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的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實現港澳迴歸和兩岸統一，是習仲勛非常關心的問題，也是他經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問題。在工作中，他與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有廣泛的接觸，深知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了大量工作。他認為海外愛國統一戰線有著廣闊的天地，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好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習仲勛主持召開會議，邀請中宣部、外交部、僑辦、對台辦、港澳辦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研究海外統一戰線工作，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集思廣益，討論形成了加強海外統一戰線工作的意見，使這方麵工作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活躍起來。根據習仲勛的指示，還成立了海外聯誼會機構，加強了同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的聯繫。
習仲勛十分關心在大陸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國青年報》的《青運情況》編發《台籍醫生周朗赤誠報國卻得不到應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區醫院兒科主任、五十七歲的兒童白血病專家、台灣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應有的支持。習仲勛看到後，認為這不單是周朗個人的問題，而涉及對大陸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運情況》上作了較長的批示：
對五十年代迴大陸的台籍醫生周朗同誌應熱情誠懇相待，要相信他對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赤誠愛。他是經過長期考驗的老黨員、老技術專家，我們還以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對待，是十分錯誤的。如果對這樣台灣籍的同胞和同誌都團結不好，怎能談得上廣泛開展對台工作?這是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務必嚴肅對待。請認真聽取周的意見，並解決他的困難。請廖公、靜仁同誌查處。中央統戰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轉發了記者寫的文章和習仲勛的批示，及時糾正了各地出現的類似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從台灣和國外迴祖國大陸定居的部分人士歡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們中間有：從台灣駕機歸來的原國民黨空軍少校考核官、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黃植誠，原國民黨空軍少校分隊長、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李大維，台灣中華電視台原節目主持人黃益騰，原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進縱隊司令、台灣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彰化訓練中心原主任彭鴻文，國畫家孫瑛，原國民黨第九集團軍少將參議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後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希枚，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專家戰誌國，從美國迴國定居的北京航空學院教師李椿萱博士和台灣省籍旅美化學博士吳國楨等人。
習仲勛和楊尚昆、鄧力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這次活動。習仲勛在與李大維交談時高興地說：“你現在在陝西工作，我就是陝西人啊!”李大維用剛剛學的陝西話說：“我向你學習!”引起了滿堂笑聲。李大維告訴習仲勛等領導同誌：“我是幹中學，學中幹。該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氣地管。”習仲勛與楊尚昆一致說道：“非常對，非常好!”
在對台工作的實踐中，習仲勛提出，統戰工作，對台工作，各部門都要做，不僅是統戰部，外貿部、商業部、郵電部、外交部也有這個工作，大家共同來做才能做得好，要調動和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
習仲勛一直關注著祖國統一的問題，也為此積極尋求解決的途徑。一九九〇年十月，台灣人士陳建中來大陸，中央統戰部向習仲勛匯報後，他從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考慮同意會見陳建中。從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習仲勛與陳建中是同鄉同學而誣陷他，並作為一條罪狀予以審查。陳建中到台灣後，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國大”主席團主席等職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主張兩岸停止敵對，並為此發表過文章。十月後的一段時間內，習仲勛在中央統戰部有關負責人陪同下，先後四次會見陳建中，介紹大陸改革發展情況和對台政策，講解“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方針，希望陳建中能做於兩岸有益的事情。他把會見陳建中的情況及時向中央作了匯報。習仲勛一心為了兩岸統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習仲勛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總結經驗，把係統化的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他領導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開了全國統一戰線理論工作會議：這是建國以來召開的第一次研究統一戰線理論的會議。習仲勛發表講話，係統地闡發了自己對統一戰線理論的認識。他提出：“統一戰線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門科學。它的內容極其豐富繁雜，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學高峰。馬列主義奠定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我們統一戰線工作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曆史，經驗極其豐富。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大大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但是，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繼續向前發展，不能停滯和僵化，否則就沒有生命力了。而我們對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理論研究，跟我們黨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大量理論財富比較起來，就顯得薄弱。一方麵，統一戰線的曆史經驗有待於我們提高到理論上去總結，以資借鑑;另一方麵，新的曆史時期統一戰線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又要求我們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討，以指導工作。”【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進而提出加強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工作，必須從四個方麵做起：
