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看來，這種看法自然無法立足。從保爾森的迴憶錄來看，他剛剛擔任財政部長五周之時，就對表麵形勢一片大好的美國經濟局勢懷有隱憂，甚至明確表示最擔心的就是爆發金融危機，人們並沒有對一場係統性的動蕩做好準備。“從恐怖襲擊、自然災害到油價震蕩，再到大銀行的倒閉或美元的劇烈貶值，我們需要做好應對一切危機的準備。我相信我們即將麵臨又一場風暴”，雖然他當時表示無法預計下一次危機什麽時候到來，但也明確表示必須做好準備。
名人迴憶錄往往失之客觀，第一價值在於可信度，人類的敘述也難以保證記憶沒有自我移植。但是從保爾森迴憶錄的風格來看，倒是與保爾森不習慣玩政治、直來直去的“颶風漢克”方式頗為一致，他一直堅持讓別人稱唿他為漢克，迴電話速度超快，尤其喜歡麵對麵交流，偶爾在會議上情不自禁地喧賓奪主。從不少細節來判斷，該書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值得信賴，遺憾之處或許在於關鍵細節有待完善。其中，也有不少出乎大眾意料的花絮八卦，比如他對布希的高度評價、遭遇歐巴馬冷落的隱約酸澀以及對佩林能力的質疑。
在曆史麵前，我們即使能夠猜中開始，也無法預知結局，更多時候甚至連如何開始也無從感知。聰明敏銳如保爾森，雖然早早注意到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之類的不受管製的資本品種的迅速膨脹，以及cds這類不受管製的場外衍生品的指數級增長，但也沒有預料危機將在房貸領域爆發，也沒有能夠挽救雷曼於暴風驟雨。世界經濟如今正在迴到正軌，正如他所言：“我們曾瀕臨崩潰邊緣，但是沒有倒下。”所幸，危機沒有動搖保爾森之流的自由市場信念，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並非長久之策，自由市場並非萬能，但的確是保爾森們所能依賴的最不壞的選擇。
財長之外，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銀行。前麵我們描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萬花筒般的複雜背景，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央行的行為更加顯示出其重要性。下一章迴到本書主題，看一看中央銀行家們在危機前後扮演了什麽角色。
格林斯潘懺悔錄
金融危機到底是不是監管放鬆導致的災難?越嚴厲的監管是否越有效果?過去和現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離。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常規觀念，也引發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個體理性，那麽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麽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讓所有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什麽地方出錯了呢?
格林斯潘錯了嗎?
作為最為傳奇的美聯儲主席，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n greenspan)幾乎是美聯儲的象徵，即使他的前任是抗擊通脹得力的金融巨人保羅·沃爾克，接任者是研究大蕭條起家又應對2008年危機得當的本·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既是繼任者的榜樣，又是他們的陰影，因為美國人民如此不吝於對格林斯潘的禮讚，“格林斯潘在任期的後半段成了流行文化偶像，格林斯潘已經成了經濟金融領域的搖滾巨星”。[64]
金融危機改變了一切。格林斯潘也不例外，在金融危機前後經曆截然兩端的論定。2008年他不得不出席聽證會，甚至承認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他企業)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麵。”[65]
三年之後，他又因為批判美國最新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再度將自身置於輿論中心。格林斯潘警告，這些改革可能創造出美國自1971年實施薪資與價格控製措施以來“最嚴重的由監管引發的市場扭曲”。不少觀察家對此憤憤不平，表示格林斯潘仍舊堅持錯誤，死不悔改。
真是如此嗎?這還是一個老問題，金融危機到底是不是監管放鬆導致的災難?越嚴厲的監管是否越有效果?過去和現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離。格林斯潘在任時期放任監管的方式在金融危機之後遭遇各方詬病，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批判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美國一直在執行寬鬆監管，“這種做法卸除了金融市場的關鍵防護措施，而這些措施本有助於避免這場金融災難發生”。
於是，“重塑監管”幾乎成為“加強監管”的同義詞。《多德–弗蘭克法案》就是這一思潮的集中體現，成為歐巴馬總統以及美國國會加強金融業約束的奮力一擊。
