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是蘇格蘭人，被視為一個徹底的“帝國主義者”，他毫不掩飾對大英帝國昔日榮光的緬懷，他的研究中多次強調英國製度設計中由徵稅機構、中央銀行、國債市場、議會組成“四角關係”的優越性：首先，專業的徵稅官僚機構使得國家財政徵收得力，優於法國的包稅人製度，這也衍生了優秀的教育製度;其次，納稅人通過納稅來換取立法權，介入了國家預算各個環節，這無疑促進了私人產權的保護;第三，國債體係使國家開支穩定，不會因為戰爭而驟然變化甚至掠奪民間，債市的活躍最終也帶來資本市場的繁榮;最後則是中央銀行，通過管理國債發行、徵收鑄幣稅，中央銀行衍生出匯率管理、最終貸款人職能。
維持這一體係的核心要點在於什麽呢?在於權力彼此製衡，最終達到穩定平衡。“預算”這個詞語，雖然是18世紀的產物，但是曆史學家認為財政預算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光榮革命時期(1688年)。[45]弗格森指出，維持紙幣和黃金的可兌換性雖然是這個體製的關鍵，但並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迴顧此前曆史，例如當英格蘭銀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現金兌換”時，它並沒有對這個體係產生致命的後果，這受益於大規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場的發展。
盡管這一整套機製日後被認為堪稱卓越，但當時的英國國債體係曾經引發很多討論甚至抨擊，“英國公眾認為這些新花樣與股票投機是一碼事，是奧倫治的威廉從荷蘭的行李中帶來的外國招數”。多少和今日美國國債的情況類似，19世紀英國國債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計算1824年歐洲全部公債高達380億到400億法郎，英國份額超過四分之三，而當時法國大概隻有40億法郎公債，經濟學家薩伊對英國債務製度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甚至公債也並不是從誕生之初就受到歡迎，“一直要等到18世紀最後幾十年，英國公債的優越性才為世人公認”[46]。這從稅收變化也可見一斑，18世紀英國稅收比例高於法國，1715年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崙戰爭期間達到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同時期的法國僅為10%，此後開始出現變化，到1850年又降為10%，其背後原因在於資本市場尤其是國債市場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蘭銀行的債務從1805年開始穩定。
到了19世紀初期，英國國債終於獲得市場認可，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滿滿地在下院宣布：“這個民族的生機乃至獨立建立在國債的基礎之上”，1774年的一條劄記可謂道出英國崛起背後的本質：“英國自身弱小，若無商業、工業及其僅存在帳麵上的信貸，絕不可能對幾乎整個歐洲發號施令”。
英法數百年的爭鬥之中，法國往往贏得戰役的勝利，卻最終輸掉了與英國的競爭。英國在政治方麵的影響力或許在下降，但是其經濟的影響力卻達到頂峰，1851年英國倫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更是讓世人看到工業革命的偉大成就。不少研究都指出，與法國相比，英國突出的成績伴隨著貨幣製度的現代化，也就是英國設立了一個健全的財政體係。財稅體係的變化，也源自政治模式變化，國王資金來源從17世紀起主要依賴於地主以及商人控製的眾議員，因為國會的製衡，也使得稅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證。
法國的稅收和債務都低於英國，但是民眾的不滿卻最終引發了革命，原因也在於英國的光榮革命向民眾讓渡部分權力，在經濟上給出了可信擔保，使得英國政府成為一個可信任的政府。換而言之，英國國債機製的成功來得並不容易，是幾代人的努力與契約的結晶，其基礎仍舊在於穩定市場預期基礎上形成極高的國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場與社會運轉的基石，其背後需要英格蘭銀行這樣機構的作用，更需要公眾與政治的保證。正如布羅代爾所言，“因為源自所謂英國金融革命的這一體製不管多麽巧妙，它必須對公債持有者按期還本付息。做到這一點與維持英鎊的經久穩定同樣是一件費勁兒的事”。
迴看曆史，信用是金融業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時候無須行動，僅僅是對於未來不確定的擔憂就可以摧毀一家銀行甚至一個國家的貨幣。建立信用往往比摧毀信用艱難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銀行史》的說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44] 弗格森，《貨幣崛起》第一章，2012。
[45] 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商務印書館，1993。
[46] 曆史學家布羅代爾語，《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
金融背後的製度變遷
19世紀發生兩次革命，一次是法國大革命，一次是工業革命。對比前者的波瀾壯闊，工業革命在當時其實並非以瞬間的戲劇性造就，甚至“工業革命”對英國人來說是驚奇的概念，最早用這個詞的還是1827年的一個法國經濟學家，經過馬克思1848年的使用而普遍流行。[47]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有句俏皮話，英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與別處不同。迴頭來看，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從英格蘭銀行到四角關係，發生這一切的背後動力學邏輯何在呢?
