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兩次“反地方主義”牽涉麵廣，曆時時間長，複查起來非常困難和複雜。習仲勛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仍然關注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陳雲、黃克誠和習仲勛等人的關心過問下，中共中央於這年二月九日發出《關於為馮白駒、古大存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紀委《關於馮白駒、古大存同誌的問題審理意見的報告》，撤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誌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同誌原處分的決定，恢複他們的名譽。”這一案件複查後，一大批因古大存、馮白駒錯案而受牽連的地方幹部也先後恢複名譽，全省撤銷了原定處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屬於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幹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時，複查糾正了所謂“以馮白駒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陳恩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蓬荊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等案件。後來，經過複查，中共中央撤銷了對方方的處分，恢複了他的政治名譽。這宗曆時三十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錯案，終於得以徹底平反。
對習仲勛在為“反地方主義”這一錯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吳南生有這樣的評價：“習仲勛來到廣東以後，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對‘反地方主義’鬥爭進行複查。沒有習仲勛，我們當時很多話都不好說，也就沒法把平反‘地方主義’工作做好。”“習仲勛在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時，頂住層層壓力堅持複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落實了幹部政策。沒有他，廣東平反‘地方主義’冤假錯案就不會這樣有成就。實踐證明，習仲勛的做法是正確的，維護和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廣東局勢的穩定和團結。”
第30章 實現廣東工作重點的轉移
經過半年多的整風、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尤其是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後，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進一步解放，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逐步恢複和發揚，過去發展生產中許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確和運用。鄧小平在總結全國這一段工作時所說的“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話，正是廣東當時情況的寫照。也就在這個時候，習仲勛又率領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謀劃廣東發展的新思路，在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中，開始探索農村管理體製的改革。
■謀劃發展新思路
習仲勛在多年領導工作中，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到廣東工作後他仍然堅持這一傳統，經常深入基層，足跡遍及南粵大地。四月到廣東，五月就到二十三個縣了解熟悉情況，之後先後就許多專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通過一係列的調查研究思考和謀劃了廣東發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整風會議總結。上，習仲勛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進經驗，包括一些教訓總結出來，不要光坐在機關開會，聽匯報，一定要重視調查研究。”他以身作則，省委整風會議一結束，就驅車到廣東最南端、毗鄰香港的寶安縣調查研究。
七月的南國，驕陽似火，加上公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勞頓。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輩子的習仲勛，原本是很怕熱的，但此時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顧酷暑和勞頓，在省委書記王全國和《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輛七座的白色麵包車，向寶安駛去。
習仲勛之所以選擇乘坐麵包車，而不是小轎車或越野車，一是為了不脫離群眾，不使群眾與自己產生距離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縣委書記坐在一起，聽取工作匯報，了解情況。這輛麵包車一直伴隨著習仲勛，直到他離開廣東。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領導下鄉調研也都使用這種車型。
習仲勛一行進入寶安縣，看到的卻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公路兩旁雜草叢生，很多耕地撂荒。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迴憶：“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隻有一些老人、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在勞作。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到了寶安縣的深圳，更給人一種窮困的感覺。這是一座隻有兩條半街的邊陲小鎮，兩萬多人口，街道狹窄，房屋低矮殘舊，破破爛爛。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勛的心頭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寶安縣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邊陲小鎮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不同時期各種因素的影響，寶安的偷渡外逃人數居廣東省首位。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這裏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六萬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萬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點七，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麵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給邊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習仲勛到達深圳後，沒有急於聽取寶安縣委的工作匯報，而是要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人陪同他到農村看看。習仲勛一行先到寶安東路的羅芳、蓮塘、沙頭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邊走邊看。方苞向習仲勛介紹說，在香港那邊有幾千畝土地屬於寶安縣，由於“文化大革命”期問不允許勞力過境耕作，不準群眾過境探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雖然恢複了部分政策，批準一些人過去種糧食，但糧食收割後要靠人挑迴來，不準在香港出售。這樣，勞動力嚴重不足，香港那邊的很多田地都荒蕪了。
在沙頭角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上，習仲勛看見豎在街中間的石墩，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頭攢動，顯得一派繁華熱鬧，而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邊去買東西。看到這些，習仲勛心裏很難受，與方苞等人交談了很久。