首先，理解危機也許和應對危機一樣重要，因為這決定了我們以後如何看待世界的模式。金融創新是否過度姑且不論，任何經濟體的繁榮都與金融市場的昌盛掛鉤。正如格林斯潘指出的，美國在1947年到2008年間，伴隨著經濟的長足進展，金融業在美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從2.4%增至7.4%。
其次，如果我們對於危機起因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對於嚴厲監管是否奏效也仍舊有待商榷，過度放任的監管促成了昨日崩潰的世界，但是如果完全走到反麵，那麽又會是另外一場災難，最好的監管並不等同於最嚴苛的監管。嚴厲監管的前提是認為金融創新過度、以往監管過於寬鬆，當下聽起來很富有正義感以及道德立場。這些結論並非沒有爭議，嚴厲監管信奉的是“亂世用重典”，相信通過監管可以規避各種不正當行為——問題在於，即使這些前提都存在，這一結論亦並未正確。
再密的網絡也有漏洞，資本永遠存在逐利本能，通過各種方式仍舊能夠找到合理規避的方法。典型如美國最新監管法案，就認定導致雷曼兄弟、貝爾斯登等諸多悲劇的根本原因在於金融機構的行為過度，而如果通過現行數百項細化的監管調控，這些行為完全可以得到遏製。然而，從格林斯潘簡單列舉幾項應對方法來看，這張大網仍舊有不少漏網之魚，再不濟，美國不行的話，那麽世界大部分地方仍舊可以。中國也不例外，過去的《基金法》其實非常嚴厲，然而卻無法遏製基金黑幕、老鼠倉等醜聞，而最近改革的《基金法》草案對於從業人員炒股以及私募基金的規定變得更加寬鬆，卻被認為是“堵不如疏”的進步。
經濟學很乏味也很理性，它通常可以為我們證明美好的願景如何最終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無孔不入的監管也不例外。對於金融市場，無論喜歡與厭惡，監管部門都必須承認現行方式並沒有能力超越市場，如何平衡市場創新衝動以及創造性毀滅仍舊需要智慧。市場幾乎總是有效的，即使偶爾會犯錯(比如金融危機)，對的概率仍然遠遠大於錯的概率——任何未經市場徹底檢驗而想當然的監管措施，很可能隻是用更多更大的新問題來掩飾老問題。
格林斯潘的聲譽危機
迴到格林斯潘。艾倫·格林斯潘說話之際，世界都會聆聽，內容和情景卻有了差別。
台上的人仍舊一樣，台下的聽眾卻有不同，世界也變了天地。下台官員的待遇自然有所差別，人情冷暖全球並無太大區別，可當這一位是格林斯潘時，情況就更加微妙。
艾倫·格林斯潘曾經是神一般的存在，姑且不論“經濟沙皇”、“美元總統”等綽號，外界的敬畏不僅源於他擁有的經濟權力，更在於他以往對經濟趨勢的判斷所贏得的專業尊重，有人甚至稱之為“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他曾經擔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接近二十年，任期曆史最長，也曾服務過多屆不同黨派的美國總統而屹立不倒，以至於業界曾流行一句話，“我不在乎誰當美國總統，隻要格林斯潘繼續擔任美聯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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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迴憶錄往往失之客觀，第一價值在於可信度，人類的敘述也難以保證記憶沒有自我移植。但是從保爾森迴憶錄的風格來看，倒是與保爾森不習慣玩政治、直來直去的“颶風漢克”方式頗為一致，他一直堅持讓別人稱唿他為漢克，迴電話速度超快，尤其喜歡麵對麵交流，偶爾在會議上情不自禁地喧賓奪主。從不少細節來判斷，該書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值得信賴，遺憾之處或許在於關鍵細節有待完善。其中，也有不少出乎大眾意料的花絮八卦，比如他對布希的高度評價、遭遇歐巴馬冷落的隱約酸澀以及對佩林能力的質疑。
在曆史麵前，我們即使能夠猜中開始，也無法預知結局，更多時候甚至連如何開始也無從感知。聰明敏銳如保爾森，雖然早早注意到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之類的不受管製的資本品種的迅速膨脹，以及cds這類不受管製的場外衍生品的指數級增長，但也沒有預料危機將在房貸領域爆發，也沒有能夠挽救雷曼於暴風驟雨。世界經濟如今正在迴到正軌，正如他所言：“我們曾瀕臨崩潰邊緣，但是沒有倒下。”所幸，危機沒有動搖保爾森之流的自由市場信念，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並非長久之策，自由市場並非萬能，但的確是保爾森們所能依賴的最不壞的選擇。
財長之外，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銀行。前麵我們描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萬花筒般的複雜背景，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央行的行為更加顯示出其重要性。下一章迴到本書主題，看一看中央銀行家們在危機前後扮演了什麽角色。
格林斯潘懺悔錄
金融危機到底是不是監管放鬆導致的災難?越嚴厲的監管是否越有效果?過去和現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離。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常規觀念，也引發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個體理性，那麽為何最終卻引發大規模違約?為什麽少部分人的冒險卻讓所有公眾付出代價?這既沒有效率也不公平，什麽地方出錯了呢?
格林斯潘錯了嗎?
