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廣東偷渡外逃又嚴重起來。七月初，習仲勛到地市縣考察，就選擇到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指出，製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為了盡快遏製偷渡外逃風潮，根據習仲勛指示，中共廣東省委於九月發出製止偷渡外逃的緊急電報通知。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談會在汕頭市召開，提出必須切實加強對反偷渡外逃鬥爭的領導，積極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要求嚴格邊防管理，加強堵截工作。由於人心浮動，有人聞風鋌而走險，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為此，十一月下旬中共廣東省委再次召開有關地、縣委負責人緊急會議，並在邊防地區組織了一次有近萬名幹部、民兵和駐軍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統一行動，到十二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
一九七九年春節前後，粵港澳人員交流頻繁，邊防地區流傳著“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的順口溜。事實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人均年收入卻高達一萬三千元港幣，相差達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內外“邊境開放”、“廣東要放一百萬人去港”等謠言的影響，偷渡外逃在春節之後又一次出現高潮。
當時對抓住的外逃人員採取收容的辦法。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工作也帶來極大困難。是年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過十萬人(包括港英當局一月至六月初遣送迴的三萬三千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衛生條件極差，又值夏天，使人難以忍受，有的收容站還發生了沒飯吃、飲水難、傷病者得不到及時醫治的現象。這時，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求深圳視察，看到收容站的這種情況，當即給寶安縣提出意見，迴到廣州後又向習仲勛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問題。
習仲勛很重視，立即與有關人員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問題。他愧疚地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麽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隻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對於他的意見，當時很多人不接受。習仲勛反覆說明和引導，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實現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邊境經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據齊心迴憶，當時“有人反映習仲勛對反外逃不重視，實際上，他不是不重視外逃的問題，而是反對以‘左’的方法處理外逃問題，認為把偷渡的人一律當成犯人對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沿用以往‘左’的觀點、方法和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的，必須清理‘左’的遺毒，採取標本兼治的積極態度，從源頭抓起，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
習仲勛按照這樣的原則和思路來處理偷渡外逃問題，也經過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經過黃靜波反覆做工作，來自惠陽、東莞、寶安八十多個鄉鎮的七萬群眾聽信謠傳，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湧現邊境前沿，強沖邊防。由於深圳市委事前作了準備，動員大批人員和邊防部隊一起全力進行勸阻和教育，事態才得以平息。這次偷渡外逃風潮，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港英當局動用軍警堵截偷渡外逃者，並向我方施加輿論壓力。
習仲勛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做了認真反思，認為在沒有做好防範措施的情況下，倉促地做出統統放人的決定是不太妥當的。為此，他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六月十日，在省委召開的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習仲勛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整頓社會治安，製止偷渡外逃，創造良好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這股風一定要剎住。”有關地市縣遵照習仲勛的指示，進一步加強了這項工作。
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緊急研究製止偷渡外逃的措施。十三日下午，李先念、餘秋裏和王震等國家領導人在國務院南會議室，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的匯報。李先念強調，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宣傳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給點壓力，不能一出去就有優待;三是根本一條發展生產。要把這個工作擺到黨委的議事日程上，書記要下去做工作。當前解放軍要上去，把口堵住。李先念強調指出，到七月五日，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廣東要基本剎住偷渡外逃風。六月十四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堅決製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
習仲勛對中央的這一指示極為重視，同時也感到壓力很大。六月十七八日，他連續兩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決心當做一場大的戰役來打，六月底剎住偷渡風。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會後，習仲勛、寇慶延到惠陽。吳南生到汕頭，坐鎮指揮反偷渡外逃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堅決製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南方日報》刊發《布告》全文，配發了題為《堅決執行布告，製止偷渡外逃》的社論，號召全省人民、特別是邊防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群眾，要堅決擁護和模範地執行《布告》，立即行動起來，同偷渡外逃活動作鬥爭。
習仲勛和寇慶延趕到惠州，出席惠陽地委召開的反偷渡外逃工作會議。習仲勛在會上指出，堅決製止偷渡外逃，是當前全省的一件大事，特別是靠近港澳的地區和市縣，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個緊急的政治任務來抓。他說，從前一段來看，偷渡外逃已到了堵不勝堵的嚴重地步。這股外逃風已造成嚴重後果，它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嚴重影響生產和危害邊防地區的社會治安，嚴重損害我國的國際聲譽。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失去信心。他強調，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方針，要治標治本並舉。治本，就是要從物質基礎上、精神上和組織上，為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和製止外逃創造牢固的條件，隻要生產上去了，收人增加了，就可以大大減少外逃。他還列舉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頭角鎮近一年來發展經濟取得的成功經驗加以說明。治標，就是要在邊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堅決打擊煽動、組織策劃外逃的壞人，同時大力開展宣傳攻勢，大造輿論，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製止下來，剎住歪風。他要求，以縣為單位，節節設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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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春節前後，粵港澳人員交流頻繁，邊防地區流傳著“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的順口溜。事實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人均年收入卻高達一萬三千元港幣，相差達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內外“邊境開放”、“廣東要放一百萬人去港”等謠言的影響，偷渡外逃在春節之後又一次出現高潮。
