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上午，習仲勛又就如何解決農業問題做了係統發言。他說：
在農業問題上，一定要揭露矛盾，總結經驗，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下最大力氣把農業搞上去。我們黨領導農民從事革命和生產，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我們是從農村工作起家的。但現在農業問題卻成了拖四個現代化後腿的嚴重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定要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能提高自覺性，抓好農業這個基礎。我感到《決定》草稿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和揭露矛盾。要麵對現實，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績必須肯定。但農業發展的速度不夠快，還擺脫不了八億人口搞飯吃的局麵，並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飯。……解放後我國農業的發展是迅速的，但這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破壞很嚴重，加上我們工作方麵的問題，農業發展緩慢。現在，“四人幫”垮台了，有可能、也應當認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加以解決。……不破不立，要把農業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的破壞，拔亂反正，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半年來，我們通過整風，抓住廣東農業為什麽上不去的問題，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動員全黨來解決這個問題。
習仲勛贊成《決定》草稿中提出設立國家農業委員會的建議，並提出省、地、縣都應設立這個機構，加強對農業的領導。他迴到廣東後，就立即在廣東建立了這個機構，並親自兼任農委主任。他還建議農業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專業總公司”，“農業的投資也需要增加”。
習仲勛就如何把廣東農業搞上去，談了他在廣東前一段提出的四點意見，並著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改變現在的經濟管理體製，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充分發揮各地方的積極性，希望中央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他強調，廣東農業要大幹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複元氣上，同時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開闢新的生產門路。要發揮廣東的特點，多搞海水養殖業、海洋捕魚業和牧業，多搞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為人民群眾提供較多的食物，為國家建設和外貿出口做出更大的貢獻。他還建議國家把開發海南島作為發展農業的重點地區之一。他說，海南島是個寶島，要大力發展橡膠、劍麻等熱帶作物，“要搞幾個大型的現代化的穀物農場，多生產糧食，為大規模開發海南創造條件”。
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成員，大多數是像習仲勛這樣經曆過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其中相當多的又經過“文化大革命”而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有許多反思。這次會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於是與會成員暢所欲言，敢講真話，都從各自所孰悉的領域，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經驗教訓。大家對於過去那種政治運動不斷，一抓生產和經濟就被批為“唯年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在發展生產中，又不講究經濟效果，不按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經濟中，對地方經濟統得過死，對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利用不夠;對農輕重發展次序，說起來是農、輕、重，做起來是重、輕、農;以及片麵強調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再也不能這樣繼續搞下去了。
在總結和反思這些經驗教訓中，自然就聯繫和涉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遺留案件。如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指出，發展安定團結是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如應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平反，為陶鑄、王鶴壽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和革命的貢獻很大，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要批判康生的嚴重錯誤，等等。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得到與會成員的熱烈擁護，也說出了習仲勛的心裏話。
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討論和研究了與會代表提出的意見，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由華國鋒代表中央對這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決定：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動;所謂“二月逆流”是林彪一夥對幾位老帥的誣陷;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冤案平反，並指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康生、謝富治的罪行應當揭發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加以處理，有錯必糾。
習仲勛和與會代表對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見，感到滿意。二十七日上午，習仲勛在中南組會上發言，認為對天安門事件和彭德懷等其他許多重大問題的處理解決得很好，這對今後工作將起重要作用，是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很大動力。他認為自己的老戰友彭德懷功大於過，建議中央在提到其錯誤的措詞時應更輕一些。他還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第一次開得這樣好的會議。大家暢所欲言，敢講心裏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他頗為激動地說：“我十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會了，參加這次會議心情非常舒暢，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針對會上許多老幹部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鬥尚有意見時，說：“我們經受了很大鍛鍊，不要計較個人，要多為黨做工作。老幹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為我們黨培育的好傳統、好作風，傳給下一代。”他根據華國鋒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扔然沒有就實踐標準問題明確表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次會議上不講兩句，恐怕不好。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對實際工作關係很大，外界議論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堅持實事求是，希望華主席最後講一下。”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王全國和薛光軍三人缺實非常活躍。十二月三日，在許多同誌的發言都轉到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和醞釀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等問題時，王全國除在會上旗幟鮮明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認識外，並宣讀了習仲勛和他及薛光軍三人寫給華國鋒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這次會議上要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他們對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別領導人仍然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表示不放心，擔心會影響全國的安定團結。
