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流行的《美聯儲》一書中,一位終身反對美聯儲的眾議員曾經宣稱“美聯儲就是一個十足的怪胎”。書中接著援引供職美聯儲近30年、擔任達拉斯儲備銀行行長及美聯儲委員的菲利普·科德韋爾(philip e. coldwell)的話:“從某種程度上說,美聯儲會把自己看作是美國政府。但有些時候,避過某陣風頭之後,它又不把自己當作是政府。”


    所謂“怪胎”,就在於是其官方與非官方的模糊與曖昧。作為美聯儲模板之一的英格蘭銀行,在其曆史上也一直麵臨類似糾結。從誕生之初種下的“特別”,也為日後英格蘭銀行的命運打上了烙印,中間的曖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連串的故事:多數情況下這樣的“特別”可以帶來好處,但有時候也意味著責任。


    也正因此,19世紀偉大的金融總編白芝浩就在其巨著《倫巴第街》中指出,“英格蘭銀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還是一家由輝格黨創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時也承認,英格蘭銀行在他的時代可謂世界上離黨派政治最遠的機構。正是這樣一家機構,開創了現代紙幣大規模應用流通的先河。


    [27] 約翰·h·伍德著,《英美中央銀行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


    1720年:南海泡沫與約翰·勞


    終於/腐敗像洶湧的洪水/淹沒一切/貪婪徐徐捲來/像陰霾的霧靄瀰漫/遮蔽日光/政客和民族鬥士紛紛沉溺於股市/貴族夫人和僕役領班一樣分得紅利/法官當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君主為了幾個便士玩弄手中的紙牌/不列顛帝國陷入錢幣的汙穢之中


    ——亞曆山大·蒲柏


    18世紀的曆史仍舊波瀾不斷,無論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還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孫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崙戰爭,倫敦都是風波中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金融危機。


    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內外戰爭都開始升級,中南美洲等海外殖民地的爭奪與歐洲大陸西班牙繼承權等糾紛糾纏在一起,使得18世紀戰爭不斷,而英國可謂當時反法聯盟的主力。18世紀的戰爭需要融資,任何有政治抱負的政治經濟人物都致力於“宮廷理財術”。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來自蘇格蘭的逃犯約翰·勞(johnw)獲得機會,他在法國的紙幣實驗如火如荼,金幣甚至有時不如紙幣槍手,法國的龐大債務神奇消失了,經濟出現繁榮景象。這也深深刺激了英國,導致了英國追隨其後,拓展了新的融資渠道,南海公司就是其中一個嚐試。18世紀的南海泡沫值得一提,這場空前的危機與17世紀的荷蘭鬱金香泡沫及1929年美國股票危機,被後世稱為“三大著名投機風潮”。


    一切經濟紛爭的背後都離不開黨派政治。眾所周知,英格蘭銀行是一群輝格黨人[28]創立的,其黨派特色在早年一直揮之不去,而南海公司(south seapany)則得到托利黨[29]支持,在18世紀初期托利黨上台期間,麵對上千萬英鎊的政府債務,南海公司作為政府融資工具應運而生。南海公司備受重視,記者丹尼爾·笛福等名人也為其搖旗吶喊,不僅在於它被視為對抗英格蘭銀行壟斷政府融資的手段之一,也被視為打擊輝格黨的重要手段。當時英國國王是喬治一世,他是來自漢諾瓦王朝的第一位國王,其父母分別是漢諾瓦選帝侯奧古斯都和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孫女索菲亞。因為威廉三世與安妮女王無子,索菲亞又早逝,根據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喬治陰差陽錯繼承英國王位。可以說他的繼承頗為意外,他本人母語是德語,一直以來對輝格黨人並無好感,這對於托利黨人頗為有利。


    所謂南海,就是指南美洲,南海公司獲得英國與南美洲等地貿易特權。隨著與法國停戰達成,南海貿易障礙掃清,南海公司承諾以南海公司股票接收全部國債,這本來是英格蘭銀行的領域,英格蘭銀行此前本來也有對應方案競爭。但是在兩家博弈之中,南海公司通過輿論造勢、賄賂議員、優惠利率等方式勝出。當時諸多資金本來就苦於沒處投資,而政治上也有托利黨為之唿喊,導致南海公司主導了走勢,英格蘭銀行退出競爭。


