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號稱不讀書多年，但是對於時事倒也熱情不減，時常寫博客，《多難登臨錄》即是他一年來對時局的觀察與思考。在他看來，大蕭條的起因是“財富一下子暴跌，既不起自戰禍也不起自天災，可以持久地不迴升，或有持久不迴升的預期”。
探究根本是學者的天職，而大眾關心的是迴天之術，張五常在書中也為挽迴經濟論述了三種辦法：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的宏觀派，出手即對就業與收入立竿見影，但收入增加卻隻是暫時的;大手筆減利率及放寬銀根的貨幣派，麻煩在於通脹急升債券大跌;綜合以上兩種方法“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的弊端，他提出了微觀派，鼓勵人民自己增加投資與產出，以取消最低工資與約束工會為主要手段。
在記載大蕭條人民百態的時候，有學者不禁感嘆“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麽在作祟。有人籠統地歸罪於‘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隱諱真相的說法。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可見曆史過去那麽多年，關於大蕭條的真相與教訓，仍舊有待思考[57]。和廣告商不知道廣告哪一部分是被浪費的一樣，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政府投資有多大效果。但是隨著概念的不斷轉換，隨著4萬億負麵效應出現，在經濟蕭條期間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引發無止境的再思考。
很多人都覺得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有關，真相如何?事實上，凱恩斯後來真的在1934年造訪過羅斯福，可是這場談話很難說很好。凱恩斯建議支持開支，而羅斯福當時“不甚相信一個國家竟可以靠多花錢而走向繁榮”。當時羅斯福雖使得美國擺脫混亂，卻沒有使美國擺脫蕭條，但凱恩斯每年3億美元赤字的建議，卻令美國人印象深刻又頗感遲疑。
正如“此刻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成為流行語，中國政府與大部分政府選擇宏觀派的做法謀求短期效果也不足為奇。但是微觀派也並非完美，張五常亦明白其短板在於政治阻力。有趣的是，他指出這是來自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驗，可見危機之中，強人政治始終不乏吸引力。
曆史總在講述中被一再詮釋，或許，當我們認為羅斯福終結蕭條再造曆史之際，羅斯福本人亦不得自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牽線偶人。盡管羅斯福的積極幹預政策獲得曆史主流更多認可，但對總統的不信任亦始終貫穿於美式頭腦之中。無論如何，我們始終應該認識到，羅斯福與凱恩斯麵對的是一個時刻被警惕約束和製衡的政府，即使權力在美國總統中也數一數二者如羅斯福，他本人亦曾在1941年鄭重強調，未來的世界必須建立在四種自由的基礎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52] 原文為“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參見維基百科。
[53] 《光榮與夢想》記載。
[54] 羅斯福，《羅斯福爐邊談話》，2009。
[55] 參見《光榮與夢想》。
[56] 本章相關科思引語來自《無所畏懼——羅斯福重塑美國的百日新政》。
[57] 《光榮與夢想》，威廉·曼徹斯特著，中信出版社，2015。
大蕭條：事實與神話
一句好聽的口號，可以誤導五十年。——題記
凱恩斯革命、納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興衰、美國崛起……這些決定性曆史時刻均與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大蕭條有著或明或暗的關係。在大蕭條改變了20世紀資本主義麵貌的同時，關於大蕭條的集體記憶也隨著時代嬗變而隨之變色。大蕭條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什麽才是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迴答，而真相遠不能說已經明了。對大蕭條事實與神話的探究還在不斷深化中。
深層次問題源自政府幹預
比較是人類的慣性，2007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迫使人們開始迴望曆史深處，大蕭條熱再度興起。正如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為美國學者所著《新政vs大蕭條：被遺忘的人和事》序言中所言，金融危機“使人們情不自禁地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次世界‘大蕭條’做對比，希望從中找到對造成危機的原因和走出危機的路徑的啟發”。
關於大蕭條，我們通常聽到的美國版本可以簡化如下：卡爾文·柯立芝總統長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榮”，卻埋下了經濟危機萌芽，繼而經濟風向轉向，胡佛總統的無所作為導致了經濟衰退惡化，將美國人民拖入失業困苦的泥淖;而喊出“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則憑藉整頓銀行與金融體係、複興工業、推行“以工代賑”、興建公共工程、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等係列新政，不僅拯救美國及其人民於水火之中，避免美國走上極權道路，也間接挽救了身陷“二戰”的萬千世界大眾——羅斯福不僅帶來美國的第三次革命，而且在和平與戰爭中都領導了美國乃至世界。