先看英格蘭銀行，其曆史正是一個自覺演進的絕佳案例，而其能夠生存下來，除了運氣，也有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前文也曾多次強調，英格蘭銀行的誕生是權力野心與資本逐利的機緣結合，信用打折的政府亟須穩定的資金來應對戰爭，新興商人也需要尋找投資渠道，從發行銀行券中獲利，二者促成一個契約的誕生。英格蘭銀行即其產物，英格蘭銀行投資人獲得不少議價空間，英格蘭銀行從一開始就得到政府支持，享有政府債務壟斷權，卻又無須承擔穩定宏觀經濟等額外任務——對比之下，1800年成立的法國銀行享受紙幣發行權不久，拿破崙就公開宣稱法國銀行不僅屬於它的股東們，也屬於授予它貨幣製造特權的國家。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敏銳地指出，“英格蘭銀行私下目的和社會目的之間的矛盾衝突持續了整個19世紀”[48]，隨後因為涉及了銀行券發行造成通貨膨脹，英格蘭銀行的應對也導致一些麻煩，比如南海公司泡沫等問題，逐漸在國內債券交易中充當政府的財政代理。
利益的博弈始終是曆史的主線，而博弈的方式設計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最終的結果。從誕生之日起，英格蘭銀行就很難說是壟斷，也遭遇南海公司等的競爭，而每一次特許權的獲得實際上都是以為政府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銀行貸款為前提。這其實也是一種隱形賦稅，卻也保證了英格蘭銀行需要麵對競爭，做出變化。
從製度變遷的角度，如何看待英格蘭銀行誕生這一事件以及其背後製度土壤?2013年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製度變遷往往在預期收益超過變遷成本時才會發生。
一旦銀行應社會需要而發明之後，其用途也應社會需求而發生變化。學者們往往認為，英國大部分金融製度比法國早一個世紀，顯然也是因為其社會、製度土壤的與眾不同，研究指出銀行業製度在較落後國家起到代替創業家的作用，在更落後國家則承擔政府的作用，中國的讀者對於這點並不會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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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這一體係的核心要點在於什麽呢?在於權力彼此製衡，最終達到穩定平衡。“預算”這個詞語，雖然是18世紀的產物，但是曆史學家認為財政預算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光榮革命時期(1688年)。[45]弗格森指出，維持紙幣和黃金的可兌換性雖然是這個體製的關鍵，但並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迴顧此前曆史，例如當英格蘭銀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現金兌換”時，它並沒有對這個體係產生致命的後果，這受益於大規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場的發展。
盡管這一整套機製日後被認為堪稱卓越，但當時的英國國債體係曾經引發很多討論甚至抨擊，“英國公眾認為這些新花樣與股票投機是一碼事，是奧倫治的威廉從荷蘭的行李中帶來的外國招數”。多少和今日美國國債的情況類似，19世紀英國國債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計算1824年歐洲全部公債高達380億到400億法郎，英國份額超過四分之三，而當時法國大概隻有40億法郎公債，經濟學家薩伊對英國債務製度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甚至公債也並不是從誕生之初就受到歡迎，“一直要等到18世紀最後幾十年，英國公債的優越性才為世人公認”[46]。這從稅收變化也可見一斑，18世紀英國稅收比例高於法國，1715年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崙戰爭期間達到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同時期的法國僅為10%，此後開始出現變化，到1850年又降為10%，其背後原因在於資本市場尤其是國債市場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蘭銀行的債務從1805年開始穩定。
到了19世紀初期，英國國債終於獲得市場認可，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滿滿地在下院宣布：“這個民族的生機乃至獨立建立在國債的基礎之上”，1774年的一條劄記可謂道出英國崛起背後的本質：“英國自身弱小，若無商業、工業及其僅存在帳麵上的信貸，絕不可能對幾乎整個歐洲發號施令”。
