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在格林斯潘2006年離任時刻，那幾乎是他個人聲望的頂峰。當時美國經濟一片向好，經曆了兩次衰退又複甦，股市經曆了泡沫與崩盤，房地產以及華爾街都欣欣向榮，似乎沒有輸家，戰爭以及恐怖襲擊都沒能打敗美國，人們都因賺到錢、買上房而心滿意足。
也正因此，格林斯潘的連續加息使得經濟軟著陸的做法甚至曖昧不明的“雙關”表達，似乎成為美國經濟運轉良好的重要基石與象徵。人人都在談論“格林斯潘效應”，市場追逐並信賴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公文包也成為財經媒體討論的熱點，《紐約時報》就曾盛讚“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格林斯潘是火車司機”。
格林斯潘不僅被譽為最成功的美聯儲主席，而且聲望也不止步於美國。為了獎勵他對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功勞，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還授予他榮譽爵士，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也認為格林斯潘的成就證明了維持價格穩定的可行。至於格林斯潘本人，他退休之後名利雙收，不僅可以以高額出場費四處演講，還以超過800萬美元的版稅出版自傳《動蕩的時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可惜天下畢竟沒有免費的午餐，美聯儲主席離任交接往往伴隨著市場動蕩似乎也成為慣例，這代表了市場對於新任行長的測試嗎?——從曆史來看，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羅·沃爾克接任時在20世紀70年代末遭遇債市危機，而格林斯潘本人則在接任時遭遇20世紀80年代的股市危機，格林斯潘的繼任者伯南克的麻煩則更大一些，之後的耶倫也麵臨前景未知的疲軟經濟。
後麵的故事眾所周知，伴隨著多年放鬆管製以及過低利率，美國房地產泡沫最終醞釀成一場全局性危機，最終爆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學家的聲譽可謂跌至穀底，格林斯潘更是首當其衝，大眾對於其態度也發生轉變，“格林斯潘錯了嗎”、“格林斯潘的陰謀”之類的言論聒噪一時。格林斯潘本人也不得不出席聽證會，他的著作也遭遇很多批判，2013年最新一部作品《動蕩的世界》(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也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批判為拒絕為過失道歉，甚至稱其為“全球最差央行行長”，從經濟學專業到人品都被人詬病。
真是如此嗎?首先，格林斯潘是共和黨人，又受到安·蘭德自由市場理念濡染，與民主黨人克魯格曼自然政見不合;其次，金融危機對於所有人都是一次洗禮，作為註定進入曆史的人物，格林斯潘無法迴避自己的評價與遺產。
在上一本自傳《動蕩的時代》中，格林斯潘除了談個人成長，更是大談新世界的可能，他認為“9·11”事件之後的世界更加不可測，也值得探索，甚至預測了2030年的經濟情況，基調可謂樂觀。而在這本新書《動蕩的世界》中，格林斯潘的態度懇切凝重很多，談論要點也集中於對於經濟係統的看法，對於他個人以及理念而言，顯然金融危機的衝擊要大過“9·11”事件。比較之下，《動蕩的世界》其實比上一本自傳學術得多，觀念也有所轉變。
如何避免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常規世界，也引發係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個體理性，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麽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讓所有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什麽地方出錯了呢?