作為最為傳奇的美聯儲主席，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n greenspan)幾乎是美聯儲的象徵，即使他的前任是抗擊通脹得力的金融巨人保羅·沃爾克，接任者是研究大蕭條起家又應對2008年危機得當的本·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既是繼任者的榜樣，又是他們的陰影，因為美國人民如此不吝於對格林斯潘的禮讚，“格林斯潘在任期的後半段成了流行文化偶像，格林斯潘已經成了經濟金融領域的搖滾巨星”。[64]
金融危機改變了一切。格林斯潘也不例外，在金融危機前後經曆截然兩端的論定。2008年他不得不出席聽證會，甚至承認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他企業)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麵。”[65]
三年之後，他又因為批判美國最新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再度將自身置於輿論中心。格林斯潘警告，這些改革可能創造出美國自1971年實施薪資與價格控製措施以來“最嚴重的由監管引發的市場扭曲”。不少觀察家對此憤憤不平，表示格林斯潘仍舊堅持錯誤，死不悔改。
真是如此嗎?這還是一個老問題，金融危機到底是不是監管放鬆導致的災難?越嚴厲的監管是否越有效果?過去和現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離。格林斯潘在任時期放任監管的方式在金融危機之後遭遇各方詬病，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批判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美國一直在執行寬鬆監管，“這種做法卸除了金融市場的關鍵防護措施，而這些措施本有助於避免這場金融災難發生”。
於是，“重塑監管”幾乎成為“加強監管”的同義詞。《多德–弗蘭克法案》就是這一思潮的集中體現，成為歐巴馬總統以及美國國會加強金融業約束的奮力一擊。
首先，理解危機也許和應對危機一樣重要，因為這決定了我們以後如何看待世界的模式。金融創新是否過度姑且不論，任何經濟體的繁榮都與金融市場的昌盛掛鉤。正如格林斯潘指出的，美國在1947年到2008年間，伴隨著經濟的長足進展，金融業在美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從2.4%增至7.4%。
其次，如果我們對於危機起因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對於嚴厲監管是否奏效也仍舊有待商榷，過度放任的監管促成了昨日崩潰的世界，但是如果完全走到反麵，那麽又會是另外一場災難，最好的監管並不等同於最嚴苛的監管。嚴厲監管的前提是認為金融創新過度、以往監管過於寬鬆，當下聽起來很富有正義感以及道德立場。這些結論並非沒有爭議，嚴厲監管信奉的是“亂世用重典”，相信通過監管可以規避各種不正當行為——問題在於，即使這些前提都存在，這一結論亦並未正確。
再密的網絡也有漏洞，資本永遠存在逐利本能，通過各種方式仍舊能夠找到合理規避的方法。典型如美國最新監管法案，就認定導致雷曼兄弟、貝爾斯登等諸多悲劇的根本原因在於金融機構的行為過度，而如果通過現行數百項細化的監管調控，這些行為完全可以得到遏製。然而，從格林斯潘簡單列舉幾項應對方法來看，這張大網仍舊有不少漏網之魚，再不濟，美國不行的話，那麽世界大部分地方仍舊可以。中國也不例外，過去的《基金法》其實非常嚴厲，然而卻無法遏製基金黑幕、老鼠倉等醜聞，而最近改革的《基金法》草案對於從業人員炒股以及私募基金的規定變得更加寬鬆，卻被認為是“堵不如疏”的進步。
經濟學很乏味也很理性，它通常可以為我們證明美好的願景如何最終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無孔不入的監管也不例外。對於金融市場，無論喜歡與厭惡，監管部門都必須承認現行方式並沒有能力超越市場，如何平衡市場創新衝動以及創造性毀滅仍舊需要智慧。市場幾乎總是有效的，即使偶爾會犯錯(比如金融危機)，對的概率仍然遠遠大於錯的概率——任何未經市場徹底檢驗而想當然的監管措施，很可能隻是用更多更大的新問題來掩飾老問題。
格林斯潘的聲譽危機
迴到格林斯潘。艾倫·格林斯潘說話之際，世界都會聆聽，內容和情景卻有了差別。
台上的人仍舊一樣，台下的聽眾卻有不同，世界也變了天地。下台官員的待遇自然有所差別，人情冷暖全球並無太大區別，可當這一位是格林斯潘時，情況就更加微妙。
艾倫·格林斯潘曾經是神一般的存在，姑且不論“經濟沙皇”、“美元總統”等綽號，外界的敬畏不僅源於他擁有的經濟權力，更在於他以往對經濟趨勢的判斷所贏得的專業尊重，有人甚至稱之為“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他曾經擔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接近二十年，任期曆史最長，也曾服務過多屆不同黨派的美國總統而屹立不倒，以至於業界曾流行一句話，“我不在乎誰當美國總統，隻要格林斯潘繼續擔任美聯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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