英法數百年的爭鬥之中，法國往往贏得戰役的勝利，卻最終輸掉了與英國的競爭。英國在政治方麵的影響力或許在下降，但是其經濟的影響力卻達到頂峰，1851年英國倫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更是讓世人看到工業革命的偉大成就。不少研究都指出，與法國相比，英國突出的成績伴隨著貨幣製度的現代化，也就是英國設立了一個健全的財政體係。財稅體係的變化，也源自政治模式變化，國王資金來源從17世紀起主要依賴於地主以及商人控製的眾議員，因為國會的製衡，也使得稅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證。
法國的稅收和債務都低於英國，但是民眾的不滿卻最終引發了革命，原因也在於英國的光榮革命向民眾讓渡部分權力，在經濟上給出了可信擔保，使得英國政府成為一個可信任的政府。換而言之，英國國債機製的成功來得並不容易，是幾代人的努力與契約的結晶，其基礎仍舊在於穩定市場預期基礎上形成極高的國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場與社會運轉的基石，其背後需要英格蘭銀行這樣機構的作用，更需要公眾與政治的保證。正如布羅代爾所言，“因為源自所謂英國金融革命的這一體製不管多麽巧妙，它必須對公債持有者按期還本付息。做到這一點與維持英鎊的經久穩定同樣是一件費勁兒的事”。
迴看曆史，信用是金融業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時候無須行動，僅僅是對於未來不確定的擔憂就可以摧毀一家銀行甚至一個國家的貨幣。建立信用往往比摧毀信用艱難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銀行史》的說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44] 弗格森，《貨幣崛起》第一章，2012。
[45] 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商務印書館，1993。
[46] 曆史學家布羅代爾語，《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
金融背後的製度變遷
19世紀發生兩次革命，一次是法國大革命，一次是工業革命。對比前者的波瀾壯闊，工業革命在當時其實並非以瞬間的戲劇性造就，甚至“工業革命”對英國人來說是驚奇的概念，最早用這個詞的還是1827年的一個法國經濟學家，經過馬克思1848年的使用而普遍流行。[47]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有句俏皮話，英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與別處不同。迴頭來看，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從英格蘭銀行到四角關係，發生這一切的背後動力學邏輯何在呢?
先看英格蘭銀行，其曆史正是一個自覺演進的絕佳案例，而其能夠生存下來，除了運氣，也有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前文也曾多次強調，英格蘭銀行的誕生是權力野心與資本逐利的機緣結合，信用打折的政府亟須穩定的資金來應對戰爭，新興商人也需要尋找投資渠道，從發行銀行券中獲利，二者促成一個契約的誕生。英格蘭銀行即其產物，英格蘭銀行投資人獲得不少議價空間，英格蘭銀行從一開始就得到政府支持，享有政府債務壟斷權，卻又無須承擔穩定宏觀經濟等額外任務——對比之下，1800年成立的法國銀行享受紙幣發行權不久，拿破崙就公開宣稱法國銀行不僅屬於它的股東們，也屬於授予它貨幣製造特權的國家。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史學家金德爾伯格敏銳地指出，“英格蘭銀行私下目的和社會目的之間的矛盾衝突持續了整個19世紀”[48]，隨後因為涉及了銀行券發行造成通貨膨脹，英格蘭銀行的應對也導致一些麻煩，比如南海公司泡沫等問題，逐漸在國內債券交易中充當政府的財政代理。
利益的博弈始終是曆史的主線，而博弈的方式設計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最終的結果。從誕生之日起，英格蘭銀行就很難說是壟斷，也遭遇南海公司等的競爭，而每一次特許權的獲得實際上都是以為政府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銀行貸款為前提。這其實也是一種隱形賦稅，卻也保證了英格蘭銀行需要麵對競爭，做出變化。
從製度變遷的角度，如何看待英格蘭銀行誕生這一事件以及其背後製度土壤?2013年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製度變遷往往在預期收益超過變遷成本時才會發生。
一旦銀行應社會需要而發明之後，其用途也應社會需求而發生變化。學者們往往認為，英國大部分金融製度比法國早一個世紀，顯然也是因為其社會、製度土壤的與眾不同，研究指出銀行業製度在較落後國家起到代替創業家的作用，在更落後國家則承擔政府的作用，中國的讀者對於這點並不會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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