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日,習仲勛還安排省委書記、省委紀委書記李堅真就落實幹部政策問題,在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作專題發言。李堅真在發言中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凡屬冤假錯案的堅決平反,凡屬應糾正的堅決糾正,錯多少糾多少。會後,按照習仲勛的指示,省委批轉了李堅真的發言,要求全省各地認真貫徹落實。


    七月十一日,習仲勛再次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聽取統戰工作的匯報,專門就落實政策作出指示。他說,民族資產階級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最大,做統戰工作的同誌要知道這種情況,他們被查抄的財物、被擠占的私人房屋,要按黨的政策辦事,該退賠的就要退賠;對錯劃的右派分子,要堅決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認真解決海南、韶關等地的國營農林場與少數民族社的山林土地糾紛問題。他要求,把國家撥給少數民族地區的款項專款專用,說這樣“能辦許多事,幾年就可以把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搞起來”。習仲勛重視政協工作,提出統戰部要通過政協這個組織,做好聯繫各方麵群眾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幹部安排到政協去工作,不要老說他們的缺點,要多看他們的成績;對黨外老知識分子,不要再提他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直接稱“黨外老的高級知識分子”。他要統戰部門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分布情況搞清楚,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並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憲法辦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傳科學道理和無神論的自由。關於僑務工作,他要求統戰部也要管僑務政策的落實。他還要求列席會議的省委組織部、省計委、省公安局、省財政局、省僑務辦、廣州市委統戰部的負責人認真貫徹會議精神,協助落實好各項統戰工作政策。


    習仲勛注意抓了一些影響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莊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眾的讚譽。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廣州人民以各種方式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其中突出的一個是廣州半導體材料廠的青年工人莊辛辛。他於四月七日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公開寫信說:“支持鄧小平!打倒張春橋!支持鄧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鄧小平!打倒江青!”“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革命人們的心中!”“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不要閹割的馬克思主義!”莊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鬥,按“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習議研究莊辛辛案件,決定為其徹底平反。習仲勛參加會議並講話說:“‘文化大革命’時,莊辛辛還是個小孩子,他這樣關心國家大事,我們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這樣的人,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這樣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是不簡單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當天,中共廣州市委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人參加的大會,省委書記李堅真受習仲勛的委派出席大會,宣布為莊辛辛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廣東省為莊辛辛案件公開平反,在全國處理同類案件中是較早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冤案平反,對“二月逆流”、天安門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各地落實政策的工作,使廣東徹底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錯案的決心更加堅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會上,習仲勛對全省各項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時,集中講了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他旗幟鮮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廣東的“一·二二”奪權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等,宣布因這些問題受到迫害、株連的人和事予以徹底平反。他還代表省委對廣東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遺留問題表明態度。


    習仲勛說,“文化大革命”中,黃永勝等人秉承江青一夥的旨意,在廣東成立專門機構,“審理廣東地下黨”,揪“南方叛徒網”,目的就是要反對和否定周恩來。他鄭重地宣布,因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誌都應當平反昭雪;抗戰時期廣東黨組織是在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領導下從事革命鬥爭的,是我們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南方叛徒網”本身就是一個冤案,應該徹底平反;全國解放前活躍在廣東各地的人民武裝隊伍,都是黨所領導的革命武裝,在革命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廣東人民武裝稱為“土匪部隊”,完全是誣衊之詞,必須徹底平反;海豐發生的反彭湃事件,矛頭也是指向周恩來和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現在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顛倒了的黨的曆史要重新恢複過來,對在這一事件中瘋狂進行階級報複、殘酷殺害彭湃烈士侄兒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幾個民憤極大的兇手,交專政機關依法嚴懲。【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還再次強調了處理反右派鬥爭和“四清”運動中遺留問題的政策。他說,對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中央已發文件,明確指出凡是屬於搞錯了的,必須改正。廣東省應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錯多少糾正多少,全部錯了的全部糾正,不留尾巴。對在“四清”運動中有些同誌處分偏重和處分錯了的,也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運動中補定的階級成分,都不算數,應以土地改革時劃定的階級成分為準。


    習仲勛還特別對處理廣東所謂的海外關係“黑六條”問題提出要求。他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江青、張春橋就誣衊過去的“僑務政策都是反動的”,對歸僑、僑眷大加迫害。在極左路線橫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會出台了《處理有港澳海外關係幹部的六條意見》,在順德、台山等地試點後在全省推行。“黑六條”搞得人心惶惶。僑眷、歸僑、港澳同胞的親屬和有海外關係的幹部,同海外親人的正常通信聯繫,都被扣上“裏通外國”的帽子,海外親人匯來的養家僑匯,被說成是“特務經費”。“海外關係”成了莫須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關係的幹部和僑眷、歸僑被當做“特務”,橫遭打擊和迫害,製造了一批駭人聽聞的政治假案,在海內外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他強調,廣東是著名的僑鄉,華僑和僑眷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華僑具有愛國的光榮傳統,“黑六條”是反動的,應該徹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條”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同時,習仲勛對解決農村基層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處理的問題也提出要求。他說,由於極左思想的指導,錯誤地處理了一些幹部,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有打擊麵過寬、處分偏重的情況,傷害了一些同誌。對這些問題,該平反的平反,該糾正的糾正。各地、市、縣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縣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兩退一插”等運動中的遺留問題,也要一一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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