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日，劉田夫主持召開廣東省經濟工作小組第一次辦公會議，討論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經濟建設問題。會議決定：(一)為適應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需要，原則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經濟工作，由省裏直接抓，經濟計劃單列;(二)適當下放對外經濟活動的若幹權限，兩市有權審批一百萬美元的來料加工裝配項目;(三)省有關部門應結合業務情況，迅速就設立特區的有關事項提出具體措施和辦法，由省裏統一製定管理細則和辦法，以適應對外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習仲勛和楊尚昆等人赴京參加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之後，習仲勛又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十月三日，習仲勛向中央匯報廣東工作，中央領導一致支持廣東放手搞。會議期間，習仲勛和楊尚昆還向鄧小平做了匯報，鄧小平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做了重要的指示。習仲勛在向廣東幹部傳達這兩個會議精神時，把鄧小平的原話做了重點傳達。習仲勛說，小平同誌“要我們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腳，隻要不喪權辱國，能夠把經濟快點搞上去，就放手搞。他還說深圳、珠海劃兩塊地方，就叫特區好。”鄧小平還說，將來台灣迴來，香港迴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也叫特區，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
鄧小平的指示，給廣東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又通過調查研究，對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規劃做了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召開了深圳、珠海和汕頭特區工作座談會，研究細化特區的有關方針政策和工作的具體做法。在此基礎上，形成廣東省《關於建立出口特區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
十二月十七日，穀牧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兩省負責特區工作的領導人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議。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做匯報。在匯報中提出將“出口特區”的名稱改為“經濟特區”為好，這樣含義更確切，特區不僅辦出口工業，而且還搞房地產、旅遊和其他經濟事業。穀牧在講話中強調，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對兩個省經濟工作的全麵要求。兩省不僅是搞特區，而且要利用外資，使兩個省的工農業生產和整個經濟活起來，比其他省更繁榮。不僅對外經濟活動要先行一步，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等方麵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別提到：“習仲勛同誌講過，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國，保險發展快。現在基本上半獨立了，要看你們的戲了。中央一些部門思想解放不夠，我們繼續做工作，你們的筋鬥也要翻起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穀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託，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負責人會議。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和福建省負責人馬興元、郭超等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負責港澳工作的人員參加。這次會議檢查總結了中發[1979]50號文件的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
習仲勛和劉田夫向會議匯報了廣東的情況：深圳、珠海兩個特區籌建工作的步伐明顯加快，一支精幹的專家隊伍已參與到深圳、珠海特區的建設規劃中來;起草擬訂出包括外資企業的註冊、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特殊優惠辦法、勞動管理、組織管理等內容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草案)》：一批開拓者已進入特區工作，蛇口工業區開始建設。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外貿出口創匯創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人達到二十點五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與外商簽訂裝配加工、補償貿易、合資經營的合同金額達六點五六億美元。在匯報成績的同時，也匯報了存在的問題：隨著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貿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現了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能源、運輸等關鍵環節薄弱，市場供應緊張等問題;由於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實踐和經驗，加上缺乏必要的防範措施，出現了走私和黑市買賣港幣等問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由於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對中發[1971]50號文件的某些規定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匯報中特別談到，社會上對特區這樣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議論，有人甚至懷疑廣東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隨之，福建省也做了匯報。
這次會議，充分肯定了廣東和福建兩省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在貫徹對外開放方針和試辦特區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決存在問題的具體措施，研究提出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會議強調，試辦特區必須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根據目前兩省財力物力的可能，廣東應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區辦好，其次是珠海。會議還明確指出，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採取與內地不同的政策。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凋節。
三月三十日，會議在廣泛討論研究的基礎上，形成《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重新核定廣東每年財政上交十億元，比中發[1979]50號文件確定的數額少二億元，並就解決能源和交通運輸、改進海關管理、簡化出入境手續和資金信貸等方麵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辦法。此外，會議還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正式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了這個《紀要》並作出批示(即中發[1980]41號文件)，肯定了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確的，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一種試驗，不但有利於加快兩省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全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在短短的時間內，兩省工作有很大進展，成績是顯著的。同時在批示中，客觀地指出兩省在實行新體製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這是前進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要求：“廣東、福建兩省必須加強領導，兢兢業業做好工作，加快經濟的發展，為四化建設做出貢獻。中央有關各部門，要把搞好兩省的經濟體製改革，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加強對兩省工作的指導，採取積極的幫助的態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兩省加強協作配合，共同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六月十九日，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省、市直屬機關處以上黨員幹部報告會，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紀要》的批示。習仲勛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要求全省各級黨組織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繼續解放思想，肅清極左路線流毒，充分發揮廣東省的優勢，積極穩步地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切實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加快四化建設的路子來，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此之前，中共廣東省委於五月四日任命吳南生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黨組書記。六月十二日，又任命吳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加強對特區工作的領導。同時，習仲勛和省委還決定，派出領導幹部到香港和一些發達國家考察，增加他們對現代化建設的感性認識，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改革開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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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習仲勛和楊尚昆等人赴京參加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之後，習仲勛又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十月三日，習仲勛向中央匯報廣東工作，中央領導一致支持廣東放手搞。會議期間，習仲勛和楊尚昆還向鄧小平做了匯報，鄧小平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做了重要的指示。習仲勛在向廣東幹部傳達這兩個會議精神時，把鄧小平的原話做了重點傳達。習仲勛說，小平同誌“要我們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腳，隻要不喪權辱國，能夠把經濟快點搞上去，就放手搞。他還說深圳、珠海劃兩塊地方，就叫特區好。”鄧小平還說，將來台灣迴來，香港迴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也叫特區，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
