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增選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重要的人事變動，從組織上保證了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和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
黨中央高層人事變動的同時，習仲勛被安排到負責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書記處工作，是考慮到他德高望重，經驗豐富，又有高超的領導才能，也有利於對新幹部的傳幫帶。此時習仲勛已六十八歲，對中央提議自己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心存感激，同時也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三月份就開始參加書記處工作，但覺得自己畢竟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不管是從黨的事業出發，還是從個人的身體狀況考慮，都應讓位於更年輕的同誌。習仲勛在全會討論中央人事安排時發言，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說，全會決議關於人事安排的方案中，除對我個人安排是否再作考慮以，完全擁護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央人事變動問題的建議。
習仲勛說：擁護胡耀邦同誌為黨中央主席。三中全會前後，是誰衝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動了曆史的偉大轉折?耀邦同誌就是重要的一個。他敢於解放思想，勇於衝破種種禁錮，這不是他的缺點，而是一個共產黨人特別是一位領導幹部所必須具有的一股革命闖勁，一種革命膽略，這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人才難得。自他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績，這也是大家公認的。選他當主席順乎黨心、軍心、民心。國際輿論預料也會是好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他說，這次人事變動，非常及時，是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又一次最大的撥亂反正，一次有深淵曆史意義的戰略決策，是全黨的一件大事，關係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可以肯定地說，有這次六中全會的人事變動，可以在幾十年內避免發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我是樂觀的，對今後滿懷信心，但是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不安定的因素還存在，天下還不那麽太平，我們務必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我的態度，一是堅決擁護，二是寄希望於新上去的同誌，在幾位老中央副主席的傳幫帶下，把黨和國家的事情辦好。
習仲勛談到自己進中央書記處時說，中央政治局這次建議選我進中央書記處，小組會上許多同誌對我的評價，都使我誠惶誠恐，非常慚愧。我覺得這個擔子很重，不能勝任，這不是謙虛。雖然我曾經在中央擔任過領導工作，但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現在情況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人貴有自知之明：一、我的缺點毛病很多;二、工作能力不強，水平不高，雖有一些實踐經驗，但不適應目前形勢的發展;三、年近古稀，已有力 不從心之感，不符合領導班子成員年輕化的要求。總之，無論從哪方麵講，我都不夠條件，比我強的同誌有的是。今年三月底，中央通知我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我對耀邦同誌講過，我將竭盡全力，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幫幫忙，在有生之年，力爭為黨多做一點工作，以不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及期望。現在我仍然是這個態度。我並且準備隨時讓賢與能。
習仲勛還談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思考。他說：
一是官做大了，不一定本事就大了。本事和職位是兩迴事，別人的經驗不等於是自己的。在過去中央的幾次會上我都說過這個話。
二是抬轎子、坐轎子的問題。抬轎子的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有。問題在於坐轎子的人的態度，你是欣賞鼓勵呢，還是抵製反對?抬轎子的固然不對，坐轎子的責任更大，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也都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的問題。習仲勛的這些話，對領導幹部來講，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從到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十二大召開前的這段時間裏，習仲勛協助胡耀邦處理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中央經常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他處理，他不負眾望，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革命家的魄力，駕輕就熟，卓有成效，受到了新老幹部的稱讚。
■改革機構與配備省部級領導班子
習仲勛在中央書記處聯繫幹部工作，領導了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參與了省部級領導班子的配備。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麵臨著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精簡機構、壓縮編製、新老幹部交替、調整領導班子、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千頭萬緒，涉及麵廣，難度很大。習仲勛以高超的馬列主義水平、堅定的黨性原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不顧年事偏高的身體狀況，夜以繼日地工作，為理順工作機構，加強黨的建設，配備好省部級領導班子，做了大會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和國家新老幹部交替做出了大量貢獻。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在北京開幕。習仲勛出席大會，並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劃時代的命題，指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做了題為《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報告，提出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奮鬥目標，即在不斷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爭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從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點八萬億元左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習仲勛在這次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對於這個安排，習仲勛在大會召開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屆中央書記處的請求，說自己年近六十九歲，不宜再擔當此任，建議另選年富力強的同誌擔當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開的當天，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提出，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較生疏，過去工作中習仲勛對他幫助很大，建議習仲勛仍留書記處。中央同意了胡啟立的意見，仍把習仲勛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候選人。九月十二日，習仲勛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十二大結束後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習仲勛協助胡啟立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了書記處的分工，習仲勛除協助胡啟立工作外，負責聯繫幹部工作，負責統一戰線，民族、宗教方麵的動態和方針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後的時間裏，他與胡啟立一起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習仲勛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年近七旬，但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辭勞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書記處大到墓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小到文件、簡報的審閱把關，無不浸透著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書記處這一時期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製及幹部製度。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討論通過了鄧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並尖銳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習仲勛出席了這次會議，堅決擁護這個講話。他敏銳地感到，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和幹部製度改革是一場革命。當時他還在廣東工作，就開始思考和謀劃這項改革。到中央書記處後，習仲勛直接參與和領導了這項工作，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作為這場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按照中央的總體部署，大力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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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高層人事變動的同時，習仲勛被安排到負責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書記處工作，是考慮到他德高望重，經驗豐富，又有高超的領導才能，也有利於對新幹部的傳幫帶。此時習仲勛已六十八歲，對中央提議自己擔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心存感激，同時也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三月份就開始參加書記處工作，但覺得自己畢竟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不管是從黨的事業出發，還是從個人的身體狀況考慮，都應讓位於更年輕的同誌。習仲勛在全會討論中央人事安排時發言，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說，全會決議關於人事安排的方案中，除對我個人安排是否再作考慮以，完全擁護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央人事變動問題的建議。