首先，經濟人這一經典假設基於人的理性至上，人性中的非理性動力卻被忽視。格林斯潘對於金融危機的反思也涉及對於經濟學模型信念的動搖，承認動物精神在經濟活動的強大驅動力，“所有投機泡沫在其膨脹期內都有著大致相似的軌跡和時間結構。泡沫的產生經常是由於人們越來越相信能實現穩定的長期生產率和產出增速，同時保持穩定的物價水平”。
如果要解答這一問題，那麽必須迴歸到人類本性，甚至對於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質疑。格林斯潘指責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模型在經濟學已經占據太久的統治地位，“我們喜歡把人的本性的驅動力界定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擬的。這個說法無疑很合理，但我們距離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卻又差得很遠，他們所設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長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來出路何在呢?經濟學大師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為經濟學家的視角提供了一個方向，那就是直麵人類日常思考依賴直覺更甚於理性推理的這一客觀現實，也就是將日常人性引入經濟分析，甚至取代純粹理性驅動的經濟模型，“危機促使我們去探尋將支配金融活動的動物精神納入宏觀經濟模型的辦法”。
盡管如此，作為蘭德門徒的格林斯潘，仍舊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這些動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調節，於是我採用了‘傾向’(propensities)一詞來較為正式地描述此類市場行為。自啟蒙時期以來，推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歸根到底是理性思維，隨機的非理性不會生產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星球兩個世紀以來在生活水平方麵的巨大飛躍”。
其次，格林斯潘將對本輪危機的審視放在長時段之下來考察。他將本輪危機歸結為地緣政治變化引發的長期利率走低，而利率的走低又直接導致住房等資產價格的非理性上漲，“本輪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證券化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有毒資產，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地緣政治事件最終導致長期利率以及與之緊密聯繫的抵押貸款利率下降，這在稍後帶來了全球性的住房價格上漲”。
作為抗擊網際網路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破滅或者1987年的股災，沒有像2008年的房地產危機那樣引發經濟雪崩?
他認為關鍵在於債務槓桿，而證券化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增加毫無疑問是那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迴看2008年早期，在監管機構的幫助下，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而避免破產命運，這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先兆，而幾個月後更大的雷曼兄弟倒閉則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對美國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評迄今仍舊存在，但格林斯潘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貝爾斯登獲救使雷曼兄弟自認“大而不能倒”的信念更加堅定，如果允許貝爾斯登破產，或許就可以避免後麵更大的危機，“如果市場承受住了貝爾斯登破產的衝擊，沒有發生傳染性破產，雷曼兄弟公司的風險緊張狀況或許就不會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夠長的時間內逐漸降低自身的風險水平”。
最後，監管應該是大家對於格林斯潘論述最感興趣的一點，畢竟這是金融危機的薄弱環節，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機?理想的監管，或許要點就在於使得市場主體更多迴歸理性思維，但在現實操作之中則麵臨兩難：監管層如果過於寬鬆，會鼓勵市場主體冒險，甚至釀成危機局麵;而監管如果過於嚴苛，則會打擊經濟的活力。更關鍵的是，監管者怎麽來甄別有毒資產?如何判斷何時存在泡沫?尤其在當下市場日新月異之際，誰又來監管監管者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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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格林斯潘的連續加息使得經濟軟著陸的做法甚至曖昧不明的“雙關”表達，似乎成為美國經濟運轉良好的重要基石與象徵。人人都在談論“格林斯潘效應”，市場追逐並信賴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公文包也成為財經媒體討論的熱點，《紐約時報》就曾盛讚“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格林斯潘是火車司機”。
格林斯潘不僅被譽為最成功的美聯儲主席，而且聲望也不止步於美國。為了獎勵他對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功勞，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還授予他榮譽爵士，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也認為格林斯潘的成就證明了維持價格穩定的可行。至於格林斯潘本人，他退休之後名利雙收，不僅可以以高額出場費四處演講，還以超過800萬美元的版稅出版自傳《動蕩的時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可惜天下畢竟沒有免費的午餐，美聯儲主席離任交接往往伴隨著市場動蕩似乎也成為慣例，這代表了市場對於新任行長的測試嗎?——從曆史來看，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羅·沃爾克接任時在20世紀70年代末遭遇債市危機，而格林斯潘本人則在接任時遭遇20世紀80年代的股市危機，格林斯潘的繼任者伯南克的麻煩則更大一些，之後的耶倫也麵臨前景未知的疲軟經濟。
後麵的故事眾所周知，伴隨著多年放鬆管製以及過低利率，美國房地產泡沫最終醞釀成一場全局性危機，最終爆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學家的聲譽可謂跌至穀底，格林斯潘更是首當其衝，大眾對於其態度也發生轉變，“格林斯潘錯了嗎”、“格林斯潘的陰謀”之類的言論聒噪一時。格林斯潘本人也不得不出席聽證會，他的著作也遭遇很多批判，2013年最新一部作品《動蕩的世界》(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也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批判為拒絕為過失道歉，甚至稱其為“全球最差央行行長”，從經濟學專業到人品都被人詬病。
真是如此嗎?首先，格林斯潘是共和黨人，又受到安·蘭德自由市場理念濡染，與民主黨人克魯格曼自然政見不合;其次，金融危機對於所有人都是一次洗禮，作為註定進入曆史的人物，格林斯潘無法迴避自己的評價與遺產。
在上一本自傳《動蕩的時代》中，格林斯潘除了談個人成長，更是大談新世界的可能，他認為“9·11”事件之後的世界更加不可測，也值得探索，甚至預測了2030年的經濟情況，基調可謂樂觀。而在這本新書《動蕩的世界》中，格林斯潘的態度懇切凝重很多，談論要點也集中於對於經濟係統的看法，對於他個人以及理念而言，顯然金融危機的衝擊要大過“9·11”事件。比較之下，《動蕩的世界》其實比上一本自傳學術得多，觀念也有所轉變。
如何避免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常規世界，也引發係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個體理性，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麽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讓所有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什麽地方出錯了呢?
