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與被損害
早在什萊斯之前，這類翻案著作已經不少見，比如《羅斯福新政的謊言》、《危機與利維坦》等。與眾不同的是，阿米蒂·什萊斯重新釐清了大蕭條中“被遺忘的人”的角色——無論在真實曆史還是後繼研究中，這類人的故事確實往往被淹沒在對羅斯福的褒貶洪流之中。
“被遺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這一概念最早來自耶魯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格·薩姆納的觀點：當a看到一件對他來說是錯誤的事情，並發現x正在受其煎熬時，a就與b談論這件事，接著a和b提議通過一項法律來糾正這種錯誤，以幫助x。“他們的法律總是提議決定a、b和c能為x做什麽。但是c是誰呢?a和b幫助x沒有錯。有錯的是法律，錯誤的是用契約的形式將c約束在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遺忘的人，就是花了錢的人，就是從沒有被考慮過的人。”作為斯賓塞主義的代表人物，薩姆納信奉古典自由，他也極力反對福利政策，認為作為納稅主體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成為“被遺忘的人”，而政府重新分配不僅效率低下，反而可能使得中產階層成為潛在福利被侵害的對象。
不過，當大概30年後羅斯福重提這個概念時，卻完全被置換了概念：出於政治考慮，被遺忘的人不是指c，而是指x，c的處境顯然更為悲慘，不僅繼續被遺忘，還將仍然被要求“響應政治號召去獻愛心，使那些政治家們的靈魂得到慰藉”。在阿米蒂·什萊斯看來，這個c可以是萬千被稅收榨取現金的小工商業主，也可以是矚目的大人物，比如曆經三位總統的財長安德魯·梅隆、公用事業公司大王塞繆爾·英薩爾、落敗羅斯福的競爭者威爾基、風靡一時的邪教領袖迪萬神父……饒是如此，無論聲名顯赫還是無名小卒，這些c們在時代的洪流中付出代價，同時也被徹底遺忘。
被遺忘就代表著被傷害以及被掠奪，從不同角度看待曆史卻有迥異的看法，換言之，正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再分配與持續博弈，有效地構成了現代美國的經濟、社會圖景。典型如美國經濟學新貴克魯格曼，他就一直很推崇羅斯福新政，認為“前新政”(pre-newdeal)時期的美國如同21世紀初的美國一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國家;正是羅斯福新政改善了教育、醫療、環境等的不平等，為美國經濟的“長鍍金年代”奠定基礎，他甚至號召歐巴馬向羅斯福多多學習。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但越接近曆史，可能對其本質更困惑不解。正如大蕭條與新政，我們看到結果，卻無法對原因得到清晰而明確的結論，對與錯、是與非、因與果、左與右、幹預與放任、自由與管製在詮釋之中變得愈加複雜。正如美國著名曆史學家保羅·詹森也曾承認大蕭條的編寫難度之高，“盡管曆史學家們認識到了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卻不能說明為什麽這場蕭條是如此劇烈，而且持續了那麽長的時間，這些問題對於現代的曆史編纂來說就像是一個謎。”
新政是神話還是事實?幹預是否有效?宏觀政策短期與長期如何協調?也許不存在唯一答案，但思辨反省過程本身卻能夠讓我們遠離粗暴與武斷，在比較與印證之中逐漸接近馬克思所謂理解曆史現象的鑰匙。畢竟曆史並不僅僅是吹彈欲破的薄薄一紙，也不會永遠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也很難概括為一句美麗口號了事。顧頡剛斷言曆史源自“層累地造成”，這本來就是其弔詭與迷人之處。
中央銀行家：毀滅與救贖
大蕭條過去多年，似乎已經成為永恆的過去。就在數年前，如果發問“大蕭條會再度發生麽”，還會顯得不合時宜。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樣的發問卻十分切題。
大蕭條如何產生?大繁榮如何滑向大蕭條的深淵?直到今天，這一問題尚無定論，各派爭論喋喋不休。在不同的講述中，大蕭條有著不同的形貌溝壑。在美國金融史作家利雅卡特·艾哈邁德看來[58]，最好是從中央銀行家的視角觀察大蕭條如何一步步展開。對於大蕭條的清算，他選擇將曆史的解剖刀揮向中央銀行家，也就是當時最為重要的俱樂部的四位成員——當時他們分別執掌英格蘭銀行、美國聯邦儲備係統、德意誌銀行和法蘭西銀行。
關於大蕭條的一切，其實在“一戰”開始之前已經埋下伏筆。伴隨著“一戰”炮火，美好時代也隨之終結。不僅歐洲滿目瘡痍，以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係也難以為繼，大部分黃金流入了最後參戰的美國，美國人甚至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筆巨額財富;而歐洲大部分國家處於破產邊緣，難以給予貨幣以相應的黃金保障，貶值或者緊縮成為兩難選擇。
