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認為一味收緊貨幣抵禦泡沫的做法並不可取，效果還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以在泡沫膨脹的時候將其識別出來，但還不能預見其複雜的解決和崩潰過程，我們也許永遠都做不到。為應對此類事件，政策製定者們必須做出選擇，是否應限製甚至禁止很多市場活動，並且接受這些措施對經濟增長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極影響”。甚至，監管者過多介入也有可能於事無補。
換而言之，格林斯潘仍舊相信市場的力量，他認為監管者並不比市場尤其產品發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斷，而且這類嚐試往往會被證明徒勞無功，監管者應該做的是加大資本金標準等管理手段，同時讓機構放手去做，“監管者應該放手讓銀行購買它們自己選擇的任何產品(在一定的界限範圍內)，但要求銀行有較大數額的一般性股本準備金，作為應對可能發生但難以預先識別的損失的儲備”。
格林斯潘認為，違約的傳染與雪崩現象有很多共同特徵，“一小塊積雪的崩塌會逐漸積累起勢能，直到整個雪麵斷裂，滿山的積雪將隨之傾瀉而下……我們很難判斷雪麵上的一小塊裂縫是否會觸發大規模雪崩，由於同樣的原因，也很難預先判斷何種事件將觸發大規模金融危機，尤其是2008年9月那種量級的危機”。
在格林斯潘看來，解決的方法之一就在於資本金。伴隨著機構風險承擔水平顯著提高，機構也應該相應充實資本金，這一方麵可以約束銀行的槓桿化，另一方麵，即使日後出現危機，損失也將有限。
問題在於，如果資本金這個問題如此顯而易見，為什麽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呢?首先，這源自大家對於習以為常問題的盲區。格林斯潘提供一個親身經曆，他剛出任美聯儲主席時，曾經在內部會議上“天真”地問道：“你們怎麽判斷合適的資本金水平?”但是接下來去卻是令人意外的沉默，“這類基礎問題的答案通常被視為給定的，很少會被觸及，除非遭遇危機”。他自認在美聯儲期間，銀行資本金在監管者看來也始終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
其次，資本準備金也加大銀行成本，而銀行大部分情況下的準備金都足以應對破產，“在正常的銀行業務中，突發的不利經濟事件會侵蝕銀行的資本金，但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準備金(壞帳準備金加上股本金)都足以防範破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利潤留存和新增資本可以把損失的銀行資本金彌補迴來”。也正因此，資本金問題並沒有引起重視。問題就在於，危機情況下，資本金就會發生作用，出現一家機構信用凍結而波及整個市場的時刻。
《動蕩的世界》自然少不了辯解，尤其以1987年股災以及網際網路泡沫的勝利來捍衛自身的理念，但仍舊不乏反思精神。格林斯潘曾經承認，他在任期之內有三成的判斷失誤。這看起來或許是謙虛，其實對於經濟預測來說已經是很好的成績。格林斯潘的成功與失敗，其實並不僅僅在於他個人，更令人思考央行製度的變化與挑戰。
迴看曆史，美國央行是發達國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兩次短暫的例外時期，美國直到20世紀初期仍舊沒有一家中央銀行。1907年紐約發生嚴重銀行擠兌，如果不是老摩根以個人威信出手穩定市場，那麽更大的危機無可避免，而這終於促使人們開始討論美國設立中央銀行的需要。最初的構想源自於銀行家們在喬治亞州一個私人小島上的秘密會議。這一點被不少陰謀主義者詬病，但是不可否認，美聯儲一開始就帶有精英俱樂部與獨立色彩。伴隨著現代信貸經濟的演變，央行的定位也開始變化，他們不僅要為通脹負責，更要為經濟穩定負責，而如此重要的經濟責任卻不得不依賴於作為專業人士的技術官僚。
比起格林斯潘的曆史評價，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格林斯潘之後的繼任者是否還如此值得信賴?中央銀行家對於貨幣是否還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的掌控力?維持經濟內在的波動性與穩定性之間，貨幣政策能夠做或者不可以做什麽?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滿意的答案，上一次危機的教訓就麵臨被浪費的可能。
附錄：格林斯潘與蘭德
格林斯潘原本以金口難開而著稱，但是他退任之後的兩本著作倒是讓大家對他更加了解。格林斯潘在任的時候一貫言辭曖昧，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覺得你理解了我的意思，那麽你肯定是理解錯了。”事實證明，他不過是故意讓人聽不懂而已，目的也是故意讓人們去猜甚至做出各種相反的解讀;而他離開美聯儲後寫的兩本書籍表意平白明確，不再令人費解。
格林斯潘出生於1926年，是中歐(父輩來自羅馬尼亞，母方來自匈牙利)移民後代，猶太人。父母在他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他由母親撫養長大，少年時期是一個宅男，“我小時候過著很宅的生活，極少到紐約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歲的時候，我才初次接觸到外麵的世界”。
