好隔街相望。
救市，還是不救，這是個問題。救市一石激起千層浪，滔天的爭議背後仍舊是一個古老的美國問題：放任自流還是積極幹預?或者，是否需要強勢政府幹預市場?這個問題很大程度可追溯自漢密爾頓及其終身政敵托馬斯·傑斐遜。美國作家和經濟曆史學家約翰·斯蒂爾·戈登曾經感嘆，在綿延數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每一個重大事件中都可以依稀看到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追隨者們各自捍衛著自身的理念。在美國資本市場曆史上，1792年到1987年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傑斐遜主義的放任自流一直占據上風，如今漢密爾頓歸來。
33歲就寫下“人生而平等”的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的政治理念可謂針尖對麥芒，據說兩位開國元勛在議會爭論，猶如鬥雞。漢密爾頓強調工商立國，而傑斐遜則篤信農業為本;漢密爾頓偏好強勢政府，而傑斐遜則認可地方自治;漢密爾頓親手締造了華爾街，而傑斐遜則斥之為“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最終，漢密爾頓領銜的聯邦黨與傑斐遜創立的民主共和黨的政治遺產催生了今天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兩人的黨爭也最終奠定了美國精神的方方麵麵。正如曆史學家克勞德·鮑爾斯所言：“這兩個偉人之爭的重要性超過了美國曆史上任何人之爭，因為它關係著美國的過去與未來。”
當美國政府選擇以政府介入的形式拯救資本市場危機，漢密爾頓主義再度複興，而傑斐遜主義的幽靈也從未遠離，金融業的烈火烹油與高管天價薪酬恐怕將成往事。這看似南轅北轍的不同理念，通過不斷妥協推動曆史曲折前行。誰能洞悉漢密爾頓與傑斐遜的分野與相似，誰就掌握華爾街與白宮的互動邏輯，乃至美國社會的全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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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希臘群島嗬，美麗的希臘群島!……在這裏，戰爭與和平的藝術並興，狄洛斯崛起，阿波羅躍出海麵!永恆的夏天還把海島鍍成金，可是除了太陽，一切已經消沉。
——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
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聖經·路加福音》第四章12節
寧願忍受目前的災殃，而不願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難?這樣子，顧慮使我們都成了懦夫。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當美國金融危機在2008年肆虐之際，歐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資本主義。短短一兩年之後，歐洲的福利主義將國家拖入債務狂潮。從北歐冰島主權債務問題到希臘危機，再到“歐豬五國”(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問題暴露，世界怎麽了?直到今天，歐債危機仍舊在蔓延惡化，仍舊充滿不確定性，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發的可能。歐洲央行在危機時刻一直“很忙”，其權限不斷擴大，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也被視為“拯救”了歐元，但除了央行的努力之外，政治博弈與經濟改革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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