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迴到2006年7月，當保爾森剛從華爾街來到華盛頓，擔任一個並不受國會待見、行將換屆的政府的財政部長之際，他並不完全清楚自己將麵臨什麽。當時美國經濟看起來一派欣欣向榮，股市剛剛創出曆史高峰，美國gdp在第一季度上漲了接近5%——但事實上那是繁榮的最後尾聲。從曆史狀況而言，現代資本市場每過4~8年就會有一次動蕩，然而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俄羅斯債務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就一直歌舞昇平，人們並沒有為一場係統性風險做好準備。隨著國內信貸泛濫以及槓桿提升，剛剛上任五周的保爾森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一場金融風暴正在臨近，他對布希總統表示“我們無法預計下一次危機什麽時候到來，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危機很快來臨，不過遠比保爾森預計得還要危險：2008年3月到9月之間，有8家美國大銀行倒閉，其中9月就倒閉了6家;從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個國家的20多家歐洲銀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於倒閉，“在崩塌的保險公司巨頭、奄奄一息的購物中心、瀕臨破產的銀行和幾乎破產的汽車公司之中，美國人民目睹著一個比一個軟弱無力的機構、一個比一個步履蹣跚的機構”。保爾森早先的警惕性無疑值得嘉獎，但是和所有人一樣，他並沒有預計到即將來臨的金融危機的規模，也沒有預見到房地產領域所蘊藏的風險。
曾經一度，保爾森認為財政部長幾乎是內閣中最好的工作，“這個角色涵蓋國內和國際事務，而且美國的大多數重要問題要麽是經濟性質的，要麽就含有很重要的經濟成分”——這意味著一旦危機來臨，他當仁不讓地成為救火隊長;但是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的權力比普通百姓想像中要小得多：首先，財政部本身主要是個決策機構而不是執行機構，負責向總統提出經濟和金融事務方麵的建議，刺激經濟增長;其次，財政部的支出權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財政部長對貨幣監理署和儲貸機構監督局這類監管單位的特定行為做出幹涉;最後，盡管大蕭條時期立法允許總統和財政部長動用緊急監管權，但僅限於聯邦儲備係統銀行，並不能延伸到像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類的機構，而恰是後者在今天的金融係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那麽財政部長的力量來自何方?保爾森認為來自於總統所賦予他的責任、他的號召力，以及他說服和影響其他內閣成員、獨立監管者、國外財政官員和那些布雷頓森林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的能力。而事實上，正是布希總統的信任(在這本迴憶錄裏，布希的形象變得正麵而高大)以及自己的高盛經曆和在國際財經界積累的深厚人脈，為不擅政治的保爾森贏得不少授權，讓他在拯救“兩房”、出售貝爾斯登等案例中獲得不少空間。饒是如此，美國的三權分立體製還是使得他沒能有足夠的授權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閉事後被認為是金融危機惡化的一大推動力，也使得保爾森等人備受指責。事實上，保爾森自辯對於雷曼死亡並非袖手旁觀，他為了出售雷曼四處活動，從貝爾斯登消失到雷曼破產期間，他與雷曼董事長迪克·富爾德通話就接近50次。對於雷曼，實在並非見死不救，而是不能也。
作為財政部長，保爾森可謂處於完美風暴的中心。一方麵經濟狀況險象環生，另一方麵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在非常情況之下，財政部很多看似“國有化”的拯救舉措在自由市場理念主導的美國國會並不贏得政治加分，對自由市場的擁躉者還有民粹主義信徒的部分美國人很難交代，但是如果不這麽做，金融危機又會“演變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災難”。於是，保爾森常常一邊發出玩金融還是玩政治的感嘆，一邊不得不穿梭於各類機構，與不同政見的議員甚至總統候選人周旋，在博弈與妥協之中爭取支持，為女議長玩笑性質一跪即是例子。國人也可以將保爾森在金融危機中的所作所為看作民主決策的一次啟蒙，更好地理解妥協與漸進，正如北京大學汪丁丁教授所感嘆：“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呢?可能發生在中國嗎?中國將來要為自己的金融變局付出什麽樣的代價呢?”