方苞向習仲勛介紹了很多情況，特別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難時期這裏曾組織小額貿易出口，將獲得的外匯收人部分用以購買副食品幫助群眾渡過困難的做法，建議繼續搞，希望省裏支持寶安發展小額貿易。習仲勛了解情況後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幹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複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二幹部，對這些問題要“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在當時的情況下，習仲勛講出的這樣一番話，使周圍的人非常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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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習仲勛在為“反地方主義”這一錯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吳南生有這樣的評價：“習仲勛來到廣東以後，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對‘反地方主義’鬥爭進行複查。沒有習仲勛，我們當時很多話都不好說，也就沒法把平反‘地方主義’工作做好。”“習仲勛在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時，頂住層層壓力堅持複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落實了幹部政策。沒有他，廣東平反‘地方主義’冤假錯案就不會這樣有成就。實踐證明，習仲勛的做法是正確的，維護和調動了幹部的積極性，促進了廣東局勢的穩定和團結。”
第30章 實現廣東工作重點的轉移
經過半年多的整風、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尤其是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後，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進一步解放，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逐步恢複和發揚，過去發展生產中許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確和運用。鄧小平在總結全國這一段工作時所說的“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話，正是廣東當時情況的寫照。也就在這個時候，習仲勛又率領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開展調查研究，謀劃廣東發展的新思路，在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中，開始探索農村管理體製的改革。
■謀劃發展新思路
習仲勛在多年領導工作中，一貫重視調查研究。到廣東工作後他仍然堅持這一傳統，經常深入基層，足跡遍及南粵大地。四月到廣東，五月就到二十三個縣了解熟悉情況，之後先後就許多專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通過一係列的調查研究思考和謀劃了廣東發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整風會議總結。上，習仲勛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進經驗，包括一些教訓總結出來，不要光坐在機關開會，聽匯報，一定要重視調查研究。”他以身作則，省委整風會議一結束，就驅車到廣東最南端、毗鄰香港的寶安縣調查研究。
七月的南國，驕陽似火，加上公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勞頓。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輩子的習仲勛，原本是很怕熱的，但此時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顧酷暑和勞頓，在省委書記王全國和《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輛七座的白色麵包車，向寶安駛去。
習仲勛之所以選擇乘坐麵包車，而不是小轎車或越野車，一是為了不脫離群眾，不使群眾與自己產生距離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縣委書記坐在一起，聽取工作匯報，了解情況。這輛麵包車一直伴隨著習仲勛，直到他離開廣東。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領導下鄉調研也都使用這種車型。
習仲勛一行進入寶安縣，看到的卻是一片荒涼的景象，公路兩旁雜草叢生，很多耕地撂荒。據當時陪同視察的張漢青迴憶：“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隻有一些老人、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在勞作。精壯勞力都跑了，沒有人收割。”到了寶安縣的深圳，更給人一種窮困的感覺。這是一座隻有兩條半街的邊陲小鎮，兩萬多人口，街道狹窄，房屋低矮殘舊，破破爛爛。看到此情此景，習仲勛的心頭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寶安縣與香港山水連為一體，一橋(羅湖橋)相通，一街(沙頭角中英街)相連。邊陲小鎮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不同時期各種因素的影響，寶安的偷渡外逃人數居廣東省首位。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這裏有偷渡外逃行為的達六萬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萬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八點七，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偷渡外逃對寶安的經濟、思想、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麵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給邊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習仲勛到達深圳後，沒有急於聽取寶安縣委的工作匯報，而是要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人陪同他到農村看看。習仲勛一行先到寶安東路的羅芳、蓮塘、沙頭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邊走邊看。方苞向習仲勛介紹說，在香港那邊有幾千畝土地屬於寶安縣，由於“文化大革命”期問不允許勞力過境耕作，不準群眾過境探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雖然恢複了部分政策，批準一些人過去種糧食，但糧食收割後要靠人挑迴來，不準在香港出售。這樣，勞動力嚴重不足，香港那邊的很多田地都荒蕪了。
在沙頭角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上，習仲勛看見豎在街中間的石墩，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頭攢動，顯得一派繁華熱鬧，而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邊去買東西。看到這些，習仲勛心裏很難受，與方苞等人交談了很久。
方苞向習仲勛介紹了很多情況，特別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難時期這裏曾組織小額貿易出口，將獲得的外匯收人部分用以購買副食品幫助群眾渡過困難的做法，建議繼續搞，希望省裏支持寶安發展小額貿易。習仲勛了解情況後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幹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幹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複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二幹部，對這些問題要“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在當時的情況下，習仲勛講出的這樣一番話，使周圍的人非常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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