當時對抓住的外逃人員採取收容的辦法。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工作也帶來極大困難。是年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過十萬人(包括港英當局一月至六月初遣送迴的三萬三千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衛生條件極差，又值夏天，使人難以忍受，有的收容站還發生了沒飯吃、飲水難、傷病者得不到及時醫治的現象。這時，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求深圳視察，看到收容站的這種情況，當即給寶安縣提出意見，迴到廣州後又向習仲勛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問題。
習仲勛很重視，立即與有關人員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問題。他愧疚地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麽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隻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對於他的意見，當時很多人不接受。習仲勛反覆說明和引導，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實現了“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觀念的轉變，邊境經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據齊心迴憶，當時“有人反映習仲勛對反外逃不重視，實際上，他不是不重視外逃的問題，而是反對以‘左’的方法處理外逃問題，認為把偷渡的人一律當成犯人對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沿用以往‘左’的觀點、方法和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的，必須清理‘左’的遺毒，採取標本兼治的積極態度，從源頭抓起，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
習仲勛按照這樣的原則和思路來處理偷渡外逃問題，也經過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經過黃靜波反覆做工作，來自惠陽、東莞、寶安八十多個鄉鎮的七萬群眾聽信謠傳，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湧現邊境前沿，強沖邊防。由於深圳市委事前作了準備，動員大批人員和邊防部隊一起全力進行勸阻和教育，事態才得以平息。這次偷渡外逃風潮，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港英當局動用軍警堵截偷渡外逃者，並向我方施加輿論壓力。
習仲勛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做了認真反思，認為在沒有做好防範措施的情況下，倉促地做出統統放人的決定是不太妥當的。為此，他在省委常委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六月十日，在省委召開的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習仲勛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整頓社會治安，製止偷渡外逃，創造良好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這股風一定要剎住。”有關地市縣遵照習仲勛的指示，進一步加強了這項工作。
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緊急研究製止偷渡外逃的措施。十三日下午，李先念、餘秋裏和王震等國家領導人在國務院南會議室，聽取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的匯報。李先念強調，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宣傳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給點壓力，不能一出去就有優待;三是根本一條發展生產。要把這個工作擺到黨委的議事日程上，書記要下去做工作。當前解放軍要上去，把口堵住。李先念強調指出，到七月五日，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廣東要基本剎住偷渡外逃風。六月十四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堅決製止廣東省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指示》。
習仲勛對中央的這一指示極為重視，同時也感到壓力很大。六月十七八日，他連續兩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貫徹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決心當做一場大的戰役來打，六月底剎住偷渡風。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廣東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會後，習仲勛、寇慶延到惠陽。吳南生到汕頭，坐鎮指揮反偷渡外逃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堅決製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南方日報》刊發《布告》全文，配發了題為《堅決執行布告，製止偷渡外逃》的社論，號召全省人民、特別是邊防地區的廣大幹部和群眾，要堅決擁護和模範地執行《布告》，立即行動起來，同偷渡外逃活動作鬥爭。
習仲勛和寇慶延趕到惠州，出席惠陽地委召開的反偷渡外逃工作會議。習仲勛在會上指出，堅決製止偷渡外逃，是當前全省的一件大事，特別是靠近港澳的地區和市縣，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為一個緊急的政治任務來抓。他說，從前一段來看，偷渡外逃已到了堵不勝堵的嚴重地步。這股外逃風已造成嚴重後果，它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嚴重影響生產和危害邊防地區的社會治安，嚴重損害我國的國際聲譽。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失去信心。他強調，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方針，要治標治本並舉。治本，就是要從物質基礎上、精神上和組織上，為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和製止外逃創造牢固的條件，隻要生產上去了，收人增加了，就可以大大減少外逃。他還列舉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頭角鎮近一年來發展經濟取得的成功經驗加以說明。治標，就是要在邊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堅決打擊煽動、組織策劃外逃的壞人，同時大力開展宣傳攻勢，大造輿論，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製止下來，剎住歪風。他要求，以縣為單位，節節設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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