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學習討論的發展也不完全平衡。由於“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少數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認識，甚至有牴觸情緒。也有些單位對這個討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與己無關，沒有用處。
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勛在傳達貫徹四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針對這種情況明確提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許多地方還要補上這一課。”各級黨委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加深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自覺地、堅決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不僅領導機關要搞，基層也要搞，討論一定要結合實際，不要泛泛而談，才能討論得生動、深入，真正有所收穫。他還指示《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海南日報》等黨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或社論，闡述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他反覆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不管誰說的，不管是什麽本本，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於突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這樣，我們才能敢於獨立思考，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思想才能活躍起來，敢想、敢說、敢做，才能生氣勃勃。
這次真理標準討論補課活動，取得了很好成效。習仲勛還領導廣東省委把這一活動引人到全省的工業交通增產節約工作和全省農田基本建設等會議中，要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端正思想路線，解放思想，落實各項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他進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須和深入實踐統一起來，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意見。究竟誰的對，誰的不對，光在機關、會議上爭論，是不能真正統一起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到實踐中去調查研究，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在實踐中辨明是非，統一認識。”這場學習討論和補課極大地促進了廣東的改革開放。習仲勛後來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促進了我們解放思想，打破禁區，解決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問題”，“使我們各項工作重新走上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是一場意義極為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於我們端正思想路線，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和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對於促進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對習仲勛當年領導廣東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印象十分深刻。他們迴憶說，以習仲勛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促進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廣東幹部群眾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的問題、廣東的問題。廣東省經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使廣大幹部群眾擺脫了“左”的錯誤思想的束縛，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逐步深人，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進一步解放，紛紛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曆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習仲勛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使一大批冤假錯案得以盡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給廣東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在此之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也形成許多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題。因此，有步驟地解決這些問題，是一項十分緊迫而又重大的任務。在習仲勛來廣東之前，中共廣東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開始進行這一工作。但由於受曆史條件的局限，特別是“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黨的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還處於起步階段，廣東省平反冤假錯案的步子還不大。
習仲勛到廣東上任之後，在“就職演說”中公開表明：“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等。廣大蒙冤受屈者也對習仲勛寄予厚望，認為他本身就是“左”的錯誤的受害者，能夠體諒和理解受害者的處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訴書寄到省委，一宗宗駭人聽聞的案件提了出來。這一時期，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省委工作的重點之一。
習仲勛首先組織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和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委統戰部、省法院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央有關落實政策的一係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提出的落實幹部政策的要求開展工作。其次，他具體深入了解統戰部、政協、宗教和僑務等方麵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同時，依靠省紀委進行案件複查，逐一解決，加大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力度。
習仲勛不滿足於閱看省委信訪辦公室送來的信件。他指示秘書賈延岩經常去信訪辦查看人民來信，在接待室傾聽來訪者的申訴，外出抄寫要求平反的大字報。賈延岩迴憶說：“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剛結束的第二年，社會上民眾最強烈的要求莫過於平反冤假錯案。根據習書記的明確要求，在那個時期我去過最多的省委部門是信訪辦，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寫大字報。”
那時廣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條北京路街道兩旁，貼滿了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準備抄寫大字報的賈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眾剛貼出的大字報吸引住了。大字報說的是一件事關人命的血案。賈延岩看了後，出於同情和義憤，忍不住悄悄給這些人出主意，讓他們到省委信訪接待室直接申訴，並指點去省委的路線。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評，說他是感情用事，領導的秘書怎麽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鬧事呢!習仲勛聽了賈延岩的匯報後，嚴肅地說：“你沒有做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幹部怎麽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嗎?這樣的官在封建社會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習仲勛係統地聽取了省委統戰部關於全省統戰工作的匯報，並指示他們要認真落實黨的各項統戰政策。六月十八日，習仲勛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又專門聽取關於海豐問題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匯報。這兩個冤假錯案是“四人幫”的爪牙在廣東“文化大革命”期間製造的典型案例。
