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日晚，會議通知各組醞釀討論增補陳雲、鄧穎超、王震、胡耀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並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習仲勛等九位同誌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等人事問題。大家在討論中，一致同意這些同誌進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認為是眾望所歸。但也有個別代表認為進入政治局的這幾位同誌，除胡耀邦外，年齡都有些偏大，力不從心了。為了彌補這一不足，有的同誌提出設立中央書記處的建議。
習仲勛在十一日上午的發言中說：“我完全同意設立中央書記處協助常委、政治局處理日常事務，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慮一些決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來，也可以先考慮成立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設一個秘書長，由胡耀邦任秘書長，再設幾個副秘書長。有了這個工作班子，就能夠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擔起來，使政治局、常委，特別是常委完全擺脫日常事務。希望這次中央全會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習仲勛的這一建議，“許多同誌鼓掌表示同意”。後來，中央採納了這一建議，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負責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使那些堅持“兩個凡是”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認識不足的同誌，包括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別人，對這兩個問題也逐漸有所認識。之後，會議轉入討論李先念在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和今後兩年的經濟計劃問題。
十二月九日，王全國代表習仲勛和薛光軍發表係統意見，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些問題的看法還是首次提出。
他們首先談到安定團結的問題。認為安定團結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絕對必要前提，“沒有安定團結，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十分珍惜、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為此，對於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雖然作為全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可以結束了，但思想上、理論上的批判還很艱巨，冤假錯案的甄別平反，對各方麵人的政策落實，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時，必須認真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從中央鄭州局到各級黨委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把各級領導幹部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抓緊製定必要的法律、製度，保證人民的民主。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要先改善農民的生活，切實解決城市工礦職工的生活供應和住房等問題。他們還在深刻總結這十多年來社會發展的沉痛教訓基礎上，特別提出了涉及社會主義時期安定團結的重大理論問題，即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他們認為毛澤東在過去曾多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同於舊社會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雖然階級鬥爭還存在，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種動亂局麵，並非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必然規律”，至於說黨內出現了多少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更是“四人幫”一夥的捏造。由此，他 們提出“要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從理論上講清這些問題，有利於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有利於鞏固發展安定團結”。這實際上是比較早地對毛澤東提出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質疑。
其次，他們對關於經濟工作必須實行的三個轉變問題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國家計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經濟工作中要實行三個轉變，講得很好，但在論述第二個轉變中，建議加上“用行政辦法轉變為採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統收統交，統得過死，轉到統一計劃下實行分級管理，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的體製上來”。國家計委後來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們的意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印發的文件稿中加上了這一思想。
第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兩年計劃安排的問題，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形勢很好。但是，‘四人幫’幹擾破壞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並未完全轉變過來。現在比例失調情況概括起來是四短兩長。四短：一是農業這個基礎太薄弱，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和工業發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動力建築材料不足，不能適應生產建設的需要;三是交通運輸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帳很多。兩長：一是基建戰線太長，全國鋪開的五萬元以上的建設項目十二萬四千個;二是有些工業生產加工能力長了，缺電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們在實事求是地分析全國經濟形勢後提出：“麵對國民經濟這樣比例失調的情況，應當採取調整的方針，下大力量加強短線，壓縮長線，尤其要突出地加強農業這個基礎，加強燃料動力和交通運輸，不能修修補補。”為此，建議採取三大措施：一是多進口幾百萬噸糧食，讓農民有個休養生息機會，以調整農業布局，發展多種經濟和林牧副漁;二是利用大好時機，更多地利用外國資金，對農業、燃料、電力和交通運輸多投點資，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農副產品價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價格上，步子邁得再大點，對老企業挖潛革新改造上也要給以充分的重視和安排。
第四，他們強調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是個大問題。他們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財力、物力、人力統一由中央統收統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對於這方麵的弊病，這次會上多數同誌都看到了，體製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時，從戰略上講，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衝破小農經濟和原來學習蘇聯的那一套。當然在實行步驟上要穩妥點，工作要做細些”。現在討論的文件在這個問題上，比過去進了一步，但還不夠放手，不敢多分些職權給地方，擴大企業的權益也比較抽象。中國這樣大，一個省就等於一個西歐大國，希望體製改革這次一定要解決。建議中央成立個體製改革小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誌參加，搞出個辦法來。
第五，關於加強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和經濟管理中的混亂現象，一方麵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一方麵是因為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抓好綜合平衡和正確利用價值規律。離開了綜合平衡和正確利用價值規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國家計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調查研究，加強國民經濟大的綜合平衡工作，同時，要給地方統籌安排國民經濟的權力，有了省、市、自治區的平衡，國家的綜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強物價工作，重視利用價值規律，在價格政策方麵給省、市更大的權力。
