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討論運用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有利條件，發揮優勢，揚長避短，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加快廣東經濟管理體製改革和經濟發展步伐的問題。習仲勛在總結會議時指出：“中央批準我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了我們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方麵先走一步的權力，這也是我們加快經濟發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條件”，“現在重要的是要認清形勢，勇於實踐，積極地通過實踐、通過試驗，去探索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路子，使我們的經濟真正活起來，加快前進的步伐。”
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經濟特區”這一名稱也首次見諸於新聞媒體。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並有了法律保障。與此同時，有關方麵還具體製定了海關法、投資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護法等一係列單行法規。經濟特區對投資外商在經營管理、稅收、土地使用、產品銷售和外匯管理等方麵給予優惠的待遇，並成立了經濟法庭、法律顧問處和經濟仲戰辦事處，使特區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時，外商在深圳的投資驟然增加，興辦的項目達到三百多個。
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習仲勛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終於邁出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步。
經濟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使廣東人民看到了希望。當年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迴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沒過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見家鄉經濟發展了，又成批成批地迴來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裏“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迴到北京後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迴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曆史證明，習仲勛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標治本並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深圳和珠海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帶動了廣東全省經濟發展和其他各項改革。以習仲勛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乘勢而上，大膽突破傳統經濟體製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價格改革，企業管理改革和計劃、商品流通等方麵的改革也先後跟進，並取得明顯成效。廣東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繼續發展。此時的廣東，已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排頭兵。
價格體製改革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和搞活市場流通的關鍵環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基本沿用蘇聯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幾乎所有商品價格都納入國家管理的範圍，由國家統一定價，十幾二十幾年價格不變，價格體製和價格結構基本脫離市場，商品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失去作用，農副產品和基礎工業品價格長期偏低，束縛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出現基本生活資料長期嚴重短缺的局麵。
習仲勛剛到廣東，對當地副食品和農副產品的供應緊張局麵有深刻的感觸。當時廣東同全國一樣，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市場商品奇缺，四十多種商品憑票限量供應。習仲勛認為價格管理體製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經過研究，決定廣東的經濟體製改革以價格改革和搞活城鄉流通為突破口。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迴憶說：“當時有一件事對習仲勛同誌刺激很大：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五毛錢)寄到他那裏，仲勛同誌很有體會，就從副食品、蔬菜開始放開價格，蔬菜價格放開牽連到其他價格的改革。”
從一九七八年秋開始，廣東省依據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按照放、調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逐步把價格放開。同時，在產品的流通經營上，實行國家、集體、聯合體、私人多種經營方式。八月，廣州首先對蔬菜流通體製進行改革，實行部分大宗品種幅度議價交易、小品種自由議價的購銷形式。水產品實行派購和議購相結合，對國家收購計劃外的水產品實行產銷見麵，隨行就市，議價成交，以搞活流通促進生產，吸引魚貨進城，廣州市在全國興辦廠第一家河鮮貨棧。價格改革過程中也出現過波折。一九七九年水產品市場放開後，草魚價格驟升，市民意見很大。於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複定量供應，市場卻出現了有價無魚的狀況。經過比較，人們認為還是放開市場好。水產品市場遂繼續放開，生產者積極性提高，魚塘產量增加，一年內價格就明顯下降，“魚米之鄉食無魚”的狀況很快得到改變。
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等二十四種農副產品的計劃購銷價格，提高了豬肉、牛肉、水產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種主要副食品及其製品的銷售價格，同時對其他農副產品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和季節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改革工業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價格，把過去單一的國家統一定價，改為國家統一定價、在國家規定基準價的基礎上實行上下浮動價以及工商企業協商定價三種定價形式，逐步放開小百貨、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價格，以刺激生產，滿足經濟建設和人民物質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七月，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總結講話中，再次提出要進一步利用中央給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優勢，加快改革購銷體製，搞活流通渠道。按照習仲勛的講話精神，廣東即在全省範圍內開始流通體製的改革。十月，省政府製訂了一係列開放市場、搞活流通的具體政策和辦法，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並存，允許競爭，保護競爭，實行國營、集體、個體商業一齊上，優惠個體商業，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準長途販運、不準私人經營農副產品批發的禁令，打開城門，大搞各種形式的農貿市場，讓農民參與流通，衝破了按計劃層層調撥的封閉式和多層次的商業批發體係，極大地活躍了全省流通市場。之後，全省統購農副產品由一百一十七種減少到二十五種，當時這在全國尚無先例，所冒的風險是可想而知的。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以極大的勇氣和膽略，經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陣痛”，沒有半途而廢，堅持改革不動搖，在短期內很快改變了基本生活資料嚴重短缺的局麵，糧食、油料、蔬菜、水產品、幹鮮果等市場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城鄉購銷兩旺，物資供應充足，農民的收入也逐漸增加。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加快計劃管理體製改革的步伐。按照簡政放權，搞活企業等原則，對傳統的計劃管理體製和政府職能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一是在工業部門逐步擴大指導性計劃，工業生產計劃實行以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以指導性計劃為主的辦法。為了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對內對外開放的需要，省裏下達的工業產品計劃，除少數重要產品按指令性計劃外，其餘大多數產品實行指導性計劃。二是在農業方麵，從一九八。年開始，取消農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餘部實行指導性計劃，除對十幾種主要農副產品繼續實行統購外，其餘全部改為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改變了“以糧為綱”的格局，促進了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經濟作物比重上升，二、三產業迅速發展。三是在物資管理方麵，實行指導性計劃為主的管理體製，改變了過去單純由政府部門分配物資的獨家經營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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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經濟特區”這一名稱也首次見諸於新聞媒體。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並有了法律保障。與此同時，有關方麵還具體製定了海關法、投資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護法等一係列單行法規。經濟特區對投資外商在經營管理、稅收、土地使用、產品銷售和外匯管理等方麵給予優惠的待遇，並成立了經濟法庭、法律顧問處和經濟仲戰辦事處，使特區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時，外商在深圳的投資驟然增加，興辦的項目達到三百多個。
