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也有俗語雲“像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nd)，用來形容一個組織安全，也用來形容不用擔心某事出錯。當然，若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還使用此俗語，多少有點老套且不合時宜。不過，其“黃金”一樣的信用背後，也離不開恐慌的推動，恐慌猶如大海中的鮮血，分分鍾可能引來擠兌的鯊魚。這對於銀行業來說是強者恆強與排除競爭對手的機會，而英格蘭銀行在曆次恐慌風潮中屹立不倒。
進入19世紀，英格蘭銀行的穩健經營一方麵在國內繼續獲得特許權，另一方麵也在國外為其贏得不少追隨者。法國學者讓·裏瓦爾也不得不承認“就像合眾國和法國那樣，整個世界在19世紀期間，開始慢慢遵循英國製度”。如此趨勢之下，英格蘭銀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貝。正是在19世紀，世界迎來第一波中央銀行的熱潮，設立了大概20餘家央行，被視為幾乎是英格蘭銀行翻版的法蘭西銀行於1814年成立，荷蘭銀行、日本銀行、俄羅斯銀行等也相繼成立，其尾聲是美聯儲1913年的設立，世界也追隨英國的步伐開始擁抱金本位。
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方案，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成為全國唯一法定償還的貨幣;1844年，英國國會又通過《銀行特許條例》，這也就是所謂《皮爾條例》，事實上使得英格蘭銀行獲得貨幣壟斷發行地位。該條例規定英格蘭銀行為國家發行銀行券，同時其他銀行不得增發鈔票;同時又規定英格蘭銀行一分為二為發行部與銀行部，發行部限額為1 400萬英鎊，這部分信用無須黃金準備，超出的部分必須保持足額準備。
因此，曆史學家們認為英格蘭銀行事實上是壟斷了銀行券的發行，不過直到接近一百年後的1928年，英格蘭銀行才算完全壟斷銀行券發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蘭銀行才收歸國有。在19世紀的整整一百年間，英格蘭銀行對於自身作為中央銀行的定位以及認知，則是一場充滿試錯的探索。
迴歸曆史，英格蘭銀行地位不僅依賴黨派或政府，更依賴競爭的勝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倫敦私人銀行如果有意，仍可以發行票據，但是在一百年前，他們事實上已經被迫退出這個領域。也就是說，在相關法律的條款發布之前，英格蘭銀行事實上已經獲得公認的壟斷權。
至於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變化，其背後也有眾多原因。戰爭仍舊是一切的起因。19世紀英法仍舊在學習之中繼續敵對，拿破崙戰爭背後仍舊是金錢角力，英格蘭銀行負債劇增到8.5億英鎊，和成立之初的120萬英鎊有雲泥之別。隨著英國政府開始轉向資本市場籌資，英格蘭銀行的債務情況也開始穩定，而具體操作，就是我們稍後會介紹的英國特有的“四角關係”。
英格蘭銀行逐漸成為銀行中的翹楚，逐漸有了更多現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動之中逐步形成的。英格蘭銀行治理機構主要由理事會、行長及副行長組成，成員由政府推薦，英王任命，要求必須是英國國民，65歲以下，但下院議員、政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理事會輪流擔任，成員往往選自金融城的商業精英，最開始的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輕人，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曾經擔任過董事會成員，從董事會成員的行業背景也可一窺英國的工業變遷。
白芝浩考察過英格蘭銀行的治理機構，結論是這個委員會盡管表現“堪稱優秀”，但仍舊“權力不確定”，因此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犯錯。
無論如何物換星移，中央銀行家仍舊是金融市場的唿風喚雨者，他們可以被簡單定義為利率的定價者，甚至進而也是決定在市場可以發多少鈔票的人。因為英格蘭銀行的榜樣力量，大部分時間內，中央銀行的私有角色與公共屬性並存，他們同時向股東和國家負責——直到20世紀初期仍舊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銀行最重要的目標仍舊被定義為“維護幣值的穩定”[43]。於是，這也註定了就業、增長、物價等不被視為首要因素，中央銀行的舉措也難免趨於保守，在對抗通脹方麵或許卓有成效，但在變動的時代難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銀行在大蕭條期間的表現令人不滿。
也正因此，中央銀行這套係統今天看起來好像運行暢順、完整無缺，但任何製度不會憑空出現，正如白芝浩所言：“當我們麵對一項艱巨的任務時，就不應該認為麵對的是一項輕鬆的任務;或者說，當我們生活在一種人為狀態中的時候，就不應該認為處於一種自然狀態。”
