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英格蘭銀行與其他機構組成的英國四角關係，這一整套機製並非當時的英倫賢達有意設計，而是市場各方力量滋長對抗的結果，從初露苗頭到成效顯著，是幾代人逐步探索、衍生發展出來。無可否認，這一製度設計成為人類文明機緣與機巧的最佳體現之一。
正是通過彼此製衡、彼此支撐，使得無論政府統治抑或國家財政，甚至金融市場以及商業市場都有穩定預期，降低了公眾的不確定性，撫平了政治或市場周期的波動，最終對經濟整體進步大有裨益。這些製度設計為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大英帝國征服世界鋪平了道路。
為什麽這樣的四角關係誕生於英國，尤其是議會何以能夠團結起來對抗國王，形成有效的權力約束呢?這引發不少猜想，也是宏大敘事愛好者們久久不休追問的主題。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原因有三點，首先是英國社會團結的政治性大於它的社會性;普通法的認同使得個人產權意願高漲;光有經濟基礎還不夠，形而上的道義也必須存在，此時看似無形的宗教為議會提供了“超越的使命感”。
從更大的視角審視，從英格蘭銀行到四角關係的演進，可見經濟離不開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產權對政治活動也很重要，從私人契約到公共契約背後，仍舊有類似的邏輯，科斯定理同樣成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強調，“給定初始的政治資源分配，如投票權、遊說權等，在給定的製度框架內，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將會達到最優的製度結果，而且這個結果與政治資源的初始配置無關”。
由此可見，金融創新以及金融製度也必須是應經濟、政治發展狀況變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之初，凡是社會需要的，政府都會去做，凡是社會不想要的，政府都會予以禁止。”
政治學家或曆史學家，往往忽略經濟在大曆史中的強大邏輯。事實上，人性恆常，經濟自有其隱匿於曆史細節中的推動力，正如英格蘭銀行誕生之後的變化顯示，徵稅與代表權一旦內嵌入社會結構之後，其實也為民主轉型鋪平了道路。
[47] 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商務印書館，1993。
[48] 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2010。
弗格森：感謝大英帝國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張五常除了經濟學為人稱道之外，短文更是一絕，洞察力不俗。他曾經撰寫過一篇題為“向港英致敬”的小文，其中寫道：“明知是難以避免的消息，聽起來仍是心有戚戚然。我拿起筆，筆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向港英致敬!”
這五個字看來容易，卻也很容易在非左即右的今天被看作“頭號帶路黨”。“港英”，也就是大英帝國，往往被視為殖民主義的化身，在過去一個世紀，無論來自外部的批判，還是帝國內部的自省，對於大英帝國的過去尤其是殖民曆史，評價大多歸於負麵。然而，時下也流行“大反轉”，對於大英帝國的褒貶標準也出現新的跡象。張五常的半個同行、金融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屢屢對大英帝國表示敬意。
尼爾·弗格森，用流行的詞來說是跨界高手，蘇格蘭人、牛津博士、哈佛教授，跨金融與曆史、媒體與學界。弗格森的著作頗豐，涉獵廣泛，創作了《文明》、《頂級金融家》、《紙與鐵》、《金錢交易》等暢銷書籍，他本人也在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和學院派學者不同，弗格森出鏡率頗高，與媒體以及業界的互動頻繁，也不乏奇思妙想，時下流行的“中美國”一詞(chimerica)就是由他和柏林自由大學石裏克教授共同創造而出。
狹隘地看，過去四百年的曆史，幾乎也可以看作是日不落帝國的興起與衰落史。不可否認，英國的崛起不僅壯大了自身的影響力，也重新塑造了曆史的形貌。理解大英帝國的過去，或許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正在崛起以及已經崛起帝國的未來。如何全麵評價大英帝國的功過，仍舊是一個複雜而沒有定論的問題，很難有簡單的答案，但是弗格森的著作也應該被視作多元化的一種努力，是對主流曆史話語的一種有益補充。
迴頭反思，大英帝國的存在，對於人類以及世界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從我們習慣的思維來看，大概多數判斷應該是不幸的，首先映入腦海的恐怕是那些舊時代的罪惡與血淚史。對於歐美來說，大英帝國首先應該被批判的是其支持奴隸製，據說在1850年之前，1 000萬左右被運往大西洋各國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萬人是乘坐英國的船隻漂洋過海的，甚至英國bbc的介紹之中也直接提及“英國的輝煌是建立在屠殺和掠奪之上”。對於中國人而言，由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以及此後的近代史帶來的屈辱感至今揮之不去。