正如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揭示的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於現在並且是對過去的一種重構，每每思潮風雲變幻時，對於大蕭條成因以及羅斯福新政的評價、敘述也會大相迥異，經濟學亦不能幸免。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新保守主義逐漸贏得主流話語權，以往凱恩斯主義揭示大蕭條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的觀點不斷受到挑戰，其流派所提倡的擴大公共財政開支的對策也被詬病為政府過度幹預經濟。與之對應則是來自貨幣主義的觀點，和代表人物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聲望開始如日中天一樣，貨幣主義的解釋得到不少擁護，比如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弗裏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國貨幣史》中花費七分之一的篇幅來詮釋大蕭條，他們認為美國大蕭條的關鍵因素在於“貨幣供應量”，一旦信貸緊縮，而美聯儲又緊縮銀根，那麽就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崩潰”，使得一次信貸危機演變為波及實體經濟的大蕭條。貨幣主義者一向強調政府除了掌控貨幣政策之外無須過度幹預經濟，而即使是貨幣政策，他們也往往主張維持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
比貨幣主義者更激進的理念來自奧地利學派，其對大蕭條的主要觀點尤其以穆瑞·羅斯巴德不斷重印的《美國大蕭條》為人所知。羅斯巴德將大蕭條的根源歸結為政府過多幹預經濟而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自由放任主義”，長期的信貸擴張埋下了危機種子，隨後“政府的過度幹預政策使得危機長時間延續”，如果政府減少幹預，市場會自動完成恢複過程。
對照起來，美國著名記者、外交關係委員會經濟史資深研究員阿米蒂·什萊斯的新著《新政vs大蕭條：被遺忘的人和事》無疑是對凱恩斯版本另一個角度的顛覆。她的觀點更為接近貨幣主義與奧地利學派之間：大蕭條深層次的問題是政府的幹預。這點也從她對於三位總統的褒貶可見一斑：她顯然最為推崇柯立芝，她反覆強調這位“沉默的卡爾”自有其原則，正是因為其喜歡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加之他的信仰，使得他信奉“自己少捲入，世界會更好”;對比之下，同黨派的胡佛則是一位天生的幹預主義者，他認定政府某些“行善之手”會幫助企業達到效果，至於羅斯福，又比胡佛更為激進。在她看來，羅斯福延續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類似莽撞的令人恐懼的實驗者，他的前提在於大規模軍事化式的努力可以換來經濟複甦，他甚至可以根據幸運數字來隨意決定黃金價格。不過新政並沒有從本質上解決失業問題，1937年與1938年一樣，仍舊一派蕭條，20世紀30年代成為美國少有的經濟停滯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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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根本是學者的天職，而大眾關心的是迴天之術，張五常在書中也為挽迴經濟論述了三種辦法：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的宏觀派，出手即對就業與收入立竿見影，但收入增加卻隻是暫時的;大手筆減利率及放寬銀根的貨幣派，麻煩在於通脹急升債券大跌;綜合以上兩種方法“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的弊端，他提出了微觀派，鼓勵人民自己增加投資與產出，以取消最低工資與約束工會為主要手段。
在記載大蕭條人民百態的時候，有學者不禁感嘆“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麽在作祟。有人籠統地歸罪於‘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隱諱真相的說法。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可見曆史過去那麽多年，關於大蕭條的真相與教訓，仍舊有待思考[57]。和廣告商不知道廣告哪一部分是被浪費的一樣，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政府投資有多大效果。但是隨著概念的不斷轉換，隨著4萬億負麵效應出現，在經濟蕭條期間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引發無止境的再思考。
很多人都覺得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有關，真相如何?事實上，凱恩斯後來真的在1934年造訪過羅斯福，可是這場談話很難說很好。凱恩斯建議支持開支，而羅斯福當時“不甚相信一個國家竟可以靠多花錢而走向繁榮”。當時羅斯福雖使得美國擺脫混亂，卻沒有使美國擺脫蕭條，但凱恩斯每年3億美元赤字的建議，卻令美國人印象深刻又頗感遲疑。
正如“此刻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成為流行語，中國政府與大部分政府選擇宏觀派的做法謀求短期效果也不足為奇。但是微觀派也並非完美，張五常亦明白其短板在於政治阻力。有趣的是，他指出這是來自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驗，可見危機之中，強人政治始終不乏吸引力。
曆史總在講述中被一再詮釋，或許，當我們認為羅斯福終結蕭條再造曆史之際，羅斯福本人亦不得自主成為曆史舞台上的牽線偶人。盡管羅斯福的積極幹預政策獲得曆史主流更多認可，但對總統的不信任亦始終貫穿於美式頭腦之中。無論如何，我們始終應該認識到，羅斯福與凱恩斯麵對的是一個時刻被警惕約束和製衡的政府，即使權力在美國總統中也數一數二者如羅斯福，他本人亦曾在1941年鄭重強調，未來的世界必須建立在四種自由的基礎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52] 原文為“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參見維基百科。