在此格局之下，金本位越發成為一種怪誕的“撲克遊戲”，所有籌碼也就是黃金都集中在了美國，這個對於國際政治尚處於懵懂青澀狀態的國家手裏。也正因此，中央銀行家的角色逐漸由隱秘幕後被推向經濟決策中心，成為隱形世界的君主。當時的流行論點認為，黃金仍舊是繁榮的基石，金本位也是金融體係穩定的基石，世界應該最快地迴歸金本位。這些中央銀行家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國際金融體係中也大多秉承這一思路，通過強調國際外匯市場穩定、資金流動自由等手段，經濟增長得以恢複——然而，救贖黃金的代價，可能是世界的毀滅。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切看起來很美好。不過這一短暫、表麵的繁榮背後，也隱含著岌岌可危的動蕩，最終導致了大蕭條的發生。《金融之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毀了世界的銀行家”，也隱含作者的價值判斷，他們的盲目自信毀滅了繁榮。四位本應拯救世界經濟的中央銀行家迴天無力，甚至他們的種種應對與努力，按照作者判斷，也顯得“無序和徒勞”。
除了這些中央銀行家之外，經濟危機中還有另外一位主角，那就是經濟學家約翰·梅塞德·凱恩斯。他年輕自信、才華橫溢、洞察力驚人、浮華瀟灑，四位銀行家痛苦應對的曆史，幾乎也成就凱恩斯冉冉升起的履曆：他最早洞察到戰爭財政的難以為繼，也指出了戰後賠款對於經濟與和平的戕害，更是早早洞察出金本位製對於經濟發展的桎梏。
利雅卡特·艾哈邁德顯然處處將凱恩斯置於四位主人公的對立麵，凱恩斯幾乎成為對毀滅的救贖。甚至作者對於四位主人公的筆觸，也很類似凱恩斯《和平的經濟後果》中對各國元首不失嘲諷的洞察：英格蘭銀行的蒙塔古·諾曼，有些神秘和神經質;法蘭西銀行的埃米爾·莫羅，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懼外國人;德意誌銀行的亞爾馬·沙赫特，死板、傲慢、才華橫溢而又狡猾;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班傑明·斯特朗，表麵上勁頭十足，但其實是個深受傷害、不堪重負的人。
因此，大蕭條不應該簡單地按照其本身來看待，而必須將其置於20世紀曆史之中審視，其間，“一戰”影響、金本位、戰爭債務和賠款、惡性通脹、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暴富等線索都複雜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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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什萊斯之前，這類翻案著作已經不少見，比如《羅斯福新政的謊言》、《危機與利維坦》等。與眾不同的是，阿米蒂·什萊斯重新釐清了大蕭條中“被遺忘的人”的角色——無論在真實曆史還是後繼研究中，這類人的故事確實往往被淹沒在對羅斯福的褒貶洪流之中。
“被遺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這一概念最早來自耶魯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格·薩姆納的觀點：當a看到一件對他來說是錯誤的事情，並發現x正在受其煎熬時，a就與b談論這件事，接著a和b提議通過一項法律來糾正這種錯誤，以幫助x。“他們的法律總是提議決定a、b和c能為x做什麽。但是c是誰呢?a和b幫助x沒有錯。有錯的是法律，錯誤的是用契約的形式將c約束在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遺忘的人，就是花了錢的人，就是從沒有被考慮過的人。”作為斯賓塞主義的代表人物，薩姆納信奉古典自由，他也極力反對福利政策，認為作為納稅主體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成為“被遺忘的人”，而政府重新分配不僅效率低下，反而可能使得中產階層成為潛在福利被侵害的對象。
不過，當大概30年後羅斯福重提這個概念時，卻完全被置換了概念：出於政治考慮，被遺忘的人不是指c，而是指x，c的處境顯然更為悲慘，不僅繼續被遺忘，還將仍然被要求“響應政治號召去獻愛心，使那些政治家們的靈魂得到慰藉”。在阿米蒂·什萊斯看來，這個c可以是萬千被稅收榨取現金的小工商業主，也可以是矚目的大人物，比如曆經三位總統的財長安德魯·梅隆、公用事業公司大王塞繆爾·英薩爾、落敗羅斯福的競爭者威爾基、風靡一時的邪教領袖迪萬神父……饒是如此，無論聲名顯赫還是無名小卒，這些c們在時代的洪流中付出代價，同時也被徹底遺忘。
