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一結束，習仲勛趕迴廣東，立即向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別強調廣東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又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後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拚老命我們也要幹”。他要求說：“穀牧來，我們要做好匯報。到底怎麽搞，要好好準備，把大的盤子定下來。這也是從全局出發，二十多個省、市也總要有先有後的上。我們挑的擔子很重，但很光榮。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他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廣東省委關於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廣東來說，是關係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條件，發揮廣東的優勢，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方麵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但是，黨中央這樣關心和支持我們，這就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隻要我們團結一致，兢兢業業，埋頭苦幹，謙虛謹慎，大膽探索，千方百計把事情辦好，就一定能夠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隻要我們團結戰鬥，就總會有辦法。”
五月十一日，穀牧率領中央工作組抵達廣州。五月十四日，習仲勛、楊尚昆和劉田夫等按照事先準備的《匯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向中央工作組做了詳細匯報。穀牧聽取匯報後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必要性、經濟體製改革要解決的若幹問題、立法工作和當前要給廣東解決的具體問題講了意見，要求“廣東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殺出一條血路，創造經驗”，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決定更開放一些。五月二十日，穀牧和中央工作組的成員與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等人進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國務院的報告交換了意見。六月六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包括以下內容：一、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二、初步規劃設想;三、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製;四、試辦出口特區;五、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報告中，還希望中央幫助廣東解決化肥、電力、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麵存在的突出困難。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報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幹部群眾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於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外匯收人和財政實行定額包幹，一定五年不變;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製，適當利用市場調節;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麵，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經中央批準的廣東省委報告還提出：“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報告也明確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匯管理和海關製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對新中國成立後近三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對外開放理論正確理解和發展的結果，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一個支點，撬動了中國舊體製的巨石。
對於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葉劍英深表贊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於六月在接見參加廣東三級幹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時高興地說：“同誌們反映，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是可以信賴的，地委書記也是可以信賴的，關鍵在於領導。”他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地方的同誌要求經濟體製要改變一下，下放一些權力。究竟下放多少，改變多大，沒有把握。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習仲勛向葉劍英表示，一定要從廣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給廣東的任務。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迅即決定成立由劉田夫、王全國和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中發[1979]50號文件的落實;建立廣東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具體協調。“從汶以後，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踏上了光榮而又艱難的曆程”1。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南粵大地帶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標本兼治解決“偷渡外逃”
正在廣東省實施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時候，另一個曆史難題——“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來。在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過程中，習仲勛和廣東省委進一步認識到，隻有加快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
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個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特殊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前，邊防管理鬆懈，實際上有邊無防，粵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國建立後，國家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設立邊防線，加強管理。建國初的七年間，香港居民經常到廣東尋找工作。後來，由於我們實行一係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難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廣東連續發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門的事件。其中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十一萬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萬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出現了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習仲勛到廣東履職後，就遇到了這個棘手的老大難問題。
對這次新的偷渡外逃風，中共廣東省委十分重視。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韋國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說，當前廣東所麵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靠近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鄧小平強調要恢複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認真清理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這番話，是鄧小平對當時中國社會深刻認識和反思的結果，是有遠見卓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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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習仲勛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他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廣東省委關於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廣東來說，是關係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條件，發揮廣東的優勢，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方麵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但是，黨中央這樣關心和支持我們，這就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隻要我們團結一致，兢兢業業，埋頭苦幹，謙虛謹慎，大膽探索，千方百計把事情辦好，就一定能夠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隻要我們團結戰鬥，就總會有辦法。”
五月十一日，穀牧率領中央工作組抵達廣州。五月十四日，習仲勛、楊尚昆和劉田夫等按照事先準備的《匯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向中央工作組做了詳細匯報。穀牧聽取匯報後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必要性、經濟體製改革要解決的若幹問題、立法工作和當前要給廣東解決的具體問題講了意見，要求“廣東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殺出一條血路，創造經驗”，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決定更開放一些。五月二十日，穀牧和中央工作組的成員與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等人進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國務院的報告交換了意見。六月六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包括以下內容：一、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二、初步規劃設想;三、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製;四、試辦出口特區;五、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報告中，還希望中央幫助廣東解決化肥、電力、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麵存在的突出困難。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報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幹部群眾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於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外匯收人和財政實行定額包幹，一定五年不變;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製，適當利用市場調節;在計劃、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麵，擴大地方管理權限;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經中央批準的廣東省委報告還提出：“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報告也明確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匯管理和海關製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對新中國成立後近三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對外開放理論正確理解和發展的結果，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一個支點，撬動了中國舊體製的巨石。
對於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葉劍英深表贊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於六月在接見參加廣東三級幹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時高興地說：“同誌們反映，廣東省委的負責人是可以信賴的，地委書記也是可以信賴的，關鍵在於領導。”他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地方的同誌要求經濟體製要改變一下，下放一些權力。究竟下放多少，改變多大，沒有把握。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先走一步，把廣東作為試點”，“廣東搞好了，可以推動全國、促進全國。”習仲勛向葉劍英表示，一定要從廣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改革開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給廣東的任務。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迅即決定成立由劉田夫、王全國和吳南生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中發[1979]50號文件的落實;建立廣東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具體協調。“從汶以後，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踏上了光榮而又艱難的曆程”1。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南粵大地帶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標本兼治解決“偷渡外逃”
正在廣東省實施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時候，另一個曆史難題——“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來。在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過程中，習仲勛和廣東省委進一步認識到，隻有加快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偷渡外逃問題。
廣東群眾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個曆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特殊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前，邊防管理鬆懈，實際上有邊無防，粵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國建立後，國家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設立邊防線，加強管理。建國初的七年間，香港居民經常到廣東尋找工作。後來，由於我們實行一係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難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廣東連續發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門的事件。其中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廣東省共發生偷渡外逃十一萬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萬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出現了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習仲勛到廣東履職後，就遇到了這個棘手的老大難問題。
對這次新的偷渡外逃風，中共廣東省委十分重視。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韋國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廣州視察工作的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說，當前廣東所麵臨的一個難題，就是靠近港澳邊境地區偷渡風猖獗，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鄧小平當即指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鄧小平強調要恢複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認真清理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這番話，是鄧小平對當時中國社會深刻認識和反思的結果，是有遠見卓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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