中央銀行並非設計的結果，卻揭示了人類智慧的試錯以及改進。中央銀行的諸多行為原則以及最終目標，事實上也是一步步演化而來。從英格蘭銀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銀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設立，前身也往往是商業銀行;這對於習慣於一切國有化的國人難以理解，但卻隻是經濟常識而已。就像貨幣的國家化並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過漫長的私人貨幣演化而來，正如今天很多學人會對哈耶克提出貨幣的非國家化觀點瞠目結舌一樣——無他，多怪的原因往往隻是少見而已。
迴顧過去，任何曆史大事件背後都有隱性的金融之手。17世紀是人類工業化萌芽階段，更是現代金融的起源時期。工業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從金融而言，最大進展卻是三家機構的誕生，從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到1656年的瑞典銀行，再到1694的英格蘭銀行。英格蘭銀行在19世紀的諸多貢獻，對應著19世紀的諸多金融創新。英格蘭銀行一方麵挺過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機，另一方麵探索從一家私人機構到中央銀行之路。
貨幣戰爭鼓譟之中，中央銀行分外神秘。作為銀行中的銀行，中央銀行直到今天仍舊決定著金融世界的方方麵麵，很多我們習以為常之事，其實是曆史層層累積進化的結果。
[43] 更多可參見利雅卡特·艾哈邁德著《金融之王：毀了世界的銀行家》，2011。
大英帝國四角關係
金融創新與人類曆史有多大關係?金融真的可以顛覆曆史嗎?
按照曆史學者尼爾·弗格森的總結，人類在17世紀見證了三種類型的金融創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開創了支票帳戶係統和直接轉帳過戶，斯德哥爾摩的瑞典銀行引入部分準備金體係做法，而應戰爭融資之需而誕生的英格蘭銀行也貢獻了極大的價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貨幣壟斷權，採用本票沒有利息的形式促進付款。[44]
支票帳戶、存款準備金、本票付款，這些今天我們已司空見慣的尋常物件，在曆史上它們不經意間其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看似是銀行業的一小步，實則是促進商業社會進步的一大步，其背後邏輯何在?
之所以強調英格蘭銀行的重要意義，原因在於其發揮的效應不僅局限於商業領域，它事實上改寫了私權和公權之間的運作關係，其背後也隱含以金融對抗專製的邏輯，商業以自己的力量實現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訴求。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偏偏誕生在英國，並不純粹是運氣，而是與英國的製度傳統有關，據說即使在英國君權最為囂張的時代，國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收入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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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世紀，英格蘭銀行的穩健經營一方麵在國內繼續獲得特許權，另一方麵也在國外為其贏得不少追隨者。法國學者讓·裏瓦爾也不得不承認“就像合眾國和法國那樣，整個世界在19世紀期間，開始慢慢遵循英國製度”。如此趨勢之下，英格蘭銀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貝。正是在19世紀，世界迎來第一波中央銀行的熱潮，設立了大概20餘家央行，被視為幾乎是英格蘭銀行翻版的法蘭西銀行於1814年成立，荷蘭銀行、日本銀行、俄羅斯銀行等也相繼成立，其尾聲是美聯儲1913年的設立，世界也追隨英國的步伐開始擁抱金本位。
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方案，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成為全國唯一法定償還的貨幣;1844年，英國國會又通過《銀行特許條例》，這也就是所謂《皮爾條例》，事實上使得英格蘭銀行獲得貨幣壟斷發行地位。該條例規定英格蘭銀行為國家發行銀行券，同時其他銀行不得增發鈔票;同時又規定英格蘭銀行一分為二為發行部與銀行部，發行部限額為1 400萬英鎊，這部分信用無須黃金準備，超出的部分必須保持足額準備。
因此，曆史學家們認為英格蘭銀行事實上是壟斷了銀行券的發行，不過直到接近一百年後的1928年，英格蘭銀行才算完全壟斷銀行券發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蘭銀行才收歸國有。在19世紀的整整一百年間，英格蘭銀行對於自身作為中央銀行的定位以及認知，則是一場充滿試錯的探索。
迴歸曆史，英格蘭銀行地位不僅依賴黨派或政府，更依賴競爭的勝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倫敦私人銀行如果有意，仍可以發行票據，但是在一百年前，他們事實上已經被迫退出這個領域。也就是說，在相關法律的條款發布之前，英格蘭銀行事實上已經獲得公認的壟斷權。
至於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變化，其背後也有眾多原因。戰爭仍舊是一切的起因。19世紀英法仍舊在學習之中繼續敵對，拿破崙戰爭背後仍舊是金錢角力，英格蘭銀行負債劇增到8.5億英鎊，和成立之初的120萬英鎊有雲泥之別。隨著英國政府開始轉向資本市場籌資，英格蘭銀行的債務情況也開始穩定，而具體操作，就是我們稍後會介紹的英國特有的“四角關係”。