海豐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鄉。二十世紀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陸豐一帶開展農民運動，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有“農民運動大王”之稱。“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為了反對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海豐大反彭湃，誣陷彭湃是“叛徒”，殘酷迫害彭湃的母親及其親屬，大肆詆毀海陸豐農民運動，那些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幹部和群眾也受到打擊和迫害。同時，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網”，把在抗戰期間隸屬於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廣東南路黨組織打成“叛徒黨”。習仲勛對這兩個案件極為重視。不久，他在深入汕頭的調查研究中，進一步實地了解這兩個冤案的情況，督促有關部門加快糾錯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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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勛在傳達貫徹四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針對這種情況明確提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許多地方還要補上這一課。”各級黨委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加深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自覺地、堅決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不僅領導機關要搞，基層也要搞，討論一定要結合實際，不要泛泛而談，才能討論得生動、深入，真正有所收穫。他還指示《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海南日報》等黨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或社論，闡述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他反覆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不管誰說的，不管是什麽本本，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於突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這樣，我們才能敢於獨立思考，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思想才能活躍起來，敢想、敢說、敢做，才能生氣勃勃。
這次真理標準討論補課活動，取得了很好成效。習仲勛還領導廣東省委把這一活動引人到全省的工業交通增產節約工作和全省農田基本建設等會議中，要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端正思想路線，解放思想，落實各項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他進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須和深入實踐統一起來，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意見。究竟誰的對，誰的不對，光在機關、會議上爭論，是不能真正統一起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到實踐中去調查研究，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在實踐中辨明是非，統一認識。”這場學習討論和補課極大地促進了廣東的改革開放。習仲勛後來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促進了我們解放思想，打破禁區，解決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問題”，“使我們各項工作重新走上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是一場意義極為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於我們端正思想路線，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和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對於促進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對習仲勛當年領導廣東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印象十分深刻。他們迴憶說，以習仲勛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促進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廣東幹部群眾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的問題、廣東的問題。廣東省經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使廣大幹部群眾擺脫了“左”的錯誤思想的束縛，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逐步深人，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進一步解放，紛紛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曆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習仲勛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使一大批冤假錯案得以盡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給廣東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在此之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也形成許多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題。因此，有步驟地解決這些問題，是一項十分緊迫而又重大的任務。在習仲勛來廣東之前，中共廣東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開始進行這一工作。但由於受曆史條件的局限，特別是“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黨的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還處於起步階段，廣東省平反冤假錯案的步子還不大。
習仲勛到廣東上任之後，在“就職演說”中公開表明：“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等。廣大蒙冤受屈者也對習仲勛寄予厚望，認為他本身就是“左”的錯誤的受害者，能夠體諒和理解受害者的處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訴書寄到省委，一宗宗駭人聽聞的案件提了出來。這一時期，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省委工作的重點之一。
習仲勛首先組織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和省紀委、省委組織部、省委統戰部、省法院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央有關落實政策的一係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提出的落實幹部政策的要求開展工作。其次，他具體深入了解統戰部、政協、宗教和僑務等方麵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同時，依靠省紀委進行案件複查，逐一解決，加大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力度。
習仲勛不滿足於閱看省委信訪辦公室送來的信件。他指示秘書賈延岩經常去信訪辦查看人民來信，在接待室傾聽來訪者的申訴，外出抄寫要求平反的大字報。賈延岩迴憶說：“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剛結束的第二年，社會上民眾最強烈的要求莫過於平反冤假錯案。根據習書記的明確要求，在那個時期我去過最多的省委部門是信訪辦，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寫大字報。”
那時廣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條北京路街道兩旁，貼滿了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準備抄寫大字報的賈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眾剛貼出的大字報吸引住了。大字報說的是一件事關人命的血案。賈延岩看了後，出於同情和義憤，忍不住悄悄給這些人出主意，讓他們到省委信訪接待室直接申訴，並指點去省委的路線。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評，說他是感情用事，領導的秘書怎麽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鬧事呢!習仲勛聽了賈延岩的匯報後，嚴肅地說：“你沒有做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幹部怎麽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嗎?這樣的官在封建社會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習仲勛係統地聽取了省委統戰部關於全省統戰工作的匯報，並指示他們要認真落實黨的各項統戰政策。六月十八日，習仲勛和省委有關負責人又專門聽取關於海豐問題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黨問題的匯報。這兩個冤假錯案是“四人幫”的爪牙在廣東“文化大革命”期間製造的典型案例。
海豐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鄉。二十世紀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陸豐一帶開展農民運動，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有“農民運動大王”之稱。“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為了反對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海豐大反彭湃，誣陷彭湃是“叛徒”，殘酷迫害彭湃的母親及其親屬，大肆詆毀海陸豐農民運動，那些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幹部和群眾也受到打擊和迫害。同時，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網”，把在抗戰期間隸屬於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廣東南路黨組織打成“叛徒黨”。習仲勛對這兩個案件極為重視。不久，他在深入汕頭的調查研究中，進一步實地了解這兩個冤案的情況，督促有關部門加快糾錯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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