被遺忘就代表著被傷害以及被掠奪，從不同角度看待曆史卻有迥異的看法，換言之，正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再分配與持續博弈，有效地構成了現代美國的經濟、社會圖景。典型如美國經濟學新貴克魯格曼，他就一直很推崇羅斯福新政，認為“前新政”(pre-newdeal)時期的美國如同21世紀初的美國一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國家;正是羅斯福新政改善了教育、醫療、環境等的不平等，為美國經濟的“長鍍金年代”奠定基礎，他甚至號召歐巴馬向羅斯福多多學習。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但越接近曆史，可能對其本質更困惑不解。正如大蕭條與新政，我們看到結果，卻無法對原因得到清晰而明確的結論，對與錯、是與非、因與果、左與右、幹預與放任、自由與管製在詮釋之中變得愈加複雜。正如美國著名曆史學家保羅·詹森也曾承認大蕭條的編寫難度之高，“盡管曆史學家們認識到了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卻不能說明為什麽這場蕭條是如此劇烈，而且持續了那麽長的時間，這些問題對於現代的曆史編纂來說就像是一個謎。”
新政是神話還是事實?幹預是否有效?宏觀政策短期與長期如何協調?也許不存在唯一答案，但思辨反省過程本身卻能夠讓我們遠離粗暴與武斷，在比較與印證之中逐漸接近馬克思所謂理解曆史現象的鑰匙。畢竟曆史並不僅僅是吹彈欲破的薄薄一紙，也不會永遠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也很難概括為一句美麗口號了事。顧頡剛斷言曆史源自“層累地造成”，這本來就是其弔詭與迷人之處。
中央銀行家：毀滅與救贖
大蕭條過去多年，似乎已經成為永恆的過去。就在數年前，如果發問“大蕭條會再度發生麽”，還會顯得不合時宜。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樣的發問卻十分切題。
大蕭條如何產生?大繁榮如何滑向大蕭條的深淵?直到今天，這一問題尚無定論，各派爭論喋喋不休。在不同的講述中，大蕭條有著不同的形貌溝壑。在美國金融史作家利雅卡特·艾哈邁德看來[58]，最好是從中央銀行家的視角觀察大蕭條如何一步步展開。對於大蕭條的清算，他選擇將曆史的解剖刀揮向中央銀行家，也就是當時最為重要的俱樂部的四位成員——當時他們分別執掌英格蘭銀行、美國聯邦儲備係統、德意誌銀行和法蘭西銀行。
關於大蕭條的一切，其實在“一戰”開始之前已經埋下伏筆。伴隨著“一戰”炮火，美好時代也隨之終結。不僅歐洲滿目瘡痍，以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係也難以為繼，大部分黃金流入了最後參戰的美國，美國人甚至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筆巨額財富;而歐洲大部分國家處於破產邊緣，難以給予貨幣以相應的黃金保障，貶值或者緊縮成為兩難選擇。
在此格局之下，金本位越發成為一種怪誕的“撲克遊戲”，所有籌碼也就是黃金都集中在了美國，這個對於國際政治尚處於懵懂青澀狀態的國家手裏。也正因此，中央銀行家的角色逐漸由隱秘幕後被推向經濟決策中心，成為隱形世界的君主。當時的流行論點認為，黃金仍舊是繁榮的基石，金本位也是金融體係穩定的基石，世界應該最快地迴歸金本位。這些中央銀行家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國際金融體係中也大多秉承這一思路，通過強調國際外匯市場穩定、資金流動自由等手段，經濟增長得以恢複——然而，救贖黃金的代價，可能是世界的毀滅。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切看起來很美好。不過這一短暫、表麵的繁榮背後，也隱含著岌岌可危的動蕩，最終導致了大蕭條的發生。《金融之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毀了世界的銀行家”，也隱含作者的價值判斷，他們的盲目自信毀滅了繁榮。四位本應拯救世界經濟的中央銀行家迴天無力，甚至他們的種種應對與努力，按照作者判斷，也顯得“無序和徒勞”。
除了這些中央銀行家之外，經濟危機中還有另外一位主角，那就是經濟學家約翰·梅塞德·凱恩斯。他年輕自信、才華橫溢、洞察力驚人、浮華瀟灑，四位銀行家痛苦應對的曆史，幾乎也成就凱恩斯冉冉升起的履曆：他最早洞察到戰爭財政的難以為繼，也指出了戰後賠款對於經濟與和平的戕害，更是早早洞察出金本位製對於經濟發展的桎梏。
利雅卡特·艾哈邁德顯然處處將凱恩斯置於四位主人公的對立麵，凱恩斯幾乎成為對毀滅的救贖。甚至作者對於四位主人公的筆觸，也很類似凱恩斯《和平的經濟後果》中對各國元首不失嘲諷的洞察：英格蘭銀行的蒙塔古·諾曼，有些神秘和神經質;法蘭西銀行的埃米爾·莫羅，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懼外國人;德意誌銀行的亞爾馬·沙赫特，死板、傲慢、才華橫溢而又狡猾;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班傑明·斯特朗，表麵上勁頭十足，但其實是個深受傷害、不堪重負的人。
因此，大蕭條不應該簡單地按照其本身來看待，而必須將其置於20世紀曆史之中審視，其間，“一戰”影響、金本位、戰爭債務和賠款、惡性通脹、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暴富等線索都複雜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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