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農村的最初改革，還體現在從“以糧為綱”轉變到發展多種經營方麵。廣東農村同全國一樣，長期強調“以糧為綱”，限製多種經營，結果導致多種經營生產萎縮，市場商品供應短缺。習仲勛等廣東省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開始研究這方麵的問題，探索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開 拓視野，農林牧副漁五業並舉的意見。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 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勛又提出：“要改進農業生產的計劃管理。今後生產隊隻要保證完成國家下認的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產量計劃，就可以因地製宜安排種植計劃。”習仲勛指出：各地、縣在保證完成糧食計劃產和經濟作物種植麵積。於是，廣東各地、縣開始對農業產業結構進行大幅度調整。下半年，習仲勛到新設立的深圳市寶安區視察時，專門了解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情況。放苞後來迴憶說，過去糧食種植麵積多少是死的，隻能多種不能少種，糧食上調也是死命令，隻能多給不能少給，農民糧食徵購任務過重過死，其他難以發展，這種情況一直沒有改善。習仲勛來到廣東後，調整農業生產布局，生產結構得到了合理調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為了滿足香港市場的需要，省委批準寶安減少糧食播種麵積，將五萬畝稻田改為塘魚等鮮活商品生產基地，鮮活商品發展起來了，滿足了香港市場的需要，也使群眾增加了收入。
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調整，促進了全省農業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廣東雖然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災害，水稻種植麵積比上年減少，但是全省糧食總產量仍然達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產十五億斤;花生、橡膠、茶葉等經濟作物有較大增長;社隊企業、家庭副業都有較大發展;社員口糧和現金分配收入明顯增長。
廣東省在農村實行的“五定一獎”責任製，雖然克服了“打大撈”的現象，卻無法解決“打小撈”的問題，包產到戶由個別地方逐漸擴展起來。習仲勛和省委一方麵強調要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試行條例(試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麵提出，要切實幫助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克服困難，不能粗暴指責，更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批判。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的這種態度，實際上使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在繼續增加。
一九八〇年春，習仲勛和省委、省政府在組織工作組進行春耕生產大檢查中，了解到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糧田都大幅增產，解決了吃飯問題。於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研究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等問題。會議認為，一些窮困地區的部分“三靠隊”，為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解決暫時困難，可以允許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管理的前提下，實行“包產到戶”，但是要向幹部說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最根本的措施還是要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同時，要堅決製止分田單幹。
根據這次常委會議的精神，中共廣東省委於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在會議的討論中，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有的縣委書記認為可以支持，有的則堅決反對，兩種意見爭論得很激烈。二十七日，習仲勛在總結講話中說：“解決這個問題，領導上既要態度明朗，旗幟鮮明，又要善於因勢利導，講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壓製方法，不要同群眾頂牛。”“一是堅決反對分田單幹。第二是包產到戶同分田單幹有原則區別，但它很容易滑向單幹。一些特殊困難的社、隊，已經出現了包產到戶，並且農民群眾一時還不願意改為實行聯繫產量到組或實行定額管理和評比獎勵的，可以允許繼續實行。但一定要講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他提出，省直機關要抽人組成調查組下去，和當地黨委一起調查農民生產、生活的真實狀況，傾聽幹部、群眾的意見和唿聲，認真負責地解決好這些問題。會後，按照習仲勛的意見，省直機關抽調二百多名幹部，分赴十六個縣調查研究。
這時，全國也正在為集體“陽關道”與個體“獨木橋”展開激烈爭辯。許多領導幹部贊成清除“左”的思想錯誤，卻激烈地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體製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辦法去強力阻止農民實行包產到戶。廣東的做法，盡管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能夠允許貧困社隊搞包產到戶，已經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風險。
五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的這一談話，如撥雲見日，給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在農村推行包產到戶吃了定心丸。
習仲勛根據調查組在農村實地調查所反映出的問題，聯繫廣東的實際，指出：“一些生產隊一時找不到克服困難的其他辦法，搞了包產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幹部和黨員，不要去硬扭。各級黨委的主要責任在於深入調查研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對已經分田單幹或者正在鬧分田單幹的，在群眾自願的原則下，用包產到戶的辦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隨著實踐慢慢地轉變，決策也更加符合實際，廣東“便形成了粵東粵粵西試驗，粵中粵北看一兩年的‘中間不動兩頭包’的情況”。
九月，習仲勛來到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鬧得沸沸揚揚的湛江地區視察。在徐聞縣，他在縣、社幹部會議上做了講話，指出：
事物是變化的，一成不變不可能。三中全會討論過的兩個農業文件，規定過不準包產到戶，不準分田單幹。規定了不能不執行，但隨著實踐和認識的提高，也發生了變化。允許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單幹還是不準的。這就說明，經過實踐，慢慢地人的認識更符合客觀實際……從總結經驗教訓來說，有些地方出現較多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主要是經營管理沒 有搞好，責任製沒有搞好，生產力水平低，集體經濟十分單薄，極左路線的幹擾破壞，造成很大的危害，從這點來說，有些地方搞單幹，對我們是一種懲罰。我們搞幾十年，搞了一個窮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花了很大的代價，花了許多錢財物質。現在粉碎“四人幫”已經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認識適應形勢的需要，避免主觀片麵性，力爭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就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群眾的正確意見，把正確的東西集中起來，又堅持下去，實行正確的領導。
