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習仲勛訪美報告會，習仲勛作了內容豐富、十分精彩的報告，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同時，習仲勛還宣讀了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關於他和楊尚昆上調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梁靈光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
習仲勛在廣東工作隻有兩年十個月時間，但他是在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轉折時刻，在極為重要的祖國的南大門，進行了一項偉大的開創性工作。他雖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卻以不亞於年輕人般的工作幹勁和進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闖敢幹，無所畏懼，大膽實踐，開創了廣東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在關鍵的曆史時刻，他領導中共廣東省委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推進經濟體製改革，落實各項政策，增強黨和人民的團結，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特別是在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成功創辦經濟特區等方麵，發揮了關鍵性的核心作用。他沒有辜負黨中央和鄧小平的重託，實現了在全國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殺出一條血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是這樣評價習仲勛對廣東所作的貢獻的。他說：“習仲勛同誌在廣東工作期間，是廣東發展曆史上最關鍵的一段時期，因為這段時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是撥亂反正，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轉向開放的時期。這期間，習仲勛同誌付出了大量心血，發揮了關鍵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首先通過平反冤假錯案等一係列工作實現穩定，通過真理標準討論統一思想，通過農村、工廠和一係列改革推動發展，通過探索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推動對外開放，四件事一氣嗬成，相輔相成。習仲勛同誌根據廣東毗鄰港澳、海外華人華僑眾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環境，既著眼於廣東的發展，又著眼國家的戰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給廣東特殊政策，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開放實驗區。所有這些，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識和魄力，是辦不到的。習仲勛同誌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開拓者，這是習仲勛同誌一生中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他還說，廣東現在和將來的發展，都不能忘記當年由習仲勛同誌帶領省委“一班人”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都不能忘記習仲勛同誌為廣東改革開放所作出的曆史貢獻。
中共中央對習仲勛在廣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中央指出：
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拔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誌的贊同。一九七九年七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誌在這個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32章 致力新時期黨的建設
按照中央決定，習仲勛調迴北京後先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之後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協助胡啟立負責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勛在這裏度過了七年的時光，參與了黨和國家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處理。十二大後，習仲勛與胡啟立共同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工作，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機構精簡，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麵，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曆史性貢獻。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後來迴憶說：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高瞻遠矚;耀邦等同誌全力推進;仲勛同誌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擁護者和積極推動者。耀邦同誌對他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交給他辦理。當時為了方便領導，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胡耀邦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許多日常工作都是由習仲勛來處理的。
■協助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調中央工作。在撥亂反正的重要曆史關頭，中央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決定他到廣東工作，把守祖國南大門。這次調他迴中央工作，同樣也是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的。按照習仲勛自己的說法，這是“京官還朝”。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是農曆辛酉年的除夕，北京和全國一樣，到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人們充滿了對改革的期望，沉浸在喜悅之中，興高采烈地參加各種歡慶活動。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張燈結彩，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首都盛大的春節聯歡晚會在這裏舉行。習仲勛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這是他自一九六二年受到審查離開國家領導崗位後，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也是他從廣東迴北京工作後首次公開露麵。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習仲勛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瑞典、芬蘭、挪威和丹麥等國。習仲勛把這次訪問看做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仔細研究這些國家的相關資料，不辭勞苦實地考察所到國家的工廠、農村、科研單位，特別注意了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會議以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而載人史冊。會議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新中國建立三十二年來黨所經曆的重大曆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曆次政治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指出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定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道路。《決議》在當時形勢下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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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在廣東工作隻有兩年十個月時間，但他是在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轉折時刻，在極為重要的祖國的南大門，進行了一項偉大的開創性工作。他雖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卻以不亞於年輕人般的工作幹勁和進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闖敢幹，無所畏懼，大膽實踐，開創了廣東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在關鍵的曆史時刻，他領導中共廣東省委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推進經濟體製改革，落實各項政策，增強黨和人民的團結，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特別是在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成功創辦經濟特區等方麵，發揮了關鍵性的核心作用。他沒有辜負黨中央和鄧小平的重託，實現了在全國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殺出一條血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是這樣評價習仲勛對廣東所作的貢獻的。他說：“習仲勛同誌在廣東工作期間，是廣東發展曆史上最關鍵的一段時期，因為這段時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是撥亂反正，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轉向開放的時期。這期間，習仲勛同誌付出了大量心血，發揮了關鍵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首先通過平反冤假錯案等一係列工作實現穩定，通過真理標準討論統一思想，通過農村、工廠和一係列改革推動發展，通過探索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推動對外開放，四件事一氣嗬成，相輔相成。習仲勛同誌根據廣東毗鄰港澳、海外華人華僑眾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環境，既著眼於廣東的發展，又著眼國家的戰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給廣東特殊政策，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開放實驗區。所有這些，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識和魄力，是辦不到的。習仲勛同誌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人、開拓者，這是習仲勛同誌一生中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他還說，廣東現在和將來的發展，都不能忘記當年由習仲勛同誌帶領省委“一班人”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都不能忘記習仲勛同誌為廣東改革開放所作出的曆史貢獻。
中共中央對習仲勛在廣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中央指出：
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拔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誌的贊同。一九七九年七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誌在這個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32章 致力新時期黨的建設
按照中央決定，習仲勛調迴北京後先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之後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協助胡啟立負責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勛在這裏度過了七年的時光，參與了黨和國家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處理。十二大後，習仲勛與胡啟立共同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工作，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幹部人事製度改革，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機構精簡，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麵，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曆史性貢獻。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後來迴憶說：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高瞻遠矚;耀邦等同誌全力推進;仲勛同誌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擁護者和積極推動者。耀邦同誌對他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交給他辦理。當時為了方便領導，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胡耀邦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許多日常工作都是由習仲勛來處理的。
■協助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調中央工作。在撥亂反正的重要曆史關頭，中央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決定他到廣東工作，把守祖國南大門。這次調他迴中央工作，同樣也是從黨和國家的大局考慮的。按照習仲勛自己的說法，這是“京官還朝”。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是農曆辛酉年的除夕，北京和全國一樣，到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人們充滿了對改革的期望，沉浸在喜悅之中，興高采烈地參加各種歡慶活動。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張燈結彩，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首都盛大的春節聯歡晚會在這裏舉行。習仲勛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這是他自一九六二年受到審查離開國家領導崗位後，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也是他從廣東迴北京工作後首次公開露麵。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習仲勛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瑞典、芬蘭、挪威和丹麥等國。習仲勛把這次訪問看做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仔細研究這些國家的相關資料，不辭勞苦實地考察所到國家的工廠、農村、科研單位，特別注意了解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會議以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而載人史冊。會議解決了兩大問題，一是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新中國建立三十二年來黨所經曆的重大曆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曆次政治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指出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定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道路。《決議》在當時形勢下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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