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嚴肅地告誡說，既要充分認識“唿喊派”問題的嚴重性，絕不可掉以輕心;又要看到它的虛弱性，因為它在政治上是極其反動的，從而也是極端脫離群眾的(包括一切愛國的、真正的信教群眾)，我們絕不可在它的猖狂活動麵前軟弱無力，束手無策，我們要教育、爭取受“唿喊派”矇騙的信教群眾，讓他們迴到“三自”愛國教會組織裏來。這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鬥爭，要做大量的艱苦工作。我們完全有力量、辦法、有信心解決“唿喊派”問題，取得鬥爭的勝利。
習仲勛指出，要解決“唿喊派”問題，光靠宗教部門公安部門不行，必須進行綜合治理。他把綜合治理的措施。總為五句話：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堅決打擊首惡分子，認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眾工作，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並逐句了解釋。他強調：在調查研究、做好準備的基礎上，要集中段時間，組織強大力量，穩準狠地打擊首惡分子，堅決瓦霹取締“唿喊派”的組織和活動。各地應該依照憲法研究采切實有效的辦法，把我們的方針政策告訴群眾。否則，群眾我們的態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來同他們鬥爭。反來，隻要廣大群眾真正了解、掌握了黨的方針政策，就會形巨大的威力。
這次會議對打擊“唿喊派”做了具體的安排部署，明確了解決“唿喊派”的政策界限和鬥爭策略。之後，各有關省區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習仲勛的指示，統一思想，集中力量，統一行動，迅速地開展了打擊“唿喊派”的鬥爭，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徹底勝利，瓦解、取締了“唿喊派”反動組織，揭露和打擊了極少數反動骨幹分子，進一步落實了宗教政策，爭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眾，促進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眾來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場所既是國家文物，又是旅遊景點，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職責劃分不明的問題。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辦公廳組織力量對此進行了調查，並提出解決意見，建議進一步貫徹中發[1982]19號文件和國發『1983]60號文件，落實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辦公廳以《調查簡報》的形式將調查情況報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請習仲勛牽頭處理好這件事情。
習仲勛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係列的工作，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和宗教政策的落實。
三月三十日，習仲勛約請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一起研究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和開放宗教活動場所的問題，決定趁正在召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之機，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同誌開會，向大家介紹情況，督促落實政策，解決問題。習仲勛出席了這個會議，強調要落實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與會同誌介紹了胡耀邦在昆明華亭寺實地調查的情況，說明落實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視察華亭寺的。他聽到僧人反映寺廟還沒有交由他們管理時，即對僧人說，寺廟的政策要落實，該交你們管的要交你們管。他對隨行的園林部門的同誌說，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國人，你們要主動和他們搞好關係，搞好團結。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黨的宗教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問題，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負責人要認真切實地落實好黨的宗教政策，把出現的問題解決好。習仲勛對與會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介紹胡耀邦視察華亭寺的情況，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實宗教政策。他強調說：耀邦同誌這次談話，對如何解決寺廟的管理問題，如何正確對待僧道人員，講得很清楚，很明確，對各地都有指導意義。特別是耀邦同誌深入實地，察看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更值得我們學習，要以實際行動貫徹到自己的工作中去。這次會議後，各地及時糾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快了黨的宗教政策的落實，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響。
習仲勛關注著宗教政策落實的進展情況。當他得知落實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國務院六十號文件確定開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點寺院和道觀中，由文物、園林等部門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應移交給佛教道教組織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沒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遺留問題。於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統戰部召開的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上再次強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所以能夠很快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勢，這個局勢之所以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同我們對民族、宗教問題解決得比較好是分不開的。2他提醒，在落實宗教政策問題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違反政策規定的現象，有的還相當嚴重。他說，中央發出十九號文件已經三年，國務院發出六十號文件也已兩年，為什麽不能完全貫徹落實，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縛著我們不少同誌的頭腦，二是不少同誌在執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觀點和政策觀點，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隻從本部門、利害得失考慮和處理問題，而不是首先把黨的政策、放在第一位。習仲勛的這次講話對大家震動很大，會議之後，各地很快落實了有關政策。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發展?習仲勛經過調查研究，認為在幹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同誌中，要樹立正確的民族宗教觀，要培養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幹部。同時，要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齊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習仲勛在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說，民族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在全國人民中加強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講話中又說：“要在各民族幹部和群眾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他還說：“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像烏蘭夫同誌這樣的少數民族馬克思主義者很少，烏蘭夫是我們的榜樣，各級都要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幹部。”
習仲勛十分重視總結民族政策和民族觀教育的經驗，提倡大力表彰為民族團結進步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傳播他們的先進事跡和經驗。在他的倡導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活動蓬勃開展，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結合，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知識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級黨校、大專院校、中小學校普遍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課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廣泛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月”活動，表彰民族團結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到一九八九年，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召開了民族團結表彰大會，數以萬計的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受到表彰和獎勵。