習仲勛的這一段話，語重心長，引人深思，是他這個“老農村”對自己這幾十年農村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從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迴顧與前瞻》的長篇講話以來，他的思想隨著黨在這個問題認識上的變化而發展，其間也走過了難以言說的曆程。但有一點習仲勛始終堅持著，這就是尊重群眾的實踐，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廣東雖然對包產到戶經曆了逐漸認識的過程，但他對群眾不批不壓，沒有硬扭，沒有重犯黨的曆史上幾次把包產到戶強壓下去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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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調整，促進了全省農業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廣東雖然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災害，水稻種植麵積比上年減少，但是全省糧食總產量仍然達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產十五億斤;花生、橡膠、茶葉等經濟作物有較大增長;社隊企業、家庭副業都有較大發展;社員口糧和現金分配收入明顯增長。
廣東省在農村實行的“五定一獎”責任製，雖然克服了“打大撈”的現象，卻無法解決“打小撈”的問題，包產到戶由個別地方逐漸擴展起來。習仲勛和省委一方麵強調要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試行條例(試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麵提出，要切實幫助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克服困難，不能粗暴指責，更不能用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批判。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的這種態度，實際上使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在繼續增加。
一九八〇年春，習仲勛和省委、省政府在組織工作組進行春耕生產大檢查中，了解到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糧田都大幅增產，解決了吃飯問題。於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習仲勛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研究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等問題。會議認為，一些窮困地區的部分“三靠隊”，為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解決暫時困難，可以允許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管理的前提下，實行“包產到戶”，但是要向幹部說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最根本的措施還是要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同時，要堅決製止分田單幹。
根據這次常委會議的精神，中共廣東省委於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在會議的討論中，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有的縣委書記認為可以支持，有的則堅決反對，兩種意見爭論得很激烈。二十七日，習仲勛在總結講話中說：“解決這個問題，領導上既要態度明朗，旗幟鮮明，又要善於因勢利導，講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壓製方法，不要同群眾頂牛。”“一是堅決反對分田單幹。第二是包產到戶同分田單幹有原則區別，但它很容易滑向單幹。一些特殊困難的社、隊，已經出現了包產到戶，並且農民群眾一時還不願意改為實行聯繫產量到組或實行定額管理和評比獎勵的，可以允許繼續實行。但一定要講清楚，這是對特殊困難的社隊的臨時措施，是權宜之計。”他提出，省直機關要抽人組成調查組下去，和當地黨委一起調查農民生產、生活的真實狀況，傾聽幹部、群眾的意見和唿聲，認真負責地解決好這些問題。會後，按照習仲勛的意見，省直機關抽調二百多名幹部，分赴十六個縣調查研究。
這時，全國也正在為集體“陽關道”與個體“獨木橋”展開激烈爭辯。許多領導幹部贊成清除“左”的思想錯誤，卻激烈地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體製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辦法去強力阻止農民實行包產到戶。廣東的做法，盡管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能夠允許貧困社隊搞包產到戶，已經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風險。
五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的這一談話，如撥雲見日，給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在農村推行包產到戶吃了定心丸。
習仲勛根據調查組在農村實地調查所反映出的問題，聯繫廣東的實際，指出：“一些生產隊一時找不到克服困難的其他辦法，搞了包產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幹部和黨員，不要去硬扭。各級黨委的主要責任在於深入調查研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對已經分田單幹或者正在鬧分田單幹的，在群眾自願的原則下，用包產到戶的辦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隨著實踐慢慢地轉變，決策也更加符合實際，廣東“便形成了粵東粵粵西試驗，粵中粵北看一兩年的‘中間不動兩頭包’的情況”。
九月，習仲勛來到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鬧得沸沸揚揚的湛江地區視察。在徐聞縣，他在縣、社幹部會議上做了講話，指出：
事物是變化的，一成不變不可能。三中全會討論過的兩個農業文件，規定過不準包產到戶，不準分田單幹。規定了不能不執行，但隨著實踐和認識的提高，也發生了變化。允許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單幹還是不準的。這就說明，經過實踐，慢慢地人的認識更符合客觀實際……從總結經驗教訓來說，有些地方出現較多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主要是經營管理沒 有搞好，責任製沒有搞好，生產力水平低，集體經濟十分單薄，極左路線的幹擾破壞，造成很大的危害，從這點來說，有些地方搞單幹，對我們是一種懲罰。我們搞幾十年，搞了一個窮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花了很大的代價，花了許多錢財物質。現在粉碎“四人幫”已經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認識適應形勢的需要，避免主觀片麵性，力爭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就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群眾的正確意見，把正確的東西集中起來，又堅持下去，實行正確的領導。
習仲勛的這一段話，語重心長，引人深思，是他這個“老農村”對自己這幾十年農村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從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迴顧與前瞻》的長篇講話以來，他的思想隨著黨在這個問題認識上的變化而發展，其間也走過了難以言說的曆程。但有一點習仲勛始終堅持著，這就是尊重群眾的實踐，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廣東雖然對包產到戶經曆了逐漸認識的過程，但他對群眾不批不壓，沒有硬扭，沒有重犯黨的曆史上幾次把包產到戶強壓下去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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