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上兩種意見爭執不下。七月四日，習仲勛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客觀分析了“屯昌教育經驗”，指出這是“左”的錯誤思想的產物，同時認為“屯昌經驗”與“四人幫”搞的“朝農經驗”不同，不能說是黑樣板，但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的，所以是錯誤的。不是說今後學校一點勞動都不搞。必要的時候也要到農村、工廠去勞動，但不能把學校搞成農場，搞成生產隊。那樣，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就學不好，就會影響人才的培養，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他明確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推廣屯昌經驗的後果來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經驗是省委總結、推廣的，責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誌。”習仲勛一切從實際出發，既分清是非、又主動承擔責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動了廣東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後來，習仲勛在迴顧這一段工作時說：“開展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當時沒有部署基層也開展討論，但對省委領導來說，是進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使我們在重大決策、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等方麵，都有了進步，作用是很人的。”
九月上旬，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連續舉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參加。習仲勛在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馬列和毛澤東的經典著作中，都有過明確論述。現在，弄清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大實踐意義的、針對性很強的問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對於我們肅清林彪、 “四人幫”的流毒，衝破他們設置的“禁區”，解放思想，拔亂反正;對於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時期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充分發揮理論的巨大指導作用;對於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發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加快四個現代化的步伐，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習仲勛和與會者一起，聯繫廣東的實際，用實踐標準總結新中國成立一十九年來的曆史經驗教訓。“文化大革命”前，廣東省農業發展比較快，糧食增長速度和人均糧食產量都比較高，魚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應比較充裕，主要是堅持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貫徹執行了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實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工副業，注重關心群眾的生活，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大搞唯心主義，形上學猖獗，動輒給幹部群眾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到處鼓吹要“剷除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將廣大農民當做“小生產者”對待，肆意侵犯和損害農民利益，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廣東農業發展緩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大家指出，現在幹部群眾對廣東農業上不去議論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們能夠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改進作風，就能加快廣東農業發展的步伐”。
這次學習討論會，“帶動了全省陸續開展了討論，對解放全省幹部、群眾思想，實事求是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報》九月二十日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進步伐》為題，報導了習仲勛主持召開的這次學習會。導語說，廣東召開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學習會，聯繫實際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習仲勛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要實踐意義的問題。這是見諸於報端的公開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第三位省級領導人。
這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不太明朗”，《紅旗》雜誌遲遲沒有表態。習仲勛後來說：
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人家早給你透過風，那些漏風也是從北京方麵來的……北京有同誌見到了我，說我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早了，你不表態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態度……我表態早點，我們也進行了討論.當時也發了通知，要下麵討論。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際上是跟“兩個凡是”對著幹的。黨內有同誌講，凡是毛主席決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說了的，或者毛主席劃了圈圈的，今後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也不能改動，這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會發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時候經常教導我們，馬列主義是發展的。……按“兩個凡是”辦，毛澤東思想不就停止了嗎?就像林彪所說的到了 “頂峰”了嗎?沒有的，還是要發展的。如果不發展毛澤東思想，用靜止的形上學的觀點看待毛澤東思想，那我們就不是真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
習仲勛這段話，說明了當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複雜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中，習仲勛盡管恢複工作不久，但他還是冒著再次被打倒的危險，在原則問題上堅定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堅持真理，直言不諱，顯示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畏氣概。
這次學習討論會後，習仲勛要求廣東各地聯繫實際，廣泛開展真理標準的學習討論活動。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隨即召開理論學習座談會，部署全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十月，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先後召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會。十月五日，習仲勛參加了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並講話強調：“當前正在進行的關於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意義十分重大”，“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衝破禁區，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就肅清不了，更談不上探討新的問題，也談不上安定團結，大幹快上。”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省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逐步由理論界擴大到地、市、縣領導機關。各級領導班子結合整風，聯繫如何把農業搞上去的問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同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和總結經驗教訓結合整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習仲勛不久後指出：“我們在這方麵表態早點，不但表態，而且組織大家討論，不僅省委討論、省常委討論，而且下麵的幹部、群眾也參加討論。”這樣，廣東就較好地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出現了思想比較活躍的局麵。