習仲勛十分重視對青年學生進行馬列主義宗教觀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他從有關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師範學院對學生進行正確宗教觀教育的經驗後，十分高興。新疆伊犁師範學院有五百多名學生，百分之六十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由於家庭成員信仰宗教，他們閱讀宗教書籍，迴家參加宗教活動。對此，學院採取多種形式，循循善誘，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宗教。經過細緻的思想教育，許多學生對宗教有了正確的認識，對黨和國家產生了由衷的熱愛之情。許多學生參加了共青團，不少學生還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習仲勛讚揚這個“學院黨委工作有成績，路子走得對，湧現了一個集體的李燕傑式的樣板”，並指示國家民委加注按語轉發各省、市、自治區。中央統戰部按照習仲勛的批示，將這個學院的經驗在全國推廣，收到了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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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指出，要解決“唿喊派”問題，光靠宗教部門公安部門不行，必須進行綜合治理。他把綜合治理的措施。總為五句話：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堅決打擊首惡分子，認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眾工作，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並逐句了解釋。他強調：在調查研究、做好準備的基礎上，要集中段時間，組織強大力量，穩準狠地打擊首惡分子，堅決瓦霹取締“唿喊派”的組織和活動。各地應該依照憲法研究采切實有效的辦法，把我們的方針政策告訴群眾。否則，群眾我們的態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來同他們鬥爭。反來，隻要廣大群眾真正了解、掌握了黨的方針政策，就會形巨大的威力。
這次會議對打擊“唿喊派”做了具體的安排部署，明確了解決“唿喊派”的政策界限和鬥爭策略。之後，各有關省區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和習仲勛的指示，統一思想，集中力量，統一行動，迅速地開展了打擊“唿喊派”的鬥爭，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徹底勝利，瓦解、取締了“唿喊派”反動組織，揭露和打擊了極少數反動骨幹分子，進一步落實了宗教政策，爭取團結了廣大信教群眾，促進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眾來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場所既是國家文物，又是旅遊景點，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職責劃分不明的問題。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辦公廳組織力量對此進行了調查，並提出解決意見，建議進一步貫徹中發[1982]19號文件和國發『1983]60號文件，落實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辦公廳以《調查簡報》的形式將調查情況報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請習仲勛牽頭處理好這件事情。
習仲勛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係列的工作，推動了問題的解決和宗教政策的落實。
三月三十日，習仲勛約請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一起研究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和開放宗教活動場所的問題，決定趁正在召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之機，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同誌開會，向大家介紹情況，督促落實政策，解決問題。習仲勛出席了這個會議，強調要落實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與會同誌介紹了胡耀邦在昆明華亭寺實地調查的情況，說明落實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視察華亭寺的。他聽到僧人反映寺廟還沒有交由他們管理時，即對僧人說，寺廟的政策要落實，該交你們管的要交你們管。他對隨行的園林部門的同誌說，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國人，你們要主動和他們搞好關係，搞好團結。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黨的宗教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問題，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負責人要認真切實地落實好黨的宗教政策，把出現的問題解決好。習仲勛對與會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介紹胡耀邦視察華亭寺的情況，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實宗教政策。他強調說：耀邦同誌這次談話，對如何解決寺廟的管理問題，如何正確對待僧道人員，講得很清楚，很明確，對各地都有指導意義。特別是耀邦同誌深入實地，察看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更值得我們學習，要以實際行動貫徹到自己的工作中去。這次會議後，各地及時糾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快了黨的宗教政策的落實，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響。
習仲勛關注著宗教政策落實的進展情況。當他得知落實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國務院六十號文件確定開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點寺院和道觀中，由文物、園林等部門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應移交給佛教道教組織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沒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遺留問題。於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統戰部召開的落實宗教政策座談會上再次強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所以能夠很快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勢，這個局勢之所以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同我們對民族、宗教問題解決得比較好是分不開的。2他提醒，在落實宗教政策問題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違反政策規定的現象，有的還相當嚴重。他說，中央發出十九號文件已經三年，國務院發出六十號文件也已兩年，為什麽不能完全貫徹落實，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縛著我們不少同誌的頭腦，二是不少同誌在執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觀點和政策觀點，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隻從本部門、利害得失考慮和處理問題，而不是首先把黨的政策、放在第一位。習仲勛的這次講話對大家震動很大，會議之後，各地很快落實了有關政策。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發展?習仲勛經過調查研究，認為在幹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同誌中，要樹立正確的民族宗教觀，要培養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幹部。同時，要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齊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習仲勛在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說，民族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在全國人民中加強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講話中又說：“要在各民族幹部和群眾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他還說：“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像烏蘭夫同誌這樣的少數民族馬克思主義者很少，烏蘭夫是我們的榜樣，各級都要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幹部。”
習仲勛十分重視總結民族政策和民族觀教育的經驗，提倡大力表彰為民族團結進步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傳播他們的先進事跡和經驗。在他的倡導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活動蓬勃開展，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結合，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知識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級黨校、大專院校、中小學校普遍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課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廣泛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月”活動，表彰民族團結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到一九八九年，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召開了民族團結表彰大會，數以萬計的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受到表彰和獎勵。
習仲勛十分重視對青年學生進行馬列主義宗教觀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他從有關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師範學院對學生進行正確宗教觀教育的經驗後，十分高興。新疆伊犁師範學院有五百多名學生，百分之六十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由於家庭成員信仰宗教，他們閱讀宗教書籍，迴家參加宗教活動。對此，學院採取多種形式，循循善誘，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教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宗教。經過細緻的思想教育，許多學生對宗教有了正確的認識，對黨和國家產生了由衷的熱愛之情。許多學生參加了共青團，不少學生還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習仲勛讚揚這個“學院黨委工作有成績，路子走得對，湧現了一個集體的李燕傑式的樣板”，並指示國家民委加注按語轉發各省、市、自治區。中央統戰部按照習仲勛的批示，將這個學院的經驗在全國推廣，收到了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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