我再也不想過那種睜開眼就發現自己還是財政部長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過那種早晨一睜開眼就發現自己還是財政部長的日子。”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如此感嘆。走下世界關注中心之後，保爾森花了一年時間來完成對金融危機的梳理與評註，台前幕後大事小事一一浮出水麵，經典橋段陸續迴放，情節之緊湊，八卦之新鮮，堪比一部好萊塢大片。
確實，處於這場史無前例的現代金融危機中的財政部長並不容易。世界金融係統前所未有地緊密連接，也因此無比脆弱;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等機構日漸重要，但是對場外交易的監管卻一直缺位乏力;一旦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爆發蔓延，昔日被奉為偶像的盎格魯–美利堅式的資本主義受到千夫所指，世界普遍將罪魁禍首歸為美國，而這個階段的美國財政部長，如同處於風暴的核心區域。
保爾森在華爾街打拚多年，久立潮頭，並不是沒有經曆過金融危機，也目睹過不少機構倒閉，甚至經曆了著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風波。但是他談起這次危機仍舊心有餘悸，由於複雜金融衍生品的過度應用，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盤根錯節的關係導致一旦資本市場出現問題，往往有可能演變成為全局性風險，而不像以往那樣大多集中於單個金融機構。一旦形勢逆轉，基於信心交易的金融本質非常脆弱，“我在華爾街的多年經驗已經讓我領悟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金融機構要死的時候，它們會死得非常快”。他將這樣的情形比作金融版的狂牛症：或許隻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這種病太過可怕，乃至於消費者們開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基於這樣的原因，保爾森這個自由市場信徒在拯救之中往往採取了“一個都不能少”的策略，在麵對從沒經曆過的危機之時，他隻能從自己的市場直覺出發，果斷地採取救助政策。如果不採取飽受爭議的注資等政策，他認為金融危機會演變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災難”，基於這個原因，從貝爾斯登、雷曼、“兩房”乃至美國銀行等機構，保爾森都積極奔走，努力尋找解決之道。比如為美國金融機構尋找國內外賣家，不惜下跪尋求議會以及總統支持;另一方麵，他也會從政府立場與納稅人利益考慮，寸土必爭，比如摩根大通對貝爾斯登的報價區間他從來都是堅持下限。
2006年，保爾森出任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這個被視為隱形民主黨的共和黨成員、環保支持者、基督教科學派教徒的高盛前執行長，從華爾街到華盛頓的轉折遭遇也頗為出人意料，保爾森甚至在自傳中透露自己拒絕過出任財長，他的母親也一度為他接受任命而沮喪。更為有趣的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還曾經在第一時間建議他接受財政部長職位。當時，布希總統選擇了作為華爾街精英代表的保爾森而不是以往他偏好的企業界巨頭來出任其共和黨任期內最後一站財長，引來外界不少揣測，最典型的莫如事後流轉甚廣的“陰謀論”，也就是美國是有計劃地預謀發動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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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很快來臨，不過遠比保爾森預計得還要危險：2008年3月到9月之間，有8家美國大銀行倒閉，其中9月就倒閉了6家;從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個國家的20多家歐洲銀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於倒閉，“在崩塌的保險公司巨頭、奄奄一息的購物中心、瀕臨破產的銀行和幾乎破產的汽車公司之中，美國人民目睹著一個比一個軟弱無力的機構、一個比一個步履蹣跚的機構”。保爾森早先的警惕性無疑值得嘉獎，但是和所有人一樣，他並沒有預計到即將來臨的金融危機的規模，也沒有預見到房地產領域所蘊藏的風險。
曾經一度，保爾森認為財政部長幾乎是內閣中最好的工作，“這個角色涵蓋國內和國際事務，而且美國的大多數重要問題要麽是經濟性質的，要麽就含有很重要的經濟成分”——這意味著一旦危機來臨，他當仁不讓地成為救火隊長;但是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的權力比普通百姓想像中要小得多：首先，財政部本身主要是個決策機構而不是執行機構，負責向總統提出經濟和金融事務方麵的建議，刺激經濟增長;其次，財政部的支出權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財政部長對貨幣監理署和儲貸機構監督局這類監管單位的特定行為做出幹涉;最後，盡管大蕭條時期立法允許總統和財政部長動用緊急監管權，但僅限於聯邦儲備係統銀行，並不能延伸到像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類的機構，而恰是後者在今天的金融係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那麽財政部長的力量來自何方?