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舊。長期以來，在理論研究方麵，“左”的思想影響很深，一些過時的舊觀念、舊框框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再加上一些違反學術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論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氣氛。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我們的思想、觀念必須順乎時代的潮流而不斷更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怎樣搞好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確立了一係列正確的新的思想和觀念。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具體條件下的新發展。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轉變，具有深遠的國際影響和曆史意義。應當看到，三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來，我們各個領域裏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縛著而不自由。另外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的觀念和習慣也還在我們的頭腦裏發生作用。因此，現在很有必要迴顧一下統戰工作，通過實踐的檢驗，樹立合乎時代要求的新觀念，破除已經過時的舊觀念。
三、要團結黨內外的理論工作者和統戰工作者， 形成一支廣泛的統戰理論研究隊伍。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推進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研究，也要發動黨內外的同誌共同參加，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希望同誌們邁開自己的雙腳，深入到實際中去，深入到群眾中去，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使自己不斷地增長見識，永遠保持對新事物的敏感性，為發展統一戰線、促進四化建設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次會議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和各界非黨人士一道參加，共同研究和討論問題，這個做法很好，應當貫徹到今後的統戰理論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強領導和協作。近幾年來，統戰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的開展，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各級黨委的重視和加強領導;再一條是黨委統戰部門出麵抓好組織落實工作;第三條是加強各有關部門的協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會把統戰理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習仲勛為開創新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麵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論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創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實踐和理論，為這一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實現新的轉變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習仲勛始終關注民族宗教問題。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談到統戰工作時，專門講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說：
“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左’的影響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傾向。這個問題，中央書記處準備討論一次。民族問題，方針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結合各地的實際貫徹執行的問題。宗教問題，一個是不敢管，一個是不放手，兩種情況都有。其實民族和宗教是分不開的。有的民族，沒有宗教也就不成為一個民族了。我們現在說的宗教狂熱，要加以分析。為什麽狂?這些問題都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準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們注意。”
習仲勛對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問題之所以看得這麽準，得益於他過去長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區的工作經曆。因此，在處理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時，就顯得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一九八二年，在習仲勛的正確指導下，有關方麵妥善地解決發生在中國大地的“唿喊派”反動組織問題，就是一個例證。
“唿喊派”創立於美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傳人中國，以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邪說，煽動群眾在聚會時盡力“唿喊”，遂被外國勢力利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人民政府，圖謀“改朝換代”。八十年代初，“唿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發展，隨之蔓延波及全國十九個省市。
習仲勛是從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唿喊派”問題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當即批示：“國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國的開放政策，千方百計向我國內滲透，並煽動反動教徒骨幹分子企圖組織一股反革命勢力，糾集信教群眾公開反對黨和人民政府，搶占教堂和聚會點，圍攻公警人員，哄鬧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氣焰十分囂張，欺我軟弱，如不給予嚴厲打擊，則將會蔓延擴展，為壞人效尤，‘四人幫’的殘渣餘孽也會參加進去，興風作浪，乘機鬧事。這是一個極不安定團結的潛在威脅。”他提出要“及早研究製定綜合治理辦法”。
按照習仲勛的批示，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國務院宗教局當即組成調查組到有關省區調查，並向中央寫出調查報告。報告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個組織是極為反動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提出：必須看清所謂“唿喊派”特別是其骨幹分子的反動本質及其極大的破壞性和危害性，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習仲勛仔細閱讀了調查報告，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各地出現的‘唿喊派’問題，確實嚴重，不容忽視，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並提議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對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開了有關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習仲勛作了重要講話。他在深刻分析這一組織出現的社會背景時說：
去年，我們勝利地召開了黨的十二大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奮、滿懷信心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正是在這期間，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內外反動的教會勢力及其他敵對分子相互勾結，利用我們對外實行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機會，利用我們繼續清理“左”的錯誤思想、抓緊落實各項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機會，打著“宗教”的旗號向我們進行滲透和進攻，妄圖破壞我們的大好形勢，阻撓我們前進的步伐。“唿喊派”瘋狂進行活動發展蔓延到十九個省市區，人數達到二十多萬(恐怕這個數還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現。這一情況告訴我們，在大好形勢下也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這方麵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唿喊派”問題，開始我們有點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鰍，還能翻什麽大浪!?”他們正是利用了這個機會，利用了我們的麻痹大意，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鬧。這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現象。這是它的嚴重性的一個方麵。