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習仲勛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終於邁出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步。
經濟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使廣東人民看到了希望。當年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迴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沒過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見家鄉經濟發展了，又成批成批地迴來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兩個特區，這裏“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迴到北京後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迴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曆史證明，習仲勛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標治本並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深圳和珠海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帶動了廣東全省經濟發展和其他各項改革。以習仲勛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乘勢而上，大膽突破傳統經濟體製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價格改革，企業管理改革和計劃、商品流通等方麵的改革也先後跟進，並取得明顯成效。廣東的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繼續發展。此時的廣東，已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排頭兵。
價格體製改革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和搞活市場流通的關鍵環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基本沿用蘇聯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幾乎所有商品價格都納入國家管理的範圍，由國家統一定價，十幾二十幾年價格不變，價格體製和價格結構基本脫離市場，商品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失去作用，農副產品和基礎工業品價格長期偏低，束縛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出現基本生活資料長期嚴重短缺的局麵。
習仲勛剛到廣東，對當地副食品和農副產品的供應緊張局麵有深刻的感觸。當時廣東同全國一樣，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市場商品奇缺，四十多種商品憑票限量供應。習仲勛認為價格管理體製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經過研究，決定廣東的經濟體製改革以價格改革和搞活城鄉流通為突破口。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迴憶說：“當時有一件事對習仲勛同誌刺激很大：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五毛錢)寄到他那裏，仲勛同誌很有體會，就從副食品、蔬菜開始放開價格，蔬菜價格放開牽連到其他價格的改革。”
從一九七八年秋開始，廣東省依據先農副產品、後工業產品，先消費品、後生產資料的順序，按照放、調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逐步把價格放開。同時，在產品的流通經營上，實行國家、集體、聯合體、私人多種經營方式。八月，廣州首先對蔬菜流通體製進行改革，實行部分大宗品種幅度議價交易、小品種自由議價的購銷形式。水產品實行派購和議購相結合，對國家收購計劃外的水產品實行產銷見麵，隨行就市，議價成交，以搞活流通促進生產，吸引魚貨進城，廣州市在全國興辦廠第一家河鮮貨棧。價格改革過程中也出現過波折。一九七九年水產品市場放開後，草魚價格驟升，市民意見很大。於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複定量供應，市場卻出現了有價無魚的狀況。經過比較，人們認為還是放開市場好。水產品市場遂繼續放開，生產者積極性提高，魚塘產量增加，一年內價格就明顯下降，“魚米之鄉食無魚”的狀況很快得到改變。
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等二十四種農副產品的計劃購銷價格，提高了豬肉、牛肉、水產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種主要副食品及其製品的銷售價格，同時對其他農副產品實行計劃價、浮動價、自由價、質量差價、地方差價和季節差價相結合的價格政策;改革工業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價格，把過去單一的國家統一定價，改為國家統一定價、在國家規定基準價的基礎上實行上下浮動價以及工商企業協商定價三種定價形式，逐步放開小百貨、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價格，以刺激生產，滿足經濟建設和人民物質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七月，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總結講話中，再次提出要進一步利用中央給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優勢，加快改革購銷體製，搞活流通渠道。按照習仲勛的講話精神，廣東即在全省範圍內開始流通體製的改革。十月，省政府製訂了一係列開放市場、搞活流通的具體政策和辦法，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並存，允許競爭，保護競爭，實行國營、集體、個體商業一齊上，優惠個體商業，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準長途販運、不準私人經營農副產品批發的禁令，打開城門，大搞各種形式的農貿市場，讓農民參與流通，衝破了按計劃層層調撥的封閉式和多層次的商業批發體係，極大地活躍了全省流通市場。之後，全省統購農副產品由一百一十七種減少到二十五種，當時這在全國尚無先例，所冒的風險是可想而知的。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以極大的勇氣和膽略，經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陣痛”，沒有半途而廢，堅持改革不動搖，在短期內很快改變了基本生活資料嚴重短缺的局麵，糧食、油料、蔬菜、水產品、幹鮮果等市場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城鄉購銷兩旺，物資供應充足，農民的收入也逐漸增加。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加快計劃管理體製改革的步伐。按照簡政放權，搞活企業等原則，對傳統的計劃管理體製和政府職能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一是在工業部門逐步擴大指導性計劃，工業生產計劃實行以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以指導性計劃為主的辦法。為了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對內對外開放的需要，省裏下達的工業產品計劃，除少數重要產品按指令性計劃外，其餘大多數產品實行指導性計劃。二是在農業方麵，從一九八。年開始，取消農業生產的指令性計劃，餘部實行指導性計劃，除對十幾種主要農副產品繼續實行統購外，其餘全部改為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改變了“以糧為綱”的格局，促進了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經濟作物比重上升，二、三產業迅速發展。三是在物資管理方麵，實行指導性計劃為主的管理體製，改變了過去單純由政府部門分配物資的獨家經營的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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