中共中山縣委十月份召開了兩天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討論會，縣委常委和部、委、辦、公社、鎮黨委的六十餘位負責人參加。縣委常委帶頭發言，與會者思想活躍。會後，這種討論會很快推廣到公社及生產大隊，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縣共開各種討論會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萬人參加。通過討論，幹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衝破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糧為綱”的框框，從實際出發發展生產，大膽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同時，還為六十多個被批判的所謂“暴發戶”、“莊園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先富起來。當時，像中山這樣的例子在廣東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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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習仲勛在迴顧這一段工作時說：“開展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當時沒有部署基層也開展討論，但對省委領導來說，是進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使我們在重大決策、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等方麵，都有了進步，作用是很人的。”
九月上旬，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連續舉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參加。習仲勛在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馬列和毛澤東的經典著作中，都有過明確論述。現在，弄清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大實踐意義的、針對性很強的問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對於我們肅清林彪、 “四人幫”的流毒，衝破他們設置的“禁區”，解放思想，拔亂反正;對於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時期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充分發揮理論的巨大指導作用;對於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發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加快四個現代化的步伐，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習仲勛和與會者一起，聯繫廣東的實際，用實踐標準總結新中國成立一十九年來的曆史經驗教訓。“文化大革命”前，廣東省農業發展比較快，糧食增長速度和人均糧食產量都比較高，魚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應比較充裕，主要是堅持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貫徹執行了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實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允許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工副業，注重關心群眾的生活，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大搞唯心主義，形上學猖獗，動輒給幹部群眾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到處鼓吹要“剷除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將廣大農民當做“小生產者”對待，肆意侵犯和損害農民利益，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廣東農業發展緩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大家指出，現在幹部群眾對廣東農業上不去議論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們能夠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改進作風，就能加快廣東農業發展的步伐”。
這次學習討論會，“帶動了全省陸續開展了討論，對解放全省幹部、群眾思想，實事求是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報》九月二十日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進步伐》為題，報導了習仲勛主持召開的這次學習會。導語說，廣東召開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學習會，聯繫實際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習仲勛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有重要實踐意義的問題。這是見諸於報端的公開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第三位省級領導人。
這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不太明朗”，《紅旗》雜誌遲遲沒有表態。習仲勛後來說：
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人家早給你透過風，那些漏風也是從北京方麵來的……北京有同誌見到了我，說我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早了，你不表態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態度……我表態早點，我們也進行了討論.當時也發了通知，要下麵討論。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際上是跟“兩個凡是”對著幹的。黨內有同誌講，凡是毛主席決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說了的，或者毛主席劃了圈圈的，今後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也不能改動，這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會發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時候經常教導我們，馬列主義是發展的。……按“兩個凡是”辦，毛澤東思想不就停止了嗎?就像林彪所說的到了 “頂峰”了嗎?沒有的，還是要發展的。如果不發展毛澤東思想，用靜止的形上學的觀點看待毛澤東思想，那我們就不是真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
習仲勛這段話，說明了當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複雜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中，習仲勛盡管恢複工作不久，但他還是冒著再次被打倒的危險，在原則問題上堅定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堅持真理，直言不諱，顯示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畏氣概。
這次學習討論會後，習仲勛要求廣東各地聯繫實際，廣泛開展真理標準的學習討論活動。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隨即召開理論學習座談會，部署全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十月，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先後召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會。十月五日，習仲勛參加了中共廣州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並講話強調：“當前正在進行的關於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意義十分重大”，“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衝破禁區，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就肅清不了，更談不上探討新的問題，也談不上安定團結，大幹快上。”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省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逐步由理論界擴大到地、市、縣領導機關。各級領導班子結合整風，聯繫如何把農業搞上去的問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同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和總結經驗教訓結合整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習仲勛不久後指出：“我們在這方麵表態早點，不但表態，而且組織大家討論，不僅省委討論、省常委討論，而且下麵的幹部、群眾也參加討論。”這樣，廣東就較好地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出現了思想比較活躍的局麵。
中共中山縣委十月份召開了兩天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討論會，縣委常委和部、委、辦、公社、鎮黨委的六十餘位負責人參加。縣委常委帶頭發言，與會者思想活躍。會後，這種討論會很快推廣到公社及生產大隊，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縣共開各種討論會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萬人參加。通過討論，幹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衝破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糧為綱”的框框，從實際出發發展生產，大膽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同時，還為六十多個被批判的所謂“暴發戶”、“莊園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先富起來。當時，像中山這樣的例子在廣東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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