王全國讀完他們三人的信後，得到中南組絕大多數同誌的支持，參加會議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簽名。於是，這封信在上報中央政治局的同時，也全文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這無疑對會議討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習仲勛還在會上提出設立中央秘書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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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問題上，一定要揭露矛盾，總結經驗，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下最大力氣把農業搞上去。我們黨領導農民從事革命和生產，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我們是從農村工作起家的。但現在農業問題卻成了拖四個現代化後腿的嚴重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定要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能提高自覺性，抓好農業這個基礎。我感到《決定》草稿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和揭露矛盾。要麵對現實，建國以來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績必須肯定。但農業發展的速度不夠快，還擺脫不了八億人口搞飯吃的局麵，並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飯。……解放後我國農業的發展是迅速的，但這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破壞很嚴重，加上我們工作方麵的問題，農業發展緩慢。現在，“四人幫”垮台了，有可能、也應當認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加以解決。……不破不立，要把農業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對農業的破壞，拔亂反正，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半年來，我們通過整風，抓住廣東農業為什麽上不去的問題，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動員全黨來解決這個問題。
習仲勛贊成《決定》草稿中提出設立國家農業委員會的建議，並提出省、地、縣都應設立這個機構，加強對農業的領導。他迴到廣東後，就立即在廣東建立了這個機構，並親自兼任農委主任。他還建議農業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專業總公司”，“農業的投資也需要增加”。
習仲勛就如何把廣東農業搞上去，談了他在廣東前一段提出的四點意見，並著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改變現在的經濟管理體製，在中央統一計劃下，充分發揮各地方的積極性，希望中央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他強調，廣東農業要大幹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複元氣上，同時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開闢新的生產門路。要發揮廣東的特點，多搞海水養殖業、海洋捕魚業和牧業，多搞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為人民群眾提供較多的食物，為國家建設和外貿出口做出更大的貢獻。他還建議國家把開發海南島作為發展農業的重點地區之一。他說，海南島是個寶島，要大力發展橡膠、劍麻等熱帶作物，“要搞幾個大型的現代化的穀物農場，多生產糧食，為大規模開發海南創造條件”。
參加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與會成員，大多數是像習仲勛這樣經曆過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其中相當多的又經過“文化大革命”而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有許多反思。這次會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於是與會成員暢所欲言，敢講真話，都從各自所孰悉的領域，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經驗教訓。大家對於過去那種政治運動不斷，一抓生產和經濟就被批為“唯年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在發展生產中，又不講究經濟效果，不按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經濟中，對地方經濟統得過死，對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利用不夠;對農輕重發展次序，說起來是農、輕、重，做起來是重、輕、農;以及片麵強調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等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再也不能這樣繼續搞下去了。
在總結和反思這些經驗教訓中，自然就聯繫和涉及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遺留案件。如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指出，發展安定團結是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如應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平反，為陶鑄、王鶴壽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懷對黨和革命的貢獻很大，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要批判康生的嚴重錯誤，等等。陳雲提出的這些問題，得到與會成員的熱烈擁護，也說出了習仲勛的心裏話。
中央政治局常委認真討論和研究了與會代表提出的意見，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由華國鋒代表中央對這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決定：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動;所謂“二月逆流”是林彪一夥對幾位老帥的誣陷;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冤案平反，並指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康生、謝富治的罪行應當揭發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加以處理，有錯必糾。
習仲勛和與會代表對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見，感到滿意。二十七日上午，習仲勛在中南組會上發言，認為對天安門事件和彭德懷等其他許多重大問題的處理解決得很好，這對今後工作將起重要作用，是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很大動力。他認為自己的老戰友彭德懷功大於過，建議中央在提到其錯誤的措詞時應更輕一些。他還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第一次開得這樣好的會議。大家暢所欲言，敢講心裏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他頗為激動地說：“我十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會了，參加這次會議心情非常舒暢，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針對會上許多老幹部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鬥尚有意見時，說：“我們經受了很大鍛鍊，不要計較個人，要多為黨做工作。老幹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為我們黨培育的好傳統、好作風，傳給下一代。”他根據華國鋒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扔然沒有就實踐標準問題明確表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次會議上不講兩句，恐怕不好。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對實際工作關係很大，外界議論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堅持實事求是，希望華主席最後講一下。”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王全國和薛光軍三人缺實非常活躍。十二月三日，在許多同誌的發言都轉到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和醞釀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等問題時，王全國除在會上旗幟鮮明地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認識外，並宣讀了習仲勛和他及薛光軍三人寫給華國鋒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這次會議上要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他們對中央領導核心層中的個別領導人仍然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表示不放心，擔心會影響全國的安定團結。
王全國讀完他們三人的信後，得到中南組絕大多數同誌的支持，參加會議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簽名。於是，這封信在上報中央政治局的同時，也全文刊登在會議的簡報上。這無疑對會議討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習仲勛還在會上提出設立中央秘書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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