他接著分析了“唿喊派”的反動本質和社會危害性，一是受國外情報機關和國外反動宗教勢力的支配和資助。二是明日張膽地反對黨，反對人民政府，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溫州，一年打下浙江，兩年打下全中國”的反動口號。三是反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反對自傳、自治、自養的“三自”愛國教會組織。“唿喊派”的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危害廣大人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嚴重危害四化建設。
</br>
三、要團結黨內外的理論工作者和統戰工作者， 形成一支廣泛的統戰理論研究隊伍。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推進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研究，也要發動黨內外的同誌共同參加，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希望同誌們邁開自己的雙腳，深入到實際中去，深入到群眾中去，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使自己不斷地增長見識，永遠保持對新事物的敏感性，為發展統一戰線、促進四化建設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次會議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和各界非黨人士一道參加，共同研究和討論問題，這個做法很好，應當貫徹到今後的統戰理論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強領導和協作。近幾年來，統戰理論研究和宣傳教育的開展，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各級黨委的重視和加強領導;再一條是黨委統戰部門出麵抓好組織落實工作;第三條是加強各有關部門的協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會把統戰理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習仲勛為開創新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麵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論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創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實踐和理論，為這一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實現新的轉變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習仲勛始終關注民族宗教問題。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談到統戰工作時，專門講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說：
“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左’的影響還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傾向。這個問題，中央書記處準備討論一次。民族問題，方針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結合各地的實際貫徹執行的問題。宗教問題，一個是不敢管，一個是不放手，兩種情況都有。其實民族和宗教是分不開的。有的民族，沒有宗教也就不成為一個民族了。我們現在說的宗教狂熱，要加以分析。為什麽狂?這些問題都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準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們注意。”
習仲勛對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問題之所以看得這麽準，得益於他過去長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區的工作經曆。因此，在處理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時，就顯得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一九八二年，在習仲勛的正確指導下，有關方麵妥善地解決發生在中國大地的“唿喊派”反動組織問題，就是一個例證。
“唿喊派”創立於美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傳人中國，以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邪說，煽動群眾在聚會時盡力“唿喊”，遂被外國勢力利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人民政府，圖謀“改朝換代”。八十年代初，“唿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發展，隨之蔓延波及全國十九個省市。
習仲勛是從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唿喊派”問題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當即批示：“國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國的開放政策，千方百計向我國內滲透，並煽動反動教徒骨幹分子企圖組織一股反革命勢力，糾集信教群眾公開反對黨和人民政府，搶占教堂和聚會點，圍攻公警人員，哄鬧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氣焰十分囂張，欺我軟弱，如不給予嚴厲打擊，則將會蔓延擴展，為壞人效尤，‘四人幫’的殘渣餘孽也會參加進去，興風作浪，乘機鬧事。這是一個極不安定團結的潛在威脅。”他提出要“及早研究製定綜合治理辦法”。
按照習仲勛的批示，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和國務院宗教局當即組成調查組到有關省區調查，並向中央寫出調查報告。報告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個組織是極為反動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提出：必須看清所謂“唿喊派”特別是其骨幹分子的反動本質及其極大的破壞性和危害性，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習仲勛仔細閱讀了調查報告，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各地出現的‘唿喊派’問題，確實嚴重，不容忽視，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並提議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對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開了有關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習仲勛作了重要講話。他在深刻分析這一組織出現的社會背景時說：
去年，我們勝利地召開了黨的十二大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奮、滿懷信心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正是在這期間，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內外反動的教會勢力及其他敵對分子相互勾結，利用我們對外實行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機會，利用我們繼續清理“左”的錯誤思想、抓緊落實各項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機會，打著“宗教”的旗號向我們進行滲透和進攻，妄圖破壞我們的大好形勢，阻撓我們前進的步伐。“唿喊派”瘋狂進行活動發展蔓延到十九個省市區，人數達到二十多萬(恐怕這個數還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現。這一情況告訴我們，在大好形勢下也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這方麵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唿喊派”問題，開始我們有點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鰍，還能翻什麽大浪!?”他們正是利用了這個機會，利用了我們的麻痹大意，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鬧。這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現象。這是它的嚴重性的一個方麵。
他接著分析了“唿喊派”的反動本質和社會危害性，一是受國外情報機關和國外反動宗教勢力的支配和資助。二是明日張膽地反對黨，反對人民政府，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溫州，一年打下浙江，兩年打下全中國”的反動口號。三是反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反對自傳、自治、自養的“三自”愛國教會組織。“唿喊派”的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危害廣大人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嚴重危害四化建設。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