保爾森認為來自於總統所賦予他的責任、他的號召力，以及他說服和影響其他內閣成員、獨立監管者、國外財政官員和那些布雷頓森林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的能力。而事實上，正是布希總統的信任(在這本迴憶錄裏，布希的形象變得正麵而高大)以及自己的高盛經曆和在國際財經界積累的深厚人脈，為不擅政治的保爾森贏得不少授權，讓他在拯救“兩房”、出售貝爾斯登等案例中獲得不少空間。饒是如此，美國的三權分立體製還是使得他沒能有足夠的授權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閉事後被認為是金融危機惡化的一大推動力，也使得保爾森等人備受指責。事實上，保爾森自辯對於雷曼死亡並非袖手旁觀，他為了出售雷曼四處活動，從貝爾斯登消失到雷曼破產期間，他與雷曼董事長迪克·富爾德通話就接近50次。對於雷曼，實在並非見死不救，而是不能也。
作為財政部長，保爾森可謂處於完美風暴的中心。一方麵經濟狀況險象環生，另一方麵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在非常情況之下，財政部很多看似“國有化”的拯救舉措在自由市場理念主導的美國國會並不贏得政治加分，對自由市場的擁躉者還有民粹主義信徒的部分美國人很難交代，但是如果不這麽做，金融危機又會“演變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災難”。於是，保爾森常常一邊發出玩金融還是玩政治的感嘆，一邊不得不穿梭於各類機構，與不同政見的議員甚至總統候選人周旋，在博弈與妥協之中爭取支持，為女議長玩笑性質一跪即是例子。國人也可以將保爾森在金融危機中的所作所為看作民主決策的一次啟蒙，更好地理解妥協與漸進，正如北京大學汪丁丁教授所感嘆：“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呢?可能發生在中國嗎?中國將來要為自己的金融變局付出什麽樣的代價呢?”
我再也不想過那種睜開眼就發現自己還是財政部長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過那種早晨一睜開眼就發現自己還是財政部長的日子。”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如此感嘆。走下世界關注中心之後，保爾森花了一年時間來完成對金融危機的梳理與評註，台前幕後大事小事一一浮出水麵，經典橋段陸續迴放，情節之緊湊，八卦之新鮮，堪比一部好萊塢大片。
確實，處於這場史無前例的現代金融危機中的財政部長並不容易。世界金融係統前所未有地緊密連接，也因此無比脆弱;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等機構日漸重要，但是對場外交易的監管卻一直缺位乏力;一旦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爆發蔓延，昔日被奉為偶像的盎格魯–美利堅式的資本主義受到千夫所指，世界普遍將罪魁禍首歸為美國，而這個階段的美國財政部長，如同處於風暴的核心區域。
保爾森在華爾街打拚多年，久立潮頭，並不是沒有經曆過金融危機，也目睹過不少機構倒閉，甚至經曆了著名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風波。但是他談起這次危機仍舊心有餘悸，由於複雜金融衍生品的過度應用，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盤根錯節的關係導致一旦資本市場出現問題，往往有可能演變成為全局性風險，而不像以往那樣大多集中於單個金融機構。一旦形勢逆轉，基於信心交易的金融本質非常脆弱，“我在華爾街的多年經驗已經讓我領悟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金融機構要死的時候，它們會死得非常快”。他將這樣的情形比作金融版的狂牛症：或許隻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這種病太過可怕，乃至於消費者們開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基於這樣的原因，保爾森這個自由市場信徒在拯救之中往往採取了“一個都不能少”的策略，在麵對從沒經曆過的危機之時，他隻能從自己的市場直覺出發，果斷地採取救助政策。如果不採取飽受爭議的注資等政策，他認為金融危機會演變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災難”，基於這個原因，從貝爾斯登、雷曼、“兩房”乃至美國銀行等機構，保爾森都積極奔走，努力尋找解決之道。比如為美國金融機構尋找國內外賣家，不惜下跪尋求議會以及總統支持;另一方麵，他也會從政府立場與納稅人利益考慮，寸土必爭，比如摩根大通對貝爾斯登的報價區間他從來都是堅持下限。
2006年，保爾森出任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這個被視為隱形民主黨的共和黨成員、環保支持者、基督教科學派教徒的高盛前執行長，從華爾街到華盛頓的轉折遭遇也頗為出人意料，保爾森甚至在自傳中透露自己拒絕過出任財長，他的母親也一度為他接受任命而沮喪。更為有趣的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還曾經在第一時間建議他接受財政部長職位。當時，布希總統選擇了作為華爾街精英代表的保爾森而不是以往他偏好的企業界巨頭來出任其共和黨任期內最後一站財長，引來外界不少揣測，最典型的莫如事後流轉甚廣的“陰謀論”，也就是美國是有計劃地預謀發動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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