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收到這封信後，出了一頭冷汗，開始不敢給習仲勛看，卻又不敢隱瞞。沒想到，習仲勛看完信後非常重視卻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會主任會議上宣讀了這封信，並稱讚：“這封信寫得好，還可以寫得重一點。下麵幹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他給麥子燦覆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來信很好，對我們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負責幹部目前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我表示誠懇接受。”他還委託前去惠陽幫助地委整風的劉田夫，同麥子燦麵談，請劉田夫幫助地委切實解決麥子燦所反映的問題。
為了活躍黨內民主生活，進一步把黨內民主空氣發揚起來，習仲勛同省委常委研究後，把這封批評信印發給各地、市委和縣委，並附上他給全省縣以上黨委和省直局以上單位負責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麥子燦同誌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警醒過來。”“希望各級黨委在討論時聯繫實際，看看在實事求是、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和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等方麵，存在什麽問題，應當採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糾正缺點，改進作風，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習仲勛給麥子燦的覆信和致全省領導幹部的信連同麥子燦的信公開見報後，在全省特別是惠陽地區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普遍認為，習仲勛同誌對群眾的批評意見採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使群眾增強了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敢於講真話的勇氣。隻要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真正這樣去做，充分發揚民主，活躍黨內生活，各項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陽地委組織幹部認真學習討論了習仲勛和麥子燦的信，對照檢查了住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等方麵存在的問題，製定了整改措施，實事求是地修改了原來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計劃。
習仲勛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很好地處理了這件事，在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中，一時傳為佳話。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葉劍英講到發揚民主時專門提到這件事。他說：
這裏，我還要提一下習仲勛同誌。同誌們從報上大概都看到了廣東惠陽地區一位基層幹部寫給習仲勛的信和習仲勛同誌的覆信。習仲勛同誌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別人講話、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同誌學習。我們有些同誌，嘴裏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麵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隻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對於這種人，我們要勸他們好好看看習仲勛同誌的覆信，讀讀“葉公好龍”的故事。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廣東省委接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習仲勛和分管工業和農業的負責人參加會議。
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十分重視，一是他已多年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議了，二是最近調研中形成的關於廣東發展的新思路，也要借這個機會向中央匯報，以取得支持。為此，他主持召開了四次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會議的匯報材料。十一月九日，習仲勛等赴京參加會議。
十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同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一樣，按地區劃分為六個組，每組指定四個召集人，輪流主持會議。習仲勛這次隨廣東省被劃到中南組參加會議，召集人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同組的成員有鄧穎超、廖承誌、程子華等中南五省區和廣州軍區、武漢軍區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地點在第十四會議室。據王全國迴憶，習仲勛、薛光軍和他都是會議上的活躍分子，中南組也是比較活躍的一個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會議開幕式上講了會議的主要議題，即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並提出，會議在討論這三項議題之前，用兩三天時間先討論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華國鋒在講到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問題時說，西方和日本各國有一種強烈的動向，就是極力要同我們加強聯繫，積極要求發展和我們的貿易，想在中國打開市場。“他們在廣東搞了機械化養雞廠、手錶廠、電廠。國際形勢現在是很好的。正因為這樣……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善於利用這種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來大大加快我們的建設速度”。
華國鋒在這裏提到了廣東已開始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問題，對習仲勛和王全國等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組討論會上，習仲勛聯繫廣東省的實際做了發言。他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的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認為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反映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反映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當前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很好，實現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確實到時候了。國際形勢對我們也非常有利，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大好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加快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
從十一月十四日開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轉人討論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這兩個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會議討論後，絕大多數與會代表都不滿意。對農業生產具有豐富經驗的習仲勛，就這個問題做了多次發言。