一、要理論聯繫實際，有的放矢，實事求是。我們黨六十多年的曆史，就是經過反覆實踐不斷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的曆史。當我們黨把這兩者正確結合的時候，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勝利，就向前發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敗。實踐證明，理論研究隻有結合實際，才會有活力，有創造，有發展，也才會對實際工作起指導作用。我們要不斷地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因為有這種思想的同誌往往是理論脫離實踐，並把它變成了空洞的、僵死的東西。他們隻會機械背誦和簡單重複馬列主義的原理和字句，並拿來衡量已經發展了的實際，他們“循規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理論來自實踐，並為實踐服務。鄧小平同誌指出：“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我們的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實際，麵向群眾，這是理論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生命源泉;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世界，及時了解各國的信息和經驗，以便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深入調查，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我相信，做到了這幾個麵向，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就會不斷充實和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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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十分關心在大陸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國青年報》的《青運情況》編發《台籍醫生周朗赤誠報國卻得不到應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區醫院兒科主任、五十七歲的兒童白血病專家、台灣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應有的支持。習仲勛看到後，認為這不單是周朗個人的問題，而涉及對大陸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運情況》上作了較長的批示：
對五十年代迴大陸的台籍醫生周朗同誌應熱情誠懇相待，要相信他對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赤誠愛。他是經過長期考驗的老黨員、老技術專家，我們還以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對待，是十分錯誤的。如果對這樣台灣籍的同胞和同誌都團結不好，怎能談得上廣泛開展對台工作?這是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務必嚴肅對待。請認真聽取周的意見，並解決他的困難。請廖公、靜仁同誌查處。中央統戰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轉發了記者寫的文章和習仲勛的批示，及時糾正了各地出現的類似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從台灣和國外迴祖國大陸定居的部分人士歡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們中間有：從台灣駕機歸來的原國民黨空軍少校考核官、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黃植誠，原國民黨空軍少校分隊長、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航校副校長李大維，台灣中華電視台原節目主持人黃益騰，原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進縱隊司令、台灣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彰化訓練中心原主任彭鴻文，國畫家孫瑛，原國民黨第九集團軍少將參議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後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希枚，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專家戰誌國，從美國迴國定居的北京航空學院教師李椿萱博士和台灣省籍旅美化學博士吳國楨等人。
習仲勛和楊尚昆、鄧力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這次活動。習仲勛在與李大維交談時高興地說：“你現在在陝西工作，我就是陝西人啊!”李大維用剛剛學的陝西話說：“我向你學習!”引起了滿堂笑聲。李大維告訴習仲勛等領導同誌：“我是幹中學，學中幹。該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氣地管。”習仲勛與楊尚昆一致說道：“非常對，非常好!”
在對台工作的實踐中，習仲勛提出，統戰工作，對台工作，各部門都要做，不僅是統戰部，外貿部、商業部、郵電部、外交部也有這個工作，大家共同來做才能做得好，要調動和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
習仲勛一直關注著祖國統一的問題，也為此積極尋求解決的途徑。一九九〇年十月，台灣人士陳建中來大陸，中央統戰部向習仲勛匯報後，他從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考慮同意會見陳建中。從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習仲勛與陳建中是同鄉同學而誣陷他，並作為一條罪狀予以審查。陳建中到台灣後，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國大”主席團主席等職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主張兩岸停止敵對，並為此發表過文章。十月後的一段時間內，習仲勛在中央統戰部有關負責人陪同下，先後四次會見陳建中，介紹大陸改革發展情況和對台政策，講解“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方針，希望陳建中能做於兩岸有益的事情。他把會見陳建中的情況及時向中央作了匯報。習仲勛一心為了兩岸統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習仲勛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總結經驗，把係統化的經驗上升為理論，成為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他領導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開了全國統一戰線理論工作會議：這是建國以來召開的第一次研究統一戰線理論的會議。習仲勛發表講話，係統地闡發了自己對統一戰線理論的認識。他提出：“統一戰線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門科學。它的內容極其豐富繁雜，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學高峰。馬列主義奠定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我們統一戰線工作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曆史，經驗極其豐富。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大大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但是，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繼續向前發展，不能停滯和僵化，否則就沒有生命力了。而我們對統一戰線這門科學的理論研究，跟我們黨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大量理論財富比較起來，就顯得薄弱。一方麵，統一戰線的曆史經驗有待於我們提高到理論上去總結，以資借鑑;另一方麵，新的曆史時期統一戰線出現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又要求我們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理論探討，以指導工作。”【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進而提出加強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工作，必須從四個方麵做起：
一、要理論聯繫實際，有的放矢，實事求是。我們黨六十多年的曆史，就是經過反覆實踐不斷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的曆史。當我們黨把這兩者正確結合的時候，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勝利，就向前發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敗。實踐證明，理論研究隻有結合實際，才會有活力，有創造，有發展，也才會對實際工作起指導作用。我們要不斷地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因為有這種思想的同誌往往是理論脫離實踐，並把它變成了空洞的、僵死的東西。他們隻會機械背誦和簡單重複馬列主義的原理和字句，並拿來衡量已經發展了的實際，他們“循規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理論來自實踐，並為實踐服務。鄧小平同誌指出：“理論工作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我們的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實際，麵向群眾，這是理論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生命源泉;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世界，及時了解各國的信息和經驗，以便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統戰理論研究要麵向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深入調查，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我相信，做到了這幾個麵向，統一戰線這門科學就會不斷充實和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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