然而，尼爾·弗格森卻提出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視角：或許全世界都得感謝大英帝國。迴顧這個多雨而偏離歐洲大陸的島國稱霸全球的曆程，其成長的大背景在於全球化：從商品市場全球化開始，再到勞動力市場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體全球化、資本市場全球化，甚至戰爭全球化。
換而言之，大英帝國的應運而生，或許是推進全球化最不壞的一種方式——如果僅從英國自身利益出發，不僅帝國後期擴張的成本大於收益，甚至帝國的衰落也是為了抵禦更邪惡的帝國而拖垮自身。
英國自然不是無私的，甚至他們對世界的貢獻或許也不是主動追求的結果。但是，在控訴殖民的罪惡之外，英國還帶來了什麽?弗格森認為，“當英國人統治一個國家，或者僅僅通過軍事和金融力量影響當地政府時，他們也在有意識地傳播著英國社會與眾不同的特徵”，比如英語、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製度、蘇格蘭和英格蘭式的銀行業、法律、新教、團隊體育、政府權力有限的“守夜人”國家、議會體製、自由的觀念等等。
從這些特徵中，不難看出不少現代國家的基本特質。也正因此，對於英國的遺產，弗格森認為不僅僅關乎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他認為這些早在殖民主義出現之前就已存在;進一步看，英國的崛起帶來的結果還有資本主義作為最優的經濟組織體係的勝利、北美和澳大利亞的英國化、英語的國際化、新教作為基督教一個分支的持續影響、議會體製的生存——不可否認，這些結果對於當代而言不乏積極效應。
弗格森的思考，尤其對於英國之外的第三世界人民來說，與過往我們習慣的曆史敘述方式背道而馳，可謂夾雜新奇、驚愕，甚至剛開始可能還有些不快的閱讀體驗。但是，隨著弗格森論證的層層展開，我們也不得不反思，我們是否應該換一個角度看待英國甚至世界的曆史?
第三部分
20世紀：大蕭條vs對抗危機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富有的，那麽所有的人都是貧窮的。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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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過彼此製衡、彼此支撐，使得無論政府統治抑或國家財政，甚至金融市場以及商業市場都有穩定預期，降低了公眾的不確定性，撫平了政治或市場周期的波動，最終對經濟整體進步大有裨益。這些製度設計為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大英帝國征服世界鋪平了道路。
為什麽這樣的四角關係誕生於英國，尤其是議會何以能夠團結起來對抗國王，形成有效的權力約束呢?這引發不少猜想，也是宏大敘事愛好者們久久不休追問的主題。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認為原因有三點，首先是英國社會團結的政治性大於它的社會性;普通法的認同使得個人產權意願高漲;光有經濟基礎還不夠，形而上的道義也必須存在，此時看似無形的宗教為議會提供了“超越的使命感”。
從更大的視角審視，從英格蘭銀行到四角關係的演進，可見經濟離不開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產權對政治活動也很重要，從私人契約到公共契約背後，仍舊有類似的邏輯，科斯定理同樣成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強調，“給定初始的政治資源分配，如投票權、遊說權等，在給定的製度框架內，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將會達到最優的製度結果，而且這個結果與政治資源的初始配置無關”。
由此可見，金融創新以及金融製度也必須是應經濟、政治發展狀況變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之初，凡是社會需要的，政府都會去做，凡是社會不想要的，政府都會予以禁止。”
政治學家或曆史學家，往往忽略經濟在大曆史中的強大邏輯。事實上，人性恆常，經濟自有其隱匿於曆史細節中的推動力，正如英格蘭銀行誕生之後的變化顯示，徵稅與代表權一旦內嵌入社會結構之後，其實也為民主轉型鋪平了道路。
[47] 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商務印書館，1993。
[48] 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2010。
弗格森：感謝大英帝國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張五常除了經濟學為人稱道之外，短文更是一絕，洞察力不俗。他曾經撰寫過一篇題為“向港英致敬”的小文，其中寫道：“明知是難以避免的消息，聽起來仍是心有戚戚然。我拿起筆，筆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向港英致敬!”