英格蘭銀行逐漸成為銀行中的翹楚，逐漸有了更多現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動之中逐步形成的。英格蘭銀行治理機構主要由理事會、行長及副行長組成，成員由政府推薦，英王任命，要求必須是英國國民，65歲以下，但下院議員、政府工作人員不得擔任。理事會輪流擔任，成員往往選自金融城的商業精英，最開始的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輕人，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曾經擔任過董事會成員，從董事會成員的行業背景也可一窺英國的工業變遷。
白芝浩考察過英格蘭銀行的治理機構，結論是這個委員會盡管表現“堪稱優秀”，但仍舊“權力不確定”，因此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會犯錯。
無論如何物換星移，中央銀行家仍舊是金融市場的唿風喚雨者，他們可以被簡單定義為利率的定價者，甚至進而也是決定在市場可以發多少鈔票的人。因為英格蘭銀行的榜樣力量，大部分時間內，中央銀行的私有角色與公共屬性並存，他們同時向股東和國家負責——直到20世紀初期仍舊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銀行最重要的目標仍舊被定義為“維護幣值的穩定”[43]。於是，這也註定了就業、增長、物價等不被視為首要因素，中央銀行的舉措也難免趨於保守，在對抗通脹方麵或許卓有成效，但在變動的時代難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銀行在大蕭條期間的表現令人不滿。
也正因此，中央銀行這套係統今天看起來好像運行暢順、完整無缺，但任何製度不會憑空出現，正如白芝浩所言：“當我們麵對一項艱巨的任務時，就不應該認為麵對的是一項輕鬆的任務;或者說，當我們生活在一種人為狀態中的時候，就不應該認為處於一種自然狀態。”
中央銀行並非設計的結果，卻揭示了人類智慧的試錯以及改進。中央銀行的諸多行為原則以及最終目標，事實上也是一步步演化而來。從英格蘭銀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銀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設立，前身也往往是商業銀行;這對於習慣於一切國有化的國人難以理解，但卻隻是經濟常識而已。就像貨幣的國家化並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過漫長的私人貨幣演化而來，正如今天很多學人會對哈耶克提出貨幣的非國家化觀點瞠目結舌一樣——無他，多怪的原因往往隻是少見而已。
迴顧過去，任何曆史大事件背後都有隱性的金融之手。17世紀是人類工業化萌芽階段，更是現代金融的起源時期。工業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從金融而言，最大進展卻是三家機構的誕生，從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到1656年的瑞典銀行，再到1694的英格蘭銀行。英格蘭銀行在19世紀的諸多貢獻，對應著19世紀的諸多金融創新。英格蘭銀行一方麵挺過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機，另一方麵探索從一家私人機構到中央銀行之路。
貨幣戰爭鼓譟之中，中央銀行分外神秘。作為銀行中的銀行，中央銀行直到今天仍舊決定著金融世界的方方麵麵，很多我們習以為常之事，其實是曆史層層累積進化的結果。
[43] 更多可參見利雅卡特·艾哈邁德著《金融之王：毀了世界的銀行家》，2011。
大英帝國四角關係
金融創新與人類曆史有多大關係?金融真的可以顛覆曆史嗎?
按照曆史學者尼爾·弗格森的總結，人類在17世紀見證了三種類型的金融創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爾銀行開創了支票帳戶係統和直接轉帳過戶，斯德哥爾摩的瑞典銀行引入部分準備金體係做法，而應戰爭融資之需而誕生的英格蘭銀行也貢獻了極大的價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貨幣壟斷權，採用本票沒有利息的形式促進付款。[44]
支票帳戶、存款準備金、本票付款，這些今天我們已司空見慣的尋常物件，在曆史上它們不經意間其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看似是銀行業的一小步，實則是促進商業社會進步的一大步，其背後邏輯何在?
之所以強調英格蘭銀行的重要意義，原因在於其發揮的效應不僅局限於商業領域，它事實上改寫了私權和公權之間的運作關係，其背後也隱含以金融對抗專製的邏輯，商業以自己的力量實現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訴求。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偏偏誕生在英國，並不純粹是運氣，而是與英國的製度傳統有關，據說即使在英國君權最為囂張的時代，國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收入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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