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習仲勛等人又趕往深圳檢查工作。接著又到珠海市參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會議。在會議討論中，習仲勛強調說，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眾，這是根本的。因為多數人民群眾是不贊成鋌而走險去闖邊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數，反偷渡的是多數。他再次強調宣傳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正確執行對待外逃者的政策。他說，要準確地嚴懲組織偷渡的團夥和首惡。收容站要加強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多的縣，要派人到收容站接人並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和虐待外逃者。偷渡問題，目前已成為破壞安定團結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堅決做好工作，相信這種現象是能夠製止的。
習仲勛最擔心的是深圳一帶的偷渡外逃。在珠海部署完工作後便立即再迴到深圳。此時，深圳市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有二百多個外逃嚴重公社的黨委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參加的學習班。習仲勛在這裏與二十多個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座談。習仲勛問他們，我給你們糧食，能不能把人留住?他們說不行，留不住。這對習仲勛震動很大，使他再次深刻體會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七月七日晚，習仲勛就關於製止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問題，用電報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慕華並中央做了簡要報告。報告中說：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確定採取治標治本並舉的方針，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得到遏製，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但是，要根本製止住偷渡外逃，任務仍很艱巨。他還提出要改進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員當做犯人對待。
中共中央二十一日複電中共廣東省委，對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勛貫徹執行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給予了充分肯定，並要求及時總結經驗，繼續做好防範和堵截工作，防止出現反覆。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關於印發習仲勛同誌在惠陽地委反偷渡外逃會議上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還要繼續治本，要做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工作，特別是要把偷渡外逃嚴重地區的生產建設搞好，把黨風和黨的基層組織整頓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廣東省委又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級黨委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貫徹治本治標並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切實改進收容遣送工作，幫助他們解決存在的困難。
十二月七日，習仲勛訪問澳大利亞後順訪香港，同港英署理總督姬達就內地居民非法來港等問題進行會談。習仲勛重申了中方的一貫政策，說明外逃問題隻是一個暫時現象，今後隨著內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因此要更加積極發展雙方的經濟合作。姬達提出雙方今後最好能就此經常交換意見，相互配合。
十二月十八日晚，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再次研究反偷渡外逃問題。會議決定繼續加強反偷渡外逃的鬥爭，調整和加強了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要大造輿論，盡快頒布《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將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改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習仲勛當選省長，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等當選副省長。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廣東省政府頒布了《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反偷渡外逃鬥爭從此有了操作性比較強的法律依據。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勢頭得到遏製。
在反偷渡外逃的鬥爭中，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隨之，採取了一係列強有力措施，推動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特區建設。
一九七九年八月，省委決定由劉田夫主持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之後即開始工作，研究製定貫徹中發[1979]50號文件的具體措施，製定經濟體製改革、各項經濟政策、擴大出口貿易和旅遊事業的規劃，擬訂對外經濟活動的方案、法律和條例等;吳南生主要負責對外經濟活動，側重抓章程條例的製訂、經濟體製改革和旅遊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習仲勛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上，就貫徹中發『1979]50號文件問題發表講話。他在向與會者說明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的由來後說，這一政策一方麵是省委向中央“要權”要來的，另一方麵更是中央從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出發，對體製改革所作出的一個重要決策。他指出，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基本是蘇聯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辦法搞經濟，集中過多，統得過死，實踐證明不改革不行。“所以我們一要求，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很快就表態同意。這件事情的實質，就是中國如何搞好體製改革，以適應四化的需要。如果我們廣東不提，中央也會提出來。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把這件事搞好。”“我們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對外經濟活動搞活和辦好特區等方麵闖出一條路子來，作為全國的參考。”他滿懷信心地說：
在態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拚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製改革的試點搞好。要下這樣一個決心，即使是可能犯錯誤，也要幹。我們是幹革命的，現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那股拚命精神。同誌們要團結起來，振作起來，工作要抓緊抓細。一方麵，要有闖勁，要當孫悟空，解放思想，敢於創新，敢於改革，隻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大膽試驗，不要等。……另一方麵，要有科學的態度和紮紮實實的作風，要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多商量，多動腦筋，不要毛毛草草。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困難會很多，阻力會很大，甚至還可能挨一點罵，要有這個精神準備。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要迅速行動起來，要搶時間，時間就是速度。……我相信，在中央的領導下，隻要我們認真對待，努力工作，50號文件一定能貫徹執行好，我們一定會在經濟管理體製改革的試驗中，走出一條路子來。
