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競爭中，製度為什麽如此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指出英國直到16世紀還沒有什麽成功“跡象”，他如此評價17世紀英國的窘迫境地：“法國的規模和西班牙的財政資源使這兩個國家都成了歐洲的強國。尼德蘭的效率達到了同樣的目標。這三個國家都向英國提出了不斷的挑戰……英國必須尋找一個中間領域。”[18]
所謂“中間領域”，對於英國而言就是開拓新市場，建設新製度，使得原本在16世紀完全看不出冠軍樣的英國在18世紀領跑，成為一個“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事實上，曆史上歐洲的地理分割縱然使得各類衝突綿延不斷，但也造就了不同的製度競爭以及國家演化，誰占優，就引來效仿;誰落後，就難免被淘汰。
依賴商業和貿易，英國麵貌開始變化。按照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數據，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末，英國人口增長大概4倍，同期法國人口隻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國人均壽命以及城市化也高於法國，倫敦人口增加了13倍，倫敦已經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業影響滲透入政治，反過來說，金融業的發軔更離不開政治製度的變革。比起歐洲同儕，英國銀行業起初委實不起眼。義大利人13世紀已經發行城邦債券，其北部城市熱那亞的作用一度被曆史學家認為堪比今日的國際結算銀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紀已經孕育了現代期貨期權交易，相形之下，17世紀末的英國金融業遠遠談不上繁榮。倫敦城的金匠們剛剛開始學習利用個人信用經營銀行業務，比如保留一部分儲戶的現金，同時將剩餘部分借貸出去，金匠的收據也開始作為銀行本票的雛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紀債券市場的先驅曾經如此吐槽當時的倫敦，“沒有貨幣市場，沒有實質性的銀行，沒有組織有序的國家債務”[19]，其運作模式被視為難以脫離中世紀君主貸款窠臼。
不僅因此，國王之手始終不時染指金融。1640年，國王查理一世曾經因為財政枯竭而通知鑄幣廠不得對外支付，這使得商人們已經放入鑄幣廠的金銀強行被國王“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三十年間可謂英國曆史動蕩最為激烈的時刻之一，國內以英國國教為主的新教徒和傳統天主教勢力鬥爭不休，國外則是席捲全歐洲的三十年戰爭。
三十年戰爭是霸權崛起與信仰分歧的產物。[20]三十年戰爭中，英國站在新教一邊，而查理一世本人則偏向天主教，又與羅馬教廷交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蘇格蘭強行推進宗教改革。加上其與議會的多次失和，最終導致了個人的覆滅，成為唯一一位在王位上被處死的國王。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經讓財政部匯票贖迴暫停，此舉令不少頗具聲望的金匠破產，對公眾打擊不小——須知，早期的銀行業與金匠淵源甚深，不少人認為銀行家主要來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學家認為銀行起源不僅來自金匠，還有商人、公證人、實業家、包稅商。實際上，從1666年起，英國就規定了鑄幣自由，意味著隻要付出一定熔鑄費用，人人都可將金銀送去鑄幣廠換來足額貨幣。
也正因為如此，鑄幣廠的地位之高比起今天的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當年艾薩克·牛頓晚年就一直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並且因為督辦得力被封為爵士。如此金鋪，理所應當被視為安全的託管所在，但類似上文之事卻發生過不止一次。
類似事件使得英國民眾充滿了不安全感，一方麵促使他們把現金存入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手中(如前所說，他們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麵，日漸充盈的社會資本此刻迫切需要可靠的儲蓄之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銀行——英格蘭銀行即將登上曆史舞台。
[18] 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2009。諾斯1920年出生於美國，被認為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拓者和抗議者，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強調產權理論、國家理論等。
[19] 雪梨·霍默，《利率史》。他被認為是債券市場分析的先驅，利率研究領域權威，曾經擔任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一名有限合夥人，負責該公司債券市場研究部門。