習仲勛說：擁護胡耀邦同誌為黨中央主席。三中全會前後，是誰衝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動了曆史的偉大轉折?耀邦同誌就是重要的一個。他敢於解放思想，勇於衝破種種禁錮，這不是他的缺點，而是一個共產黨人特別是一位領導幹部所必須具有的一股革命闖勁，一種革命膽略，這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人才難得。自他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以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績，這也是大家公認的。選他當主席順乎黨心、軍心、民心。國際輿論預料也會是好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他說，這次人事變動，非常及時，是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又一次最大的撥亂反正，一次有深淵曆史意義的戰略決策，是全黨的一件大事，關係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可以肯定地說，有這次六中全會的人事變動，可以在幾十年內避免發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我是樂觀的，對今後滿懷信心，但是也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不安定的因素還存在，天下還不那麽太平，我們務必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我的態度，一是堅決擁護，二是寄希望於新上去的同誌，在幾位老中央副主席的傳幫帶下，把黨和國家的事情辦好。
習仲勛談到自己進中央書記處時說，中央政治局這次建議選我進中央書記處，小組會上許多同誌對我的評價，都使我誠惶誠恐，非常慚愧。我覺得這個擔子很重，不能勝任，這不是謙虛。雖然我曾經在中央擔任過領導工作，但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現在情況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人貴有自知之明：一、我的缺點毛病很多;二、工作能力不強，水平不高，雖有一些實踐經驗，但不適應目前形勢的發展;三、年近古稀，已有力 不從心之感，不符合領導班子成員年輕化的要求。總之，無論從哪方麵講，我都不夠條件，比我強的同誌有的是。今年三月底，中央通知我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我對耀邦同誌講過，我將竭盡全力，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幫幫忙，在有生之年，力爭為黨多做一點工作，以不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及期望。現在我仍然是這個態度。我並且準備隨時讓賢與能。
習仲勛還談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思考。他說：
一是官做大了，不一定本事就大了。本事和職位是兩迴事，別人的經驗不等於是自己的。在過去中央的幾次會上我都說過這個話。
二是抬轎子、坐轎子的問題。抬轎子的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有。問題在於坐轎子的人的態度，你是欣賞鼓勵呢，還是抵製反對?抬轎子的固然不對，坐轎子的責任更大，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也都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的問題。習仲勛的這些話，對領導幹部來講，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從到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十二大召開前的這段時間裏，習仲勛協助胡耀邦處理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中央經常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他處理，他不負眾望，以豐富的工作經驗和革命家的魄力，駕輕就熟，卓有成效，受到了新老幹部的稱讚。
■改革機構與配備省部級領導班子
習仲勛在中央書記處聯繫幹部工作，領導了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參與了省部級領導班子的配備。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麵臨著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精簡機構、壓縮編製、新老幹部交替、調整領導班子、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千頭萬緒，涉及麵廣，難度很大。習仲勛以高超的馬列主義水平、堅定的黨性原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幹部路線和幹部政策，不顧年事偏高的身體狀況，夜以繼日地工作，為理順工作機構，加強黨的建設，配備好省部級領導班子，做了大會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和國家新老幹部交替做出了大量貢獻。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在北京開幕。習仲勛出席大會，並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劃時代的命題，指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做了題為《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報告，提出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的奮鬥目標，即在不斷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爭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從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億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點八萬億元左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習仲勛在這次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隨後舉行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對於這個安排，習仲勛在大會召開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屆中央書記處的請求，說自己年近六十九歲，不宜再擔當此任，建議另選年富力強的同誌擔當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開的當天，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提出，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較生疏，過去工作中習仲勛對他幫助很大，建議習仲勛仍留書記處。中央同意了胡啟立的意見，仍把習仲勛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候選人。九月十二日，習仲勛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十二大結束後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習仲勛協助胡啟立負責書記處常務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了書記處的分工，習仲勛除協助胡啟立工作外，負責聯繫幹部工作，負責統一戰線，民族、宗教方麵的動態和方針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後的時間裏，他與胡啟立一起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習仲勛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年近七旬，但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辭勞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書記處大到墓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小到文件、簡報的審閱把關，無不浸透著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書記處這一時期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製及幹部製度。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討論通過了鄧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並尖銳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習仲勛出席了這次會議，堅決擁護這個講話。他敏銳地感到，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和幹部製度改革是一場革命。當時他還在廣東工作，就開始思考和謀劃這項改革。到中央書記處後，習仲勛直接參與和領導了這項工作，把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作為這場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按照中央的總體部署，大力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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