十四日下午，習仲勛在發言中指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總的感覺寫得太散，沒有很好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有的部分“都是幾句口號，情況沒有講明，問題沒有講透”，發下去以後解決不了問題。如《決定》中說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具有巨大意義”。對此，習仲勛實事求是地指出：“這一段部符合實際，不要這麽寫。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不是經受了種種考驗?過去，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體現的不是那麽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和合作化時差不多，有些還不如合作化的時候。”他反思說，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遲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現在很有必要把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業情況做個基本的估 計”他還針對文件中的說法，強調指出：“以農業為基礎，不單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從曆史上來看，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後來修改文件時，接受了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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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活躍黨內民主生活，進一步把黨內民主空氣發揚起來，習仲勛同省委常委研究後，把這封批評信印發給各地、市委和縣委，並附上他給全省縣以上黨委和省直局以上單位負責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麥子燦同誌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警醒過來。”“希望各級黨委在討論時聯繫實際，看看在實事求是、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和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等方麵，存在什麽問題，應當採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糾正缺點，改進作風，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習仲勛給麥子燦的覆信和致全省領導幹部的信連同麥子燦的信公開見報後，在全省特別是惠陽地區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普遍認為，習仲勛同誌對群眾的批評意見採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使群眾增強了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敢於講真話的勇氣。隻要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真正這樣去做，充分發揚民主，活躍黨內生活，各項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陽地委組織幹部認真學習討論了習仲勛和麥子燦的信，對照檢查了住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等方麵存在的問題，製定了整改措施，實事求是地修改了原來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計劃。
習仲勛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很好地處理了這件事，在中央和省級領導幹部中，一時傳為佳話。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葉劍英講到發揚民主時專門提到這件事。他說：
這裏，我還要提一下習仲勛同誌。同誌們從報上大概都看到了廣東惠陽地區一位基層幹部寫給習仲勛的信和習仲勛同誌的覆信。習仲勛同誌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別人講話、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同誌學習。我們有些同誌，嘴裏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麵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隻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對於這種人，我們要勸他們好好看看習仲勛同誌的覆信，讀讀“葉公好龍”的故事。
■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廣東省委接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習仲勛和分管工業和農業的負責人參加會議。
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十分重視，一是他已多年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議了，二是最近調研中形成的關於廣東發展的新思路，也要借這個機會向中央匯報，以取得支持。為此，他主持召開了四次省委常委會議，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會議的匯報材料。十一月九日，習仲勛等赴京參加會議。
十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同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一樣，按地區劃分為六個組，每組指定四個召集人，輪流主持會議。習仲勛這次隨廣東省被劃到中南組參加會議，召集人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外交部部長黃華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同組的成員有鄧穎超、廖承誌、程子華等中南五省區和廣州軍區、武漢軍區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地點在第十四會議室。據王全國迴憶，習仲勛、薛光軍和他都是會議上的活躍分子，中南組也是比較活躍的一個組。【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會議開幕式上講了會議的主要議題，即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並提出，會議在討論這三項議題之前，用兩三天時間先討論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華國鋒在講到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問題時說，西方和日本各國有一種強烈的動向，就是極力要同我們加強聯繫，積極要求發展和我們的貿易，想在中國打開市場。“他們在廣東搞了機械化養雞廠、手錶廠、電廠。國際形勢現在是很好的。正因為這樣……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善於利用這種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來大大加快我們的建設速度”。
華國鋒在這裏提到了廣東已開始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問題，對習仲勛和王全國等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組討論會上，習仲勛聯繫廣東省的實際做了發言。他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作出的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認為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反映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反映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當前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很好，實現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確實到時候了。國際形勢對我們也非常有利，我們應當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大好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加快實現我國的四個現代化。
從十一月十四日開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轉人討論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這兩個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會議討論後，絕大多數與會代表都不滿意。對農業生產具有豐富經驗的習仲勛，就這個問題做了多次發言。
十四日下午，習仲勛在發言中指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總的感覺寫得太散，沒有很好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有的部分“都是幾句口號，情況沒有講明，問題沒有講透”，發下去以後解決不了問題。如《決定》中說我國農村人民公社，“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具有巨大意義”。對此，習仲勛實事求是地指出：“這一段部符合實際，不要這麽寫。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不是經受了種種考驗?過去，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體現的不是那麽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和合作化時差不多，有些還不如合作化的時候。”他反思說，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遲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現在很有必要把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業情況做個基本的估 計”他還針對文件中的說法，強調指出：“以農業為基礎，不單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從曆史上來看，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後來修改文件時，接受了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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