[20] 英國本來是天主教國家，但是亨利八世為了個人離婚的意願，推出了英國自有宗教品牌“英國國教”，英國從而脫離羅馬教廷，這為後來英國的宗教爭端埋下隱患。可參見歐洲曆史遺蹟基督教曆史介紹，如果最簡單的話，推薦約翰·赫斯特(john hirst)所著《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
國王的最後一根稻草
英國國王的信用原本在歐洲不差，尤其對比經過約翰·勞事件折騰的法國[21]，但前文所述一連串鑄幣廠和財政部“停擺”、“出借”事件讓商人們人人自危，使得繼任的英國國王信用降到穀底，陷入借錢困難的窘迫境地，這也為民間商業力量獲得更有利的談判條件埋下伏筆。
國王永遠缺錢，中世紀的銀行很大一群主顧就是各國君主，主權信用不高在17世紀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錯的英國國王信用的暫時低落大賺利息，對於投資人是個可以善加利用的“優勢”，但也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換言之，投資人必須免於被政府隨意掠奪的恐懼，避免1640年與1672年那樣的狀況重演，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對君權甚至公權的有力約束，這一前提條件隨著光榮革命而成為現實。
光榮革命於1688年爆發，最終結果是來自荷蘭的威廉三世成為英國國王——無論如何評價光榮革命及其《權利法案》，在一個專製時代，英國國王的世襲權力其實已經被議會決定，從威廉再到後麵的安妮再到喬治三世都如此，英國有產階級的意誌決定了他們的繼位[22]。威廉三世從小體弱多病，但對世界曆史影響重大。他的父母分別是荷蘭執政威廉二世與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之女瑪麗公主，因此，他算是查理一世的外孫。
威廉三世雖然是荷蘭人，也曾引領荷蘭走出英國與法國夾攻，但他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卻是他在英國的一係列作為。他不僅有新教背景，而且對宗教持寬鬆態度，在任期間基本結束了英國百年的宗教紛爭，而且他接受了《權利法案》，成為第一位立憲意義上的英國國王，這對英國乃至世界影響深遠。通過君主立憲製，國王的權力進一步被“關進籠子”，財產的勝利則逐步使政府的定位由壓迫者變為保護者;與此同時，從阿姆斯特丹湧入的創新金融風潮也迅速被倫敦同行們學習和領會。
對英國而言，威廉三世的到來也意味著一次金融大洗禮。荷蘭人精通商業，金融業一直獨具特點，隨威廉三世而來的也有荷蘭商人的財富以及金融理念，“荷蘭是17世紀最令人憎恨，又是最令人羨慕和嫉妒的商業國家”[23]。從經濟學家麥迪森[24]的數據可知，17世紀隻有一個國家的收入增長超過英國並且達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蘭;而伴隨著威廉三世登基英國，英國經濟製度以及金融創新都追隨了荷蘭的腳步，就像後來其他國家追趕學習英國那樣亦步亦趨。當時英國媒體曾經如是抱怨荷蘭對英國的入侵：“我國的所有商人都正在變成荷蘭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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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間領域”，對於英國而言就是開拓新市場，建設新製度，使得原本在16世紀完全看不出冠軍樣的英國在18世紀領跑，成為一個“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事實上，曆史上歐洲的地理分割縱然使得各類衝突綿延不斷，但也造就了不同的製度競爭以及國家演化，誰占優，就引來效仿;誰落後，就難免被淘汰。
依賴商業和貿易，英國麵貌開始變化。按照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數據，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末，英國人口增長大概4倍，同期法國人口隻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國人均壽命以及城市化也高於法國，倫敦人口增加了13倍，倫敦已經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業影響滲透入政治，反過來說，金融業的發軔更離不開政治製度的變革。比起歐洲同儕，英國銀行業起初委實不起眼。義大利人13世紀已經發行城邦債券，其北部城市熱那亞的作用一度被曆史學家認為堪比今日的國際結算銀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紀已經孕育了現代期貨期權交易，相形之下，17世紀末的英國金融業遠遠談不上繁榮。倫敦城的金匠們剛剛開始學習利用個人信用經營銀行業務，比如保留一部分儲戶的現金，同時將剩餘部分借貸出去，金匠的收據也開始作為銀行本票的雛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紀債券市場的先驅曾經如此吐槽當時的倫敦，“沒有貨幣市場，沒有實質性的銀行，沒有組織有序的國家債務”[19]，其運作模式被視為難以脫離中世紀君主貸款窠臼。
不僅因此，國王之手始終不時染指金融。1640年，國王查理一世曾經因為財政枯竭而通知鑄幣廠不得對外支付，這使得商人們已經放入鑄幣廠的金銀強行被國王“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三十年間可謂英國曆史動蕩最為激烈的時刻之一，國內以英國國教為主的新教徒和傳統天主教勢力鬥爭不休，國外則是席捲全歐洲的三十年戰爭。