雖然家境普通，但大蕭條似乎並未對他的童年造成陰影，成年後他還開玩笑說自己有一周25美分的零花錢。他從小就對音樂以及數學表現出天賦，不僅參加過樂隊，成年之後還能迴想起小時候記下的每場棒球比賽分數。
這個對於外界宏觀經濟不那麽關心甚至甘於作為“伴奏”的青年人，本來應該成為一個平常的專業人士，卻因為一個女人而改變，這就是來自蘇聯的著名女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箇中原因，還離不開格林斯潘隻維持了10個月的第一次婚姻，當時26歲的格林斯潘與前妻瓊·米切爾結婚，正是後者將蘭德介紹給格林斯潘。
蘭德21歲才來到美國，她來到紐約就決定不再迴到俄羅斯，或許正是她的背景，使得她的一生都在積極強調理性的利己主義，經濟上則主張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她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錢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美德的晴雨表”，甚至她的墓碑旁邊也是一個巨大的美元“$”標誌。蘭德的哲學或許並不高深學術，在中國並不被很多人關注，但卻影響了一代美國人，客觀主義運動一度聲勢浩大，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至今暢銷，每當保守主義迴歸自己軸心，蘭德及其著作往往會引發大眾討論。
格林斯潘對於蘭德可謂崇拜，他常常說自己遇到蘭德之後才變得聰明起來，進入經濟學模型之外的天地。他不僅在蘭德生前頻繁出入蘭德小圈子，將與蘭德的交流形容為“心靈約會”，甚至他宣誓就職之際，蘭德也在他身邊，在蘭德死後，他還出席了她的葬禮。
由此可見，格林斯潘從意識形態上可謂徹底的自由至上主義者，而他在金融危機之後遭遇最多的批評也來自於其對於自由企業的過分迷信。這除了蘭德的影響，其實和他自身的經曆也有關係。格林斯潘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學院派，他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前已經進入業界多年，不僅經營自己的經濟諮詢公司，還曾出入十餘家不同公司的董事會，深入了解其運作，這使得他對於實際經濟的理解有別今天日益理論化的經濟學家。
格林斯潘任期也可謂過去美國經濟的美好舊時光，這一階段高增長低通脹似乎造成一種愉快的幻想，那就是繁榮的持續。與此同時，這一階段也可謂市場機構以及監管機構的蜜月期，也就是相信自由放任在促進市場繁榮的同時可以自我約束。也正因為如此，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認為他需要對金融危機負責，他堅持的自由企業以及市場的功能並沒有經受住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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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言之，格林斯潘仍舊相信市場的力量，他認為監管者並不比市場尤其產品發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斷，而且這類嚐試往往會被證明徒勞無功，監管者應該做的是加大資本金標準等管理手段，同時讓機構放手去做，“監管者應該放手讓銀行購買它們自己選擇的任何產品(在一定的界限範圍內)，但要求銀行有較大數額的一般性股本準備金，作為應對可能發生但難以預先識別的損失的儲備”。
格林斯潘認為，違約的傳染與雪崩現象有很多共同特徵，“一小塊積雪的崩塌會逐漸積累起勢能，直到整個雪麵斷裂，滿山的積雪將隨之傾瀉而下……我們很難判斷雪麵上的一小塊裂縫是否會觸發大規模雪崩，由於同樣的原因，也很難預先判斷何種事件將觸發大規模金融危機，尤其是2008年9月那種量級的危機”。
在格林斯潘看來，解決的方法之一就在於資本金。伴隨著機構風險承擔水平顯著提高，機構也應該相應充實資本金，這一方麵可以約束銀行的槓桿化，另一方麵，即使日後出現危機，損失也將有限。
問題在於，如果資本金這個問題如此顯而易見，為什麽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呢?首先，這源自大家對於習以為常問題的盲區。格林斯潘提供一個親身經曆，他剛出任美聯儲主席時，曾經在內部會議上“天真”地問道：“你們怎麽判斷合適的資本金水平?”但是接下來去卻是令人意外的沉默，“這類基礎問題的答案通常被視為給定的，很少會被觸及，除非遭遇危機”。他自認在美聯儲期間，銀行資本金在監管者看來也始終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
其次，資本準備金也加大銀行成本，而銀行大部分情況下的準備金都足以應對破產，“在正常的銀行業務中，突發的不利經濟事件會侵蝕銀行的資本金，但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準備金(壞帳準備金加上股本金)都足以防範破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利潤留存和新增資本可以把損失的銀行資本金彌補迴來”。也正因此，資本金問題並沒有引起重視。問題就在於，危機情況下，資本金就會發生作用，出現一家機構信用凍結而波及整個市場的時刻。