[53] 《光榮與夢想》記載。
[54] 羅斯福，《羅斯福爐邊談話》，2009。
[55] 參見《光榮與夢想》。
[56] 本章相關科思引語來自《無所畏懼——羅斯福重塑美國的百日新政》。
[57] 《光榮與夢想》，威廉·曼徹斯特著，中信出版社，2015。
大蕭條：事實與神話
一句好聽的口號，可以誤導五十年。——題記
凱恩斯革命、納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興衰、美國崛起……這些決定性曆史時刻均與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大蕭條有著或明或暗的關係。在大蕭條改變了20世紀資本主義麵貌的同時，關於大蕭條的集體記憶也隨著時代嬗變而隨之變色。大蕭條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什麽才是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迴答，而真相遠不能說已經明了。對大蕭條事實與神話的探究還在不斷深化中。
深層次問題源自政府幹預
比較是人類的慣性，2007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迫使人們開始迴望曆史深處，大蕭條熱再度興起。正如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為美國學者所著《新政vs大蕭條：被遺忘的人和事》序言中所言，金融危機“使人們情不自禁地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次世界‘大蕭條’做對比，希望從中找到對造成危機的原因和走出危機的路徑的啟發”。
關於大蕭條，我們通常聽到的美國版本可以簡化如下：卡爾文·柯立芝總統長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榮”，卻埋下了經濟危機萌芽，繼而經濟風向轉向，胡佛總統的無所作為導致了經濟衰退惡化，將美國人民拖入失業困苦的泥淖;而喊出“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則憑藉整頓銀行與金融體係、複興工業、推行“以工代賑”、興建公共工程、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等係列新政，不僅拯救美國及其人民於水火之中，避免美國走上極權道路，也間接挽救了身陷“二戰”的萬千世界大眾——羅斯福不僅帶來美國的第三次革命，而且在和平與戰爭中都領導了美國乃至世界。
正如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所揭示的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於現在並且是對過去的一種重構，每每思潮風雲變幻時，對於大蕭條成因以及羅斯福新政的評價、敘述也會大相迥異，經濟學亦不能幸免。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新保守主義逐漸贏得主流話語權，以往凱恩斯主義揭示大蕭條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的觀點不斷受到挑戰，其流派所提倡的擴大公共財政開支的對策也被詬病為政府過度幹預經濟。與之對應則是來自貨幣主義的觀點，和代表人物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聲望開始如日中天一樣，貨幣主義的解釋得到不少擁護，比如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弗裏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國貨幣史》中花費七分之一的篇幅來詮釋大蕭條，他們認為美國大蕭條的關鍵因素在於“貨幣供應量”，一旦信貸緊縮，而美聯儲又緊縮銀根，那麽就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崩潰”，使得一次信貸危機演變為波及實體經濟的大蕭條。貨幣主義者一向強調政府除了掌控貨幣政策之外無須過度幹預經濟，而即使是貨幣政策，他們也往往主張維持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
比貨幣主義者更激進的理念來自奧地利學派，其對大蕭條的主要觀點尤其以穆瑞·羅斯巴德不斷重印的《美國大蕭條》為人所知。羅斯巴德將大蕭條的根源歸結為政府過多幹預經濟而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自由放任主義”，長期的信貸擴張埋下了危機種子，隨後“政府的過度幹預政策使得危機長時間延續”，如果政府減少幹預，市場會自動完成恢複過程。
對照起來，美國著名記者、外交關係委員會經濟史資深研究員阿米蒂·什萊斯的新著《新政vs大蕭條：被遺忘的人和事》無疑是對凱恩斯版本另一個角度的顛覆。她的觀點更為接近貨幣主義與奧地利學派之間：大蕭條深層次的問題是政府的幹預。這點也從她對於三位總統的褒貶可見一斑：她顯然最為推崇柯立芝，她反覆強調這位“沉默的卡爾”自有其原則，正是因為其喜歡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加之他的信仰，使得他信奉“自己少捲入，世界會更好”;對比之下，同黨派的胡佛則是一位天生的幹預主義者，他認定政府某些“行善之手”會幫助企業達到效果，至於羅斯福，又比胡佛更為激進。在她看來，羅斯福延續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類似莽撞的令人恐懼的實驗者，他的前提在於大規模軍事化式的努力可以換來經濟複甦，他甚至可以根據幸運數字來隨意決定黃金價格。不過新政並沒有從本質上解決失業問題，1937年與1938年一樣，仍舊一派蕭條，20世紀30年代成為美國少有的經濟停滯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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