三十年戰爭是霸權崛起與信仰分歧的產物。[20]三十年戰爭中，英國站在新教一邊，而查理一世本人則偏向天主教，又與羅馬教廷交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蘇格蘭強行推進宗教改革。加上其與議會的多次失和，最終導致了個人的覆滅，成為唯一一位在王位上被處死的國王。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經讓財政部匯票贖迴暫停，此舉令不少頗具聲望的金匠破產，對公眾打擊不小——須知，早期的銀行業與金匠淵源甚深，不少人認為銀行家主要來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學家認為銀行起源不僅來自金匠，還有商人、公證人、實業家、包稅商。實際上，從1666年起，英國就規定了鑄幣自由，意味著隻要付出一定熔鑄費用，人人都可將金銀送去鑄幣廠換來足額貨幣。
也正因為如此，鑄幣廠的地位之高比起今天的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當年艾薩克·牛頓晚年就一直擔任皇家鑄幣廠廠長，並且因為督辦得力被封為爵士。如此金鋪，理所應當被視為安全的託管所在，但類似上文之事卻發生過不止一次。
類似事件使得英國民眾充滿了不安全感，一方麵促使他們把現金存入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手中(如前所說，他們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麵，日漸充盈的社會資本此刻迫切需要可靠的儲蓄之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銀行——英格蘭銀行即將登上曆史舞台。
[18] 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2009。諾斯1920年出生於美國，被認為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拓者和抗議者，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強調產權理論、國家理論等。
[19] 雪梨·霍默，《利率史》。他被認為是債券市場分析的先驅，利率研究領域權威，曾經擔任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一名有限合夥人，負責該公司債券市場研究部門。
[20] 英國本來是天主教國家，但是亨利八世為了個人離婚的意願，推出了英國自有宗教品牌“英國國教”，英國從而脫離羅馬教廷，這為後來英國的宗教爭端埋下隱患。可參見歐洲曆史遺蹟基督教曆史介紹，如果最簡單的話，推薦約翰·赫斯特(john hirst)所著《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
國王的最後一根稻草
英國國王的信用原本在歐洲不差，尤其對比經過約翰·勞事件折騰的法國[21]，但前文所述一連串鑄幣廠和財政部“停擺”、“出借”事件讓商人們人人自危，使得繼任的英國國王信用降到穀底，陷入借錢困難的窘迫境地，這也為民間商業力量獲得更有利的談判條件埋下伏筆。
國王永遠缺錢，中世紀的銀行很大一群主顧就是各國君主，主權信用不高在17世紀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錯的英國國王信用的暫時低落大賺利息，對於投資人是個可以善加利用的“優勢”，但也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換言之，投資人必須免於被政府隨意掠奪的恐懼，避免1640年與1672年那樣的狀況重演，這意味著必須建立對君權甚至公權的有力約束，這一前提條件隨著光榮革命而成為現實。
光榮革命於1688年爆發，最終結果是來自荷蘭的威廉三世成為英國國王——無論如何評價光榮革命及其《權利法案》，在一個專製時代，英國國王的世襲權力其實已經被議會決定，從威廉再到後麵的安妮再到喬治三世都如此，英國有產階級的意誌決定了他們的繼位[22]。威廉三世從小體弱多病，但對世界曆史影響重大。他的父母分別是荷蘭執政威廉二世與英國國王查理一世之女瑪麗公主，因此，他算是查理一世的外孫。
威廉三世雖然是荷蘭人，也曾引領荷蘭走出英國與法國夾攻，但他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卻是他在英國的一係列作為。他不僅有新教背景，而且對宗教持寬鬆態度，在任期間基本結束了英國百年的宗教紛爭，而且他接受了《權利法案》，成為第一位立憲意義上的英國國王，這對英國乃至世界影響深遠。通過君主立憲製，國王的權力進一步被“關進籠子”，財產的勝利則逐步使政府的定位由壓迫者變為保護者;與此同時，從阿姆斯特丹湧入的創新金融風潮也迅速被倫敦同行們學習和領會。
對英國而言，威廉三世的到來也意味著一次金融大洗禮。荷蘭人精通商業，金融業一直獨具特點，隨威廉三世而來的也有荷蘭商人的財富以及金融理念，“荷蘭是17世紀最令人憎恨，又是最令人羨慕和嫉妒的商業國家”[23]。從經濟學家麥迪森[24]的數據可知，17世紀隻有一個國家的收入增長超過英國並且達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蘭;而伴隨著威廉三世登基英國，英國經濟製度以及金融創新都追隨了荷蘭的腳步，就像後來其他國家追趕學習英國那樣亦步亦趨。當時英國媒體曾經如是抱怨荷蘭對英國的入侵：“我國的所有商人都正在變成荷蘭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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