《動蕩的世界》自然少不了辯解，尤其以1987年股災以及網際網路泡沫的勝利來捍衛自身的理念，但仍舊不乏反思精神。格林斯潘曾經承認，他在任期之內有三成的判斷失誤。這看起來或許是謙虛，其實對於經濟預測來說已經是很好的成績。格林斯潘的成功與失敗，其實並不僅僅在於他個人，更令人思考央行製度的變化與挑戰。
迴看曆史，美國央行是發達國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兩次短暫的例外時期，美國直到20世紀初期仍舊沒有一家中央銀行。1907年紐約發生嚴重銀行擠兌，如果不是老摩根以個人威信出手穩定市場，那麽更大的危機無可避免，而這終於促使人們開始討論美國設立中央銀行的需要。最初的構想源自於銀行家們在喬治亞州一個私人小島上的秘密會議。這一點被不少陰謀主義者詬病，但是不可否認，美聯儲一開始就帶有精英俱樂部與獨立色彩。伴隨著現代信貸經濟的演變，央行的定位也開始變化，他們不僅要為通脹負責，更要為經濟穩定負責，而如此重要的經濟責任卻不得不依賴於作為專業人士的技術官僚。
比起格林斯潘的曆史評價，更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格林斯潘之後的繼任者是否還如此值得信賴?中央銀行家對於貨幣是否還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的掌控力?維持經濟內在的波動性與穩定性之間，貨幣政策能夠做或者不可以做什麽?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滿意的答案，上一次危機的教訓就麵臨被浪費的可能。
附錄：格林斯潘與蘭德
格林斯潘原本以金口難開而著稱，但是他退任之後的兩本著作倒是讓大家對他更加了解。格林斯潘在任的時候一貫言辭曖昧，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覺得你理解了我的意思，那麽你肯定是理解錯了。”事實證明，他不過是故意讓人聽不懂而已，目的也是故意讓人們去猜甚至做出各種相反的解讀;而他離開美聯儲後寫的兩本書籍表意平白明確，不再令人費解。
格林斯潘出生於1926年，是中歐(父輩來自羅馬尼亞，母方來自匈牙利)移民後代，猶太人。父母在他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他由母親撫養長大，少年時期是一個宅男，“我小時候過著很宅的生活，極少到紐約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歲的時候，我才初次接觸到外麵的世界”。
雖然家境普通，但大蕭條似乎並未對他的童年造成陰影，成年後他還開玩笑說自己有一周25美分的零花錢。他從小就對音樂以及數學表現出天賦，不僅參加過樂隊，成年之後還能迴想起小時候記下的每場棒球比賽分數。
這個對於外界宏觀經濟不那麽關心甚至甘於作為“伴奏”的青年人，本來應該成為一個平常的專業人士，卻因為一個女人而改變，這就是來自蘇聯的著名女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箇中原因，還離不開格林斯潘隻維持了10個月的第一次婚姻，當時26歲的格林斯潘與前妻瓊·米切爾結婚，正是後者將蘭德介紹給格林斯潘。
蘭德21歲才來到美國，她來到紐約就決定不再迴到俄羅斯，或許正是她的背景，使得她的一生都在積極強調理性的利己主義，經濟上則主張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她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錢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美德的晴雨表”，甚至她的墓碑旁邊也是一個巨大的美元“$”標誌。蘭德的哲學或許並不高深學術，在中國並不被很多人關注，但卻影響了一代美國人，客觀主義運動一度聲勢浩大，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至今暢銷，每當保守主義迴歸自己軸心，蘭德及其著作往往會引發大眾討論。
格林斯潘對於蘭德可謂崇拜，他常常說自己遇到蘭德之後才變得聰明起來，進入經濟學模型之外的天地。他不僅在蘭德生前頻繁出入蘭德小圈子，將與蘭德的交流形容為“心靈約會”，甚至他宣誓就職之際，蘭德也在他身邊，在蘭德死後，他還出席了她的葬禮。
由此可見，格林斯潘從意識形態上可謂徹底的自由至上主義者，而他在金融危機之後遭遇最多的批評也來自於其對於自由企業的過分迷信。這除了蘭德的影響，其實和他自身的經曆也有關係。格林斯潘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學院派，他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前已經進入業界多年，不僅經營自己的經濟諮詢公司，還曾出入十餘家不同公司的董事會，深入了解其運作，這使得他對於實際經濟的理解有別今天日益理論化的經濟學家。
格林斯潘任期也可謂過去美國經濟的美好舊時光，這一階段高增長低通脹似乎造成一種愉快的幻想，那就是繁榮的持續。與此同時，這一階段也可謂市場機構以及監管機構的蜜月期，也就是相信自由放任在促進市場繁榮的同時可以自我約束。也正因為如此，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認為他需要對金融危機負責，他堅持的自由企業以及市場的功能並沒有經受住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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