這五個字看來容易，卻也很容易在非左即右的今天被看作“頭號帶路黨”。“港英”，也就是大英帝國，往往被視為殖民主義的化身，在過去一個世紀，無論來自外部的批判，還是帝國內部的自省，對於大英帝國的過去尤其是殖民曆史，評價大多歸於負麵。然而，時下也流行“大反轉”，對於大英帝國的褒貶標準也出現新的跡象。張五常的半個同行、金融史學家尼爾·弗格森也屢屢對大英帝國表示敬意。
尼爾·弗格森，用流行的詞來說是跨界高手，蘇格蘭人、牛津博士、哈佛教授，跨金融與曆史、媒體與學界。弗格森的著作頗豐，涉獵廣泛，創作了《文明》、《頂級金融家》、《紙與鐵》、《金錢交易》等暢銷書籍，他本人也在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和學院派學者不同，弗格森出鏡率頗高，與媒體以及業界的互動頻繁，也不乏奇思妙想，時下流行的“中美國”一詞(chimerica)就是由他和柏林自由大學石裏克教授共同創造而出。
狹隘地看，過去四百年的曆史，幾乎也可以看作是日不落帝國的興起與衰落史。不可否認，英國的崛起不僅壯大了自身的影響力，也重新塑造了曆史的形貌。理解大英帝國的過去，或許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正在崛起以及已經崛起帝國的未來。如何全麵評價大英帝國的功過，仍舊是一個複雜而沒有定論的問題，很難有簡單的答案，但是弗格森的著作也應該被視作多元化的一種努力，是對主流曆史話語的一種有益補充。
迴頭反思，大英帝國的存在，對於人類以及世界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從我們習慣的思維來看，大概多數判斷應該是不幸的，首先映入腦海的恐怕是那些舊時代的罪惡與血淚史。對於歐美來說，大英帝國首先應該被批判的是其支持奴隸製，據說在1850年之前，1 000萬左右被運往大西洋各國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萬人是乘坐英國的船隻漂洋過海的，甚至英國bbc的介紹之中也直接提及“英國的輝煌是建立在屠殺和掠奪之上”。對於中國人而言，由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以及此後的近代史帶來的屈辱感至今揮之不去。
然而，尼爾·弗格森卻提出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視角：或許全世界都得感謝大英帝國。迴顧這個多雨而偏離歐洲大陸的島國稱霸全球的曆程，其成長的大背景在於全球化：從商品市場全球化開始，再到勞動力市場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體全球化、資本市場全球化，甚至戰爭全球化。
換而言之，大英帝國的應運而生，或許是推進全球化最不壞的一種方式——如果僅從英國自身利益出發，不僅帝國後期擴張的成本大於收益，甚至帝國的衰落也是為了抵禦更邪惡的帝國而拖垮自身。
英國自然不是無私的，甚至他們對世界的貢獻或許也不是主動追求的結果。但是，在控訴殖民的罪惡之外，英國還帶來了什麽?弗格森認為，“當英國人統治一個國家，或者僅僅通過軍事和金融力量影響當地政府時，他們也在有意識地傳播著英國社會與眾不同的特徵”，比如英語、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製度、蘇格蘭和英格蘭式的銀行業、法律、新教、團隊體育、政府權力有限的“守夜人”國家、議會體製、自由的觀念等等。
從這些特徵中，不難看出不少現代國家的基本特質。也正因此，對於英國的遺產，弗格森認為不僅僅關乎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他認為這些早在殖民主義出現之前就已存在;進一步看，英國的崛起帶來的結果還有資本主義作為最優的經濟組織體係的勝利、北美和澳大利亞的英國化、英語的國際化、新教作為基督教一個分支的持續影響、議會體製的生存——不可否認，這些結果對於當代而言不乏積極效應。
弗格森的思考，尤其對於英國之外的第三世界人民來說，與過往我們習慣的曆史敘述方式背道而馳，可謂夾雜新奇、驚愕，甚至剛開始可能還有些不快的閱讀體驗。但是，隨著弗格森論證的層層展開，我們也不得不反思，我們是否應該換一個角度看待英國甚至世界的曆史?
第三部分
20世紀：大蕭條vs對抗危機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富有的，那麽所有的人都是貧窮的。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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