最後，王全國代表習仲勛和薛光軍提出了有關廣東經濟建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一步強調要利用廣東的特點，加快經濟建設的步子。他們說，廣東地處熱帶亞熱帶，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廣闊的海洋，發展農業生產的潛力很大，特別適宜發展熱帶亞熱帶作物。有些輕工業產品和工藝美術也占全國第一位。同時，廣東毗鄰港澳，有八百萬華僑，對於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旅遊，爭取僑匯，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他們殷切“希望中央考慮如何利用廣東的優勢，特別是利用發展外貿的有利條件，給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給地方在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上以更大的權力，使廣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大家都說，廣東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大有作為，但如果體製上政策上不給地方更大權力，我們也是不能大有作為的。當前我們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為，希望這個問題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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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在十一日上午的發言中說：“我完全同意設立中央書記處協助常委、政治局處理日常事務，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慮一些決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來，也可以先考慮成立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設一個秘書長，由胡耀邦任秘書長，再設幾個副秘書長。有了這個工作班子，就能夠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擔起來，使政治局、常委，特別是常委完全擺脫日常事務。希望這次中央全會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習仲勛的這一建議，“許多同誌鼓掌表示同意”。後來，中央採納了這一建議，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負責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使那些堅持“兩個凡是”和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認識不足的同誌，包括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別人，對這兩個問題也逐漸有所認識。之後，會議轉入討論李先念在經濟務虛會上的講話和今後兩年的經濟計劃問題。
十二月九日，王全國代表習仲勛和薛光軍發表係統意見，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些問題的看法還是首次提出。
他們首先談到安定團結的問題。認為安定團結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絕對必要前提，“沒有安定團結，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十分珍惜、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為此，對於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雖然作為全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可以結束了，但思想上、理論上的批判還很艱巨，冤假錯案的甄別平反，對各方麵人的政策落實，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時，必須認真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從中央鄭州局到各級黨委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把各級領導幹部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抓緊製定必要的法律、製度，保證人民的民主。要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要先改善農民的生活，切實解決城市工礦職工的生活供應和住房等問題。他們還在深刻總結這十多年來社會發展的沉痛教訓基礎上，特別提出了涉及社會主義時期安定團結的重大理論問題，即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他們認為毛澤東在過去曾多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同於舊社會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雖然階級鬥爭還存在，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種動亂局麵，並非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必然規律”，至於說黨內出現了多少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更是“四人幫”一夥的捏造。由此，他 們提出“要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從理論上講清這些問題，有利於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有利於鞏固發展安定團結”。這實際上是比較早地對毛澤東提出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質疑。
其次，他們對關於經濟工作必須實行的三個轉變問題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國家計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經濟工作中要實行三個轉變，講得很好，但在論述第二個轉變中，建議加上“用行政辦法轉變為採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統收統交，統得過死，轉到統一計劃下實行分級管理，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的體製上來”。國家計委後來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們的意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印發的文件稿中加上了這一思想。
第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兩年計劃安排的問題，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形勢很好。但是，‘四人幫’幹擾破壞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並未完全轉變過來。現在比例失調情況概括起來是四短兩長。四短：一是農業這個基礎太薄弱，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和工業發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動力建築材料不足，不能適應生產建設的需要;三是交通運輸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帳很多。兩長：一是基建戰線太長，全國鋪開的五萬元以上的建設項目十二萬四千個;二是有些工業生產加工能力長了，缺電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們在實事求是地分析全國經濟形勢後提出：“麵對國民經濟這樣比例失調的情況，應當採取調整的方針，下大力量加強短線，壓縮長線，尤其要突出地加強農業這個基礎，加強燃料動力和交通運輸，不能修修補補。”為此，建議採取三大措施：一是多進口幾百萬噸糧食，讓農民有個休養生息機會，以調整農業布局，發展多種經濟和林牧副漁;二是利用大好時機，更多地利用外國資金，對農業、燃料、電力和交通運輸多投點資，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農副產品價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價格上，步子邁得再大點，對老企業挖潛革新改造上也要給以充分的重視和安排。
第四，他們強調改革經濟管理體製是個大問題。他們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財力、物力、人力統一由中央統收統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對於這方麵的弊病，這次會上多數同誌都看到了，體製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時，從戰略上講，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衝破小農經濟和原來學習蘇聯的那一套。當然在實行步驟上要穩妥點，工作要做細些”。現在討論的文件在這個問題上，比過去進了一步，但還不夠放手，不敢多分些職權給地方，擴大企業的權益也比較抽象。中國這樣大，一個省就等於一個西歐大國，希望體製改革這次一定要解決。建議中央成立個體製改革小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誌參加，搞出個辦法來。
第五，關於加強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和經濟管理中的混亂現象，一方麵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一方麵是因為綜合平衡和利用價值規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抓好綜合平衡和正確利用價值規律。離開了綜合平衡和正確利用價值規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國家計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調查研究，加強國民經濟大的綜合平衡工作，同時，要給地方統籌安排國民經濟的權力，有了省、市、自治區的平衡，國家的綜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強物價工作，重視利用價值規律，在價格政策方麵給省、市更大的權力。
最後，王全國代表習仲勛和薛光軍提出了有關廣東經濟建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一步強調要利用廣東的特點，加快經濟建設的步子。他們說，廣東地處熱帶亞熱帶，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廣闊的海洋，發展農業生產的潛力很大，特別適宜發展熱帶亞熱帶作物。有些輕工業產品和工藝美術也占全國第一位。同時，廣東毗鄰港澳，有八百萬華僑，對於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旅遊，爭取僑匯，具有十分有利的條件。他們殷切“希望中央考慮如何利用廣東的優勢，特別是利用發展外貿的有利條件，給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給地方在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上以更大的權力，使廣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大家都說，廣東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大有作為，但如果體製上政策上不給地方更大權力，我們也是不能大有作為的。當前我們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為，希望這個問題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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