首先，經濟人這一經典假設基於人的理性至上，人性中的非理性動力卻被忽視。格林斯潘對於金融危機的反思也涉及對於經濟學模型信念的動搖，承認動物精神在經濟活動的強大驅動力，“所有投機泡沫在其膨脹期內都有著大致相似的軌跡和時間結構。泡沫的產生經常是由於人們越來越相信能實現穩定的長期生產率和產出增速，同時保持穩定的物價水平”。
如果要解答這一問題，那麽必須迴歸到人類本性，甚至對於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質疑。格林斯潘指責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模型在經濟學已經占據太久的統治地位，“我們喜歡把人的本性的驅動力界定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擬的。這個說法無疑很合理，但我們距離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卻又差得很遠，他們所設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長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來出路何在呢?經濟學大師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為經濟學家的視角提供了一個方向，那就是直麵人類日常思考依賴直覺更甚於理性推理的這一客觀現實，也就是將日常人性引入經濟分析，甚至取代純粹理性驅動的經濟模型，“危機促使我們去探尋將支配金融活動的動物精神納入宏觀經濟模型的辦法”。
盡管如此，作為蘭德門徒的格林斯潘，仍舊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這些動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調節，於是我採用了‘傾向’(propensities)一詞來較為正式地描述此類市場行為。自啟蒙時期以來，推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歸根到底是理性思維，隨機的非理性不會生產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星球兩個世紀以來在生活水平方麵的巨大飛躍”。
其次，格林斯潘將對本輪危機的審視放在長時段之下來考察。他將本輪危機歸結為地緣政治變化引發的長期利率走低，而利率的走低又直接導致住房等資產價格的非理性上漲，“本輪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證券化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有毒資產，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地緣政治事件最終導致長期利率以及與之緊密聯繫的抵押貸款利率下降，這在稍後帶來了全球性的住房價格上漲”。
作為抗擊網際網路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破滅或者1987年的股災，沒有像2008年的房地產危機那樣引發經濟雪崩?
他認為關鍵在於債務槓桿，而證券化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增加毫無疑問是那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迴看2008年早期，在監管機構的幫助下，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而避免破產命運，這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先兆，而幾個月後更大的雷曼兄弟倒閉則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對美國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評迄今仍舊存在，但格林斯潘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貝爾斯登獲救使雷曼兄弟自認“大而不能倒”的信念更加堅定，如果允許貝爾斯登破產，或許就可以避免後麵更大的危機，“如果市場承受住了貝爾斯登破產的衝擊，沒有發生傳染性破產，雷曼兄弟公司的風險緊張狀況或許就不會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夠長的時間內逐漸降低自身的風險水平”。
最後，監管應該是大家對於格林斯潘論述最感興趣的一點，畢竟這是金融危機的薄弱環節，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機?理想的監管，或許要點就在於使得市場主體更多迴歸理性思維，但在現實操作之中則麵臨兩難：監管層如果過於寬鬆，會鼓勵市場主體冒險，甚至釀成危機局麵;而監管如果過於嚴苛，則會打擊經濟的活力。更關鍵的是，監管者怎麽來甄別有毒資產?如何判斷何時存在泡沫?尤其在當下市場日新月異之際，誰又來監管監管者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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