鄧小平的指示，給廣東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又通過調查研究，對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規劃做了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召開了深圳、珠海和汕頭特區工作座談會，研究細化特區的有關方針政策和工作的具體做法。在此基礎上，形成廣東省《關於建立出口特區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
十二月十七日，穀牧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兩省負責特區工作的領導人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議。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做匯報。在匯報中提出將“出口特區”的名稱改為“經濟特區”為好，這樣含義更確切，特區不僅辦出口工業，而且還搞房地產、旅遊和其他經濟事業。穀牧在講話中強調，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對兩個省經濟工作的全麵要求。兩省不僅是搞特區，而且要利用外資，使兩個省的工農業生產和整個經濟活起來，比其他省更繁榮。不僅對外經濟活動要先行一步，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等方麵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別提到：“習仲勛同誌講過，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國，保險發展快。現在基本上半獨立了，要看你們的戲了。中央一些部門思想解放不夠，我們繼續做工作，你們的筋鬥也要翻起來。”【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穀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託，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負責人會議。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和福建省負責人馬興元、郭超等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負責港澳工作的人員參加。這次會議檢查總結了中發[1979]50號文件的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
習仲勛和劉田夫向會議匯報了廣東的情況：深圳、珠海兩個特區籌建工作的步伐明顯加快，一支精幹的專家隊伍已參與到深圳、珠海特區的建設規劃中來;起草擬訂出包括外資企業的註冊、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特殊優惠辦法、勞動管理、組織管理等內容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草案)》：一批開拓者已進入特區工作，蛇口工業區開始建設。一九七九年廣東省外貿出口創匯創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人達到二十點五億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二;與外商簽訂裝配加工、補償貿易、合資經營的合同金額達六點五六億美元。在匯報成績的同時，也匯報了存在的問題：隨著特區建設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貿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現了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能源、運輸等關鍵環節薄弱，市場供應緊張等問題;由於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實踐和經驗，加上缺乏必要的防範措施，出現了走私和黑市買賣港幣等問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由於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對中發[1971]50號文件的某些規定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匯報中特別談到，社會上對特區這樣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議論，有人甚至懷疑廣東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隨之，福建省也做了匯報。
這次會議，充分肯定了廣東和福建兩省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在貫徹對外開放方針和試辦特區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決存在問題的具體措施，研究提出了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許多問題上取得共識。會議強調，試辦特區必須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根據目前兩省財力物力的可能，廣東應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區辦好，其次是珠海。會議還明確指出，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採取與內地不同的政策。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凋節。
三月三十日，會議在廣泛討論研究的基礎上，形成《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重新核定廣東每年財政上交十億元，比中發[1979]50號文件確定的數額少二億元，並就解決能源和交通運輸、改進海關管理、簡化出入境手續和資金信貸等方麵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辦法。此外，會議還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正式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了這個《紀要》並作出批示(即中發[1980]41號文件)，肯定了中央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是正確的，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一種試驗，不但有利於加快兩省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促進全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在短短的時間內，兩省工作有很大進展，成績是顯著的。同時在批示中，客觀地指出兩省在實行新體製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這是前進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要求：“廣東、福建兩省必須加強領導，兢兢業業做好工作，加快經濟的發展，為四化建設做出貢獻。中央有關各部門，要把搞好兩省的經濟體製改革，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加強對兩省工作的指導，採取積極的幫助的態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兩省加強協作配合，共同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六月十九日，中共廣東省委舉行省、市直屬機關處以上黨員幹部報告會，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紀要》的批示。習仲勛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要求全省各級黨組織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繼續解放思想，肅清極左路線流毒，充分發揮廣東省的優勢，積極穩步地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切實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加快四化建設的路子來，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此之前，中共廣東省委於五月四日任命吳南生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黨組書記。六月十二日，又任命吳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以加強對特區工作的領導。同時，習仲勛和省委還決定，派出領導幹部到香港和一些發達國家考察，增加他們對現代化建設的感性認識，增強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改革開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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