就在這個時候，穀牧陪同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乘專機由廣西桂林抵達廣州。當天，習仲勛就向穀牧匯報貫徹執行中發【11979】50號文件的情況，提出了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體。九月二十二日，穀牧在與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等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仲勛同誌提到的，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方針問題。我看不能有第二個方針，隻能下決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非得快馬加鞭不可，要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麵。廣東除了要把本身的經濟很快搞上去之外，還負有創造經驗、闖路子的任務。”關於特區怎麽搞法的問題，穀牧指出，一個是要立法，要組織力量突擊搞出來，北京派專家來幫助;第二是要有實際行動，搞幾個樣板，通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地充實，要拿樣板來說話。穀牧還要求廣東的三人小組要形成拳頭，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請示的問題，三五天就要得到解決。他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勛當場就對吳南生說：“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隨後，省委即決定由吳南生負責廣東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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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最擔心的是深圳一帶的偷渡外逃。在珠海部署完工作後便立即再迴到深圳。此時，深圳市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有二百多個外逃嚴重公社的黨委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參加的學習班。習仲勛在這裏與二十多個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座談。習仲勛問他們，我給你們糧食，能不能把人留住?他們說不行，留不住。這對習仲勛震動很大，使他再次深刻體會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七月七日晚，習仲勛就關於製止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問題，用電報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陳慕華並中央做了簡要報告。報告中說：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確定採取治標治本並舉的方針，從總的趨勢來看，去年底以來發生的這股偷渡外逃風，已經得到遏製，港英當局對此也表示滿意。但是，要根本製止住偷渡外逃，任務仍很艱巨。他還提出要改進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員當做犯人對待。
中共中央二十一日複電中共廣東省委，對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勛貫徹執行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給予了充分肯定，並要求及時總結經驗，繼續做好防範和堵截工作，防止出現反覆。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關於印發習仲勛同誌在惠陽地委反偷渡外逃會議上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還要繼續治本，要做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工作，特別是要把偷渡外逃嚴重地區的生產建設搞好，把黨風和黨的基層組織整頓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廣東省委又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級黨委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貫徹治本治標並舉，以治本為主的方針”，切實改進收容遣送工作，幫助他們解決存在的困難。
十二月七日，習仲勛訪問澳大利亞後順訪香港，同港英署理總督姬達就內地居民非法來港等問題進行會談。習仲勛重申了中方的一貫政策，說明外逃問題隻是一個暫時現象，今後隨著內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因此要更加積極發展雙方的經濟合作。姬達提出雙方今後最好能就此經常交換意見，相互配合。
十二月十八日晚，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再次研究反偷渡外逃問題。會議決定繼續加強反偷渡外逃的鬥爭，調整和加強了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要大造輿論，盡快頒布《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將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改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習仲勛當選省長，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等當選副省長。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廣東省政府頒布了《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反偷渡外逃鬥爭從此有了操作性比較強的法律依據。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勢頭得到遏製。
在反偷渡外逃的鬥爭中，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終解決偷渡外逃問題，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隨之，採取了一係列強有力措施，推動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特區建設。
一九七九年八月，省委決定由劉田夫主持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之後即開始工作，研究製定貫徹中發[1979]50號文件的具體措施，製定經濟體製改革、各項經濟政策、擴大出口貿易和旅遊事業的規劃，擬訂對外經濟活動的方案、法律和條例等;吳南生主要負責對外經濟活動，側重抓章程條例的製訂、經濟體製改革和旅遊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習仲勛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議上，就貫徹中發『1979]50號文件問題發表講話。他在向與會者說明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的由來後說，這一政策一方麵是省委向中央“要權”要來的，另一方麵更是中央從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出發，對體製改革所作出的一個重要決策。他指出，我國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基本是蘇聯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辦法搞經濟，集中過多，統得過死，實踐證明不改革不行。“所以我們一要求，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很快就表態同意。這件事情的實質，就是中國如何搞好體製改革，以適應四化的需要。如果我們廣東不提，中央也會提出來。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把這件事搞好。”“我們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對外經濟活動搞活和辦好特區等方麵闖出一條路子來，作為全國的參考。”他滿懷信心地說：
在態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拚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製改革的試點搞好。要下這樣一個決心，即使是可能犯錯誤，也要幹。我們是幹革命的，現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那股拚命精神。同誌們要團結起來，振作起來，工作要抓緊抓細。一方麵，要有闖勁，要當孫悟空，解放思想，敢於創新，敢於改革，隻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大膽試驗，不要等。……另一方麵，要有科學的態度和紮紮實實的作風，要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多商量，多動腦筋，不要毛毛草草。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困難會很多，阻力會很大，甚至還可能挨一點罵，要有這個精神準備。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要迅速行動起來，要搶時間，時間就是速度。……我相信，在中央的領導下，隻要我們認真對待，努力工作，50號文件一定能貫徹執行好，我們一定會在經濟管理體製改革的試驗中，走出一條路子來。
就在這個時候，穀牧陪同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乘專機由廣西桂林抵達廣州。當天，習仲勛就向穀牧匯報貫徹執行中發【11979】50號文件的情況，提出了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體。九月二十二日，穀牧在與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等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仲勛同誌提到的，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方針問題。我看不能有第二個方針，隻能下決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非得快馬加鞭不可，要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麵。廣東除了要把本身的經濟很快搞上去之外，還負有創造經驗、闖路子的任務。”關於特區怎麽搞法的問題，穀牧指出，一個是要立法，要組織力量突擊搞出來，北京派專家來幫助;第二是要有實際行動，搞幾個樣板，通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地充實，要拿樣板來說話。穀牧還要求廣東的三人小組要形成拳頭，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請示的問題，三五天就要得到解決。他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勛當場就對吳南生說：“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隨後，省委即決定由吳南生負責廣東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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