    當時英國上下陷入南美洲貿易狂熱,似乎覺得對岸遍地是黃金與機會,因此,南海公司股票價格持續上漲,而股票價格的上漲又鼓勵了民眾官員繼續投資南海公司。投機狂潮之下,南海公司股票氣勢如虹,在半年間從每股128英鎊漲到1000英鎊,從國王到議員都參與其中,上漲勢頭銳不可當,“政治家們忘記了政見,律師們忘記了本行,批發商們忘記了生意,醫生忘記了病人,店主忘記了自己的商店,一貫講信用的債務人忘記了債權人,牧師忘記了布道,甚至女人們也忘記了自尊和虛榮!”[30]


    牛市豬會飛,南海公司作為風口的豬刺激了不少同輩,不少公司也尾隨其後,泡沫滋生,這導致1720年6月英國國會通過了《泡沫法案》。這一法案成為南海泡沫的轉折點,南海公司的業績開始受到懷疑,國外投資者開始拋售,從此股價走低,打迴原形,最終於1720年底進行清理資產,其實際資本所剩無幾。


    和所有泡沫一樣,南海泡沫最終也不得不麵臨破滅的一天,建立在幻想之上的業績難以維持。南海泡沫洗劫了英國不同階層,即使偉大的物理學家與皇家鑄幣廠長牛頓,也在南海泡沫投資頗多,他小賺一筆之後虧損頗多,不得不感嘆,“我能算準天體的運行,卻無法預測人類的瘋狂”。


    幾乎同時,約翰·勞在法國主導的密西西比泡沫也走向了破滅。約翰·勞從荷蘭的經驗看到貨幣的魔力,卻將紙幣的魔力發揮到極致,在沒有足額準備金的情況下濫發紙幣,開始階段紙幣增加,股票上漲,但是到1720年1月,通貨膨脹從1719年的4%上升到23%。人們發現紙幣的麵值已經超過了全國金屬硬幣總和,股票開始暴跌,約翰·勞再次出逃,不到10年就潦倒死於威尼斯貧民窟。


    18世紀上半葉的兩次金融創新,分別在英法以失敗告終,這不僅掀開近代金融危機的係列開端,更留下各種後遺症。馬克思評價約翰·勞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約翰·勞導致了法國之後一兩百年都很避諱銀行這個詞,甚至法國財政也從此一蹶不振。路易十六在1780年進行稅製改革也是因為國王瀕臨破產,誰知道其結果竟然導致以平等自由開始、以革命獨裁結束的法國大革命。曆史就是一個有著隱微聯繫的萬花筒。


    至於英國,其股票市場也被認為花了一個世紀才走出南海泡沫陰影。關於南海泡沫得失的討論已經太多,究其根本,還是人性的貪婪與健忘一次又一次地主導泡沫的誕生與發酵。正如金德爾伯格所言,欺詐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從精神病學角度是捆綁的共生關係,“又愛又恨、互相滿足並相互依賴的關係”。


    更進一步,南海泡沫被認為充分暴露了18世紀的時代通病,“貪婪、欺詐與歇斯底裏”[31],但它不是結束,而是新時代的開始,這是通向一個躁動不安的更廣闊的18世紀中葉的開始。但這場泡沫並非沒有贏家,英格蘭銀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輝格黨人也利用對手的失敗賺到政治資本。當南海公司銳不可當之際,英格蘭銀行甚至輝格黨都處於下風,南海泡沫之中,英格蘭銀行也麵臨銀行最大風險之一——擠兌,據說當時英格蘭銀行用數零錢等拖延戰術化解了擠兌。南海公司最終的沉底失敗,給予英格蘭銀行不少機會,這些變動不僅考驗了英格蘭銀行,而且使得日後麵臨危機之時,英國各地開始接受英格蘭銀行的銀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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