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還十分關心基層的整風工作。夏日的南粵大地，烈日炎炎。習仲勛冒著酷暑，到梅縣、汕頭和惠陽地區檢查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他參加汕頭地委整風會議，在講話中指出，汕頭地區整風，要抓林彪、“四人幫”在海豐所製造的大反彭湃事件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這既是汕頭地區的問題，也是全省的問題，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強調各級幹部“要跟上形勢，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善於學習”，“各級領導班子的作風要來一個大轉變”“不搞主觀主義，一切問題都要經過調查研究，搞清情況才怍處理”。他鼓勵汕頭地區的幹部要團結一心，工作先走一步。
在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勛的正確領導下，廣東的整風運動區得了明顯成效，於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結束。這次整風，徹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使廣東思想混亂的局麵得到改變，對於把全省工作引導到正確方向上來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各級黨委和革委會、各個部門普遍加強了領導班子建設，密切了幹群關係。通過整風，恢複了黨在農村的正確路線，落實了中央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農業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各項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幹部群眾普遍反映，從整風中看到了省委的決心，增強了信心和幹勁。年底，習仲勛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中央匯報廣東的工作時，也把整風運動的做法和收穫作了全麵匯報。
對於這次整風，也有不同的聲音。整風中，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些人的發言講話還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的烙印，往往上綱上線，言詞有些過火。這樣就產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狀”告到了中央。中央經過研究後，於一九七八年八月由葉劍英委託胡耀邦寫信給習仲勛並省委各同誌，轉告他們說：“仲勛同誌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麵，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誌的工作。如果有同誌感到有什麽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誌談。”對此，習仲勛在省委的會議上說，從來信可知，不光是葉副主席一個人支持，是說“我們”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是支持整個廣東的黨員和群眾放手幹，隻要幹得對，中央就支持。葉劍英轉告的這幾句話，對剛恢複工作沒多久的習仲勛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勵和鞭策。
■旗幟鮮明地支持開展真理標準討論
粉碎“四人幫”兩年來，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逐步展開，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麵的根本問題上，幾乎都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發生尖銳衝突。經過政治上批判和組織上清理，社會政治形勢逐步穩定。現實向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繼續沿著“文化大革命”所實行的路線和政策前進，還是在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闢新的發展道路，迅速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一方麵在逐步謹慎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錯誤，一方麵在總體上還試圖繼續執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特別是當時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影響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複這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的抵製和強烈反對。
中國社會發展處在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兩種主張的激烈交鋒最終引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組織下，先於五月十日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此文。文章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事”的錯誤觀點，揭開了催生新時期發展的大討論的序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過“文化大革命”前後十多年磨難的習仲勛，雖然對毛澤東充滿崇敬，但他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義無反顧地堅定站在真理的一邊，是全國最早一批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張的省級領導人。
《光明日報》五月十一日的文章發表後，《廣州日報》和《南方日報》分別於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轉載。對這篇文章，各廳麵還存在著不同認識和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文章非常好，切中時弊;有的則認為是“砍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討論。在這種黨內思想極不統一的情況下，鄧小平於六月二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又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文章，從理論上迴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種種責難和疑問，堪稱是《實踐標準》一文的姊妹篇。
習仲勛以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深刻地認識到這場討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關注著全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展情況。六月三十日，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公議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指出：“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理論要與實踐結合起來，理論要指導實踐，實踐反過來又豐富這個理論，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麽用處呢?”
習仲勛說的確實如此，理論同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都早已論述清楚了的問題。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了當時關係全局發展的重大問題，不認真對待，正確解決，許多事情都無法繼續向前邁進。當時正在召開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六月底七月初，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會批判教育戰線上“左”的錯誤，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經驗”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個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在廣東省推廣的教育革命經驗，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左”的錯誤，提出要等學生“讀書務農”，要“把學校辦成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歪曲了學校的性質和任務。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幹出人才”的錯誤觀點，所謂“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幹”就是大辦農場、搞勞動，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曲解毛澤東關於主學與兼學的關係，與黨曆來提倡的教育方針是相悖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經毛澤東圈閱過的，由“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就無法改變，屯昌經驗仍然隻能說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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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廣東省委和習仲勛的正確領導下，廣東的整風運動區得了明顯成效，於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結束。這次整風，徹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使廣東思想混亂的局麵得到改變，對於把全省工作引導到正確方向上來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各級黨委和革委會、各個部門普遍加強了領導班子建設，密切了幹群關係。通過整風，恢複了黨在農村的正確路線，落實了中央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農業得到進一步恢複和發展，各項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幹部群眾普遍反映，從整風中看到了省委的決心，增強了信心和幹勁。年底，習仲勛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中央匯報廣東的工作時，也把整風運動的做法和收穫作了全麵匯報。
對於這次整風，也有不同的聲音。整風中，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些人的發言講話還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的烙印，往往上綱上線，言詞有些過火。這樣就產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狀”告到了中央。中央經過研究後，於一九七八年八月由葉劍英委託胡耀邦寫信給習仲勛並省委各同誌，轉告他們說：“仲勛同誌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麵，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誌的工作。如果有同誌感到有什麽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誌談。”對此，習仲勛在省委的會議上說，從來信可知，不光是葉副主席一個人支持，是說“我們”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是支持整個廣東的黨員和群眾放手幹，隻要幹得對，中央就支持。葉劍英轉告的這幾句話，對剛恢複工作沒多久的習仲勛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勵和鞭策。
■旗幟鮮明地支持開展真理標準討論
粉碎“四人幫”兩年來，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逐步展開，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麵的根本問題上，幾乎都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發生尖銳衝突。經過政治上批判和組織上清理，社會政治形勢逐步穩定。現實向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繼續沿著“文化大革命”所實行的路線和政策前進，還是在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闢新的發展道路，迅速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一方麵在逐步謹慎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錯誤，一方麵在總體上還試圖繼續執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特別是當時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影響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複這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的抵製和強烈反對。
中國社會發展處在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兩種主張的激烈交鋒最終引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組織下，先於五月十日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此文。文章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事”的錯誤觀點，揭開了催生新時期發展的大討論的序幕。【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經過“文化大革命”前後十多年磨難的習仲勛，雖然對毛澤東充滿崇敬，但他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義無反顧地堅定站在真理的一邊，是全國最早一批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張的省級領導人。
《光明日報》五月十一日的文章發表後，《廣州日報》和《南方日報》分別於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轉載。對這篇文章，各廳麵還存在著不同認識和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文章非常好，切中時弊;有的則認為是“砍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討論。在這種黨內思想極不統一的情況下，鄧小平於六月二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又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文章，從理論上迴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種種責難和疑問，堪稱是《實踐標準》一文的姊妹篇。
習仲勛以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深刻地認識到這場討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關注著全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展情況。六月三十日，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公議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指出：“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理論要與實踐結合起來，理論要指導實踐，實踐反過來又豐富這個理論，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麽用處呢?”
習仲勛說的確實如此，理論同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都早已論述清楚了的問題。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了當時關係全局發展的重大問題，不認真對待，正確解決，許多事情都無法繼續向前邁進。當時正在召開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六月底七月初，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會批判教育戰線上“左”的錯誤，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經驗”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個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在廣東省推廣的教育革命經驗，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左”的錯誤，提出要等學生“讀書務農”，要“把學校辦成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歪曲了學校的性質和任務。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幹出人才”的錯誤觀點，所謂“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幹”就是大辦農場、搞勞動，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曲解毛澤東關於主學與兼學的關係，與黨曆來提倡的教育方針是相悖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經毛澤東圈閱過的，由“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就無